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曾國藩為何被叫曾剃頭？

曾國藩的評價從“曾剃頭”到“半個圣人”歷史變化似乎都在訴說那一場場無差別屠殺之后死者的無處安放的冤屈。或許這就是曾國藩被罵漢奸的緣由——湘軍屠殺背后的歷史語境與評價變遷

曾國藩傳

1864年7月，湘軍攻破天京（南京）后，展開了持續十余日的血腥屠殺。時人記載“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河尸首如麻”，甚至連平民婦幼亦未能幸免。這支被曾國藩親手編練的“仁義之師”，為何會在戰場上演變為無差別殺戮的機器？其統帥為何在清代被奉為“中興名臣”，又在現代遭遇道德審判？這一歷史悖論的背后，藏著政治、軍事、文化多重語境的復雜交織。

一、血腥屠城：湘軍暴行的結構性成因

1、湘軍的屠殺行為，首先源于軍事邏輯的異化

曾國藩的湘軍

作為非國家正規軍的地方團練，湘軍從創立起就面臨嚴重的后勤困境。清廷財政枯竭，允許湘軍“就地籌餉”，導致其依賴劫掠補充給養。1858年三河慘敗后，湘軍復仇心理爆棚，胡林翼坦言“此次殺賊，當令片甲不回”，為后期屠城埋下伏筆。安慶之戰中，湘軍圍城一年，城內易子而食，破城后“兵丁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實為長期壓抑后的暴力宣泄。

2、其次是意識形態的對抗激化

太平軍以“拜上帝教”否定儒家倫理，焚燒孔廟、毀壞族譜，觸動了士紳階層的文化根基。湘軍檄文《討粵匪檄》強調“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將軍事對抗上升為文明保衛戰。這種文化圣戰思維，使湘軍將士視太平軍控制區為“教化未及”的蠻夷之地，屠殺被合理化為民粹清洗。南京城破時，湘軍對留長發、穿太平軍服飾者格殺勿論，甚至“見發即殺”，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潔癖的極端表現。

湘軍對太平軍地區無差別屠殺

3、再者湘軍的組織結構埋下了紀律隱患

其兵源多來自湖南山鄉，將領以親友鄉黨聯結，形成“將必親選，兵必自募”的私軍性質。這種宗法紐帶雖增強凝聚力，但也導致指揮體系失效——曾國荃的吉字營在南京燒殺時，連曾國藩本人的“禁止擾民”命令也形同虛設。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記載：“城上四面縊不老廣賊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情殺死……哀號之聲達于四遠?！边@種失控的暴力，本質上是私人武裝缺乏現代軍紀約束的必然結果。

二、圣人名號的建構：傳統評價體系的雙重標準

1、清廷對曾國藩的推崇，建立在“衛道者”的政治定位上

清末重臣曾國藩

當太平軍席卷半壁江山時，八旗綠營不堪一擊，正是湘軍力挽狂瀾，重建了清廷的統治秩序。1864年上諭稱其“克復金陵，勛業彪炳，朝野同欽”，賜封一等毅勇侯，成為清代漢人官僚的巔峰。這種褒獎不僅是軍事勝利的肯定，更是對“忠君衛道”儒家倫理的制度性表彰——曾國藩的治家格言、理學修養，被塑造為士大夫的道德標桿，“半個圣人”的稱號（與孔子“大成至圣”相對），實質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具象化。

2、傳統史書的敘事策略也強化了這種正面形象

《清史稿》對湘軍屠城輕描淡寫，著重記載曾國藩“禮聘賢能，修明政事”的治世之功，將戰爭中的暴力歸咎于“賊勢猖獗”的被動反應。士大夫階層更關注其“內圣外王”的實踐：組建湘軍是“修身齊家”的延伸，辦理洋務是“治國平天下”的拓展。這種“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的實用主義思維，使屠殺行為在傳統評價體系中被邊緣化。

三、現代視角的轉向：從道德重構到歷史祛魅

曾國藩的箴言“五勤”

1、20世紀初，隨著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對湘軍的評價開始逆轉

革命黨人鄒容在《革命軍》中直指曾國藩為“漢人之公敵”，認為其屠殺是“助異族殺同種”的背叛。這種敘事雖帶政治動員色彩，卻開啟了重新審視湘軍暴行的先河。新中國建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階級分析，將湘軍定性為“地主階級鎮壓農民起義的工具”，屠殺成為其階級本質的體現。

2、當代歷史研究則更注重細節考證與多視角還原

通過挖掘《能靜居日記》《金陵省難紀略》等私人記錄，學者發現湘軍屠城具有明顯的系統性：破城前默許“城破后大掠三日”作為激勵，后勤部門參與搶劫分贓，高級將領對暴行持縱容態度。這種組織性暴力，打破了“失控誤殺”的傳統辯解。同時，社會學視角揭示，湘軍的屠殺行為與清代“嘉道中衰”后的社會戾氣、團練武裝的野蠻化存在歷史關聯，是舊制度崩潰期的暴力綜合征。

湘軍過后的屠城劫掠

現代人對曾國藩的“不齒”，本質上是價值體系的變遷：當人道主義成為普世標準，任何以“文明保衛”“恢復秩序”為名的濫殺，都難以逃脫道德審判。但這種批判不應陷入簡單的道德潔癖——正如陳旭麓先生所言，湘軍的崛起既是傳統士大夫的回光返照，也是近代化的催生婆。其身上交織的圣人情結與屠夫印記，恰是轉型時代的歷史隱喻：舊制度的拯救者，往往也是舊制度弊端的承載者。

四、文章結語：湘軍的歷史雙面性

站在今天的視角，我們既要承認湘軍在維護清廷統治中扮演的歷史角色，也要正視其雙手沾滿的平民鮮血。“曾剃頭”與“半個圣人”的形象并存，并非簡單的矛盾，而是不同歷史坐標系下的投影。當褪去意識形態的濾鏡，這段歷史留給我們的啟示或許是：任何偉大的事功，都不應成為踐踏生命的借口；任何道德的崇高，都必須接受人性的拷問。這正是歷史評價不斷演進的意義——在解構與重構中，逼近那個復雜而真實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