一、匯率錨點:無大幅升值土壤,穩定性成關鍵屏障
日本通縮的直接導火索是廣場協定后日元3 倍級升值,而中國匯率機制與外部環境完全不同:
- 升值幅度天差地別:2025 年人民幣兌美元全年僅升值 3%,最高觸及 7.05 關口,較 2015 年的 6.23 僅溫和波動,與 “7 升至 2” 的 3 倍級升值毫無可比性。這種漸進式波動源于出口韌性與中美利差收窄的自然調節,而非外部強加的匯率協議。
- 政策調控筑牢防線:央行通過中間價引導、跨境資金監測等工具,將匯率波動率壓至近 10 年低位,徹底避免了日本式被動升值引發的購買力虛增。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申的,“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政策基調,從根源上阻斷了匯率驅動的通縮傳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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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估值:內外比價反轉,中國資產成全球洼地
日本通縮的核心誘因是國內資產泡沫破裂與海外資產廉價的強烈反差,而當前中國呈現完全相反的格局:
- 估值優勢凸顯:截至 2025 年 2 月,滬深 300 指數 PE 僅 12.6 倍,而標普 500 高達 27.4 倍,納斯達克更是達到 41.6 倍。這種 “內低外高” 的估值結構,與日本 1980 年代 “日經 PE 四五十倍、海外僅十幾倍” 的情況截然相反。
- 外資持續流入驗證價值:花旗、高盛等投行集體上調中國股票評級,2025 年恒生科技指數年內漲幅超 30%,印證中國資產并非日本式 “昂貴泡沫”,而是具備真實吸引力的價值洼地。即便樓市短期調整,也不存在東京房價曾達紐約 5 倍的極端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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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流動:有管理的開放,阻斷資金外流黑洞
日本 “不限制資金流出” 導致企業與家庭大規模海外投資(2022 年達 GDP 的 105%),而中國的資本賬戶管理形成關鍵防火墻:
- “宏觀審慎 + 微觀監管” 雙重防控:外匯管理局構建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在實現 90% 資本項目開放的同時,通過風險預警機制阻斷無序外流。2025 年上半年資本項下涉外收付款占 GDP 比重 41%,反映資金流動始終處于可控范圍。
- 貨幣留在國內形成循環:2025 年 M2 規模達 318.52 萬億元,央行降準釋放 1 萬億長期流動性,且通過 5000 億消費貸、3000 億科技貸等工具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與日本 “印錢全流海外” 不同,中國貨幣供應有效轉化為投資消費動能,為物價穩定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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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效能:主動調控 vs 被動應對,中國掌握主動權
日本通縮的悲劇在于泡沫破裂后貨幣政策失效,而中國展現出完全不同的政策韌性:
- 財政貨幣協同發力:2025 年新增政府債務 11.86 萬億元,疊加 0.5 個百分點降準、0.1 個百分點政策性降息,形成 “總量 + 結構” 的政策組合拳。這種主動發力與日本 90 年代 “零利率陷阱” 下的被動應對形成鮮明對比。
- 結構性改革激活潛力:通過科技金融、綠色金融等定向支持,2025 年經濟增長 5.3%,科技創新與消費提振成為新增長極。這與日本通縮期 “產業升級停滯” 形成本質區別,也讓 IMF 預測的 0.5% 核心通脹率,成為政策發力的空間而非通縮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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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短期壓力絕非長期通縮,信用貨幣時代有底氣
日本 30 年通縮是 “匯率升值 + 資產泡沫 + 資本外流” 三重偶然因素疊加的歷史孤例,而中國在這三個維度均具備防御能力:匯率穩、資產廉、資金控、政策活。
即便面臨短期物價壓力,也只是信用貨幣體系下的階段性調整 —— 正如 2025 年外資用腳投票增持中國資產所證明的,當資金無法外流、資產具備價值、政策精準發力,通縮便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所謂 “通縮 30 年” 的擔憂,本質是對歷史條件的誤讀。在 5% 增長預期、估值優勢與政策工具箱支撐下,中國經濟正走在與日本完全不同的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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