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南方各省,當清廷在關內搖搖欲墜時,一個出人意料的力量站在了反清陣營——作為清廷“自家人”的關外滿人。他們高舉“響應南方,勿使清帝東歸”的旗幟,用武裝斗爭切斷了清廷退回東北“龍興之地”的后路,成為辛亥革命中極具特殊性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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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反清力量的崛起,源于清廷兩百余年對關外滿人的系統(tǒng)性壓迫。
1644年清軍入關后,留守東北的“老親戚”與關內八旗的命運逐漸走向兩極:清廷為保留東北“兵源地”,推行嚴苛的禁關令,禁止關外滿人入關謀生、開墾務農,甚至派兵燒毀他們辛苦種下的莊稼,強迫其維持原始漁獵生活;同時,通過貢貂制度、打生烏拉等官營勞役,強制他們捕撈珍稀物種供貴族享樂,未完成定額便施以酷刑。更殘酷的是,關外滿人被視作“優(yōu)質兵員”,在三藩之亂、平定新疆等戰(zhàn)役中被強征入伍,索倫等部族士兵“九死一生”,卻從未獲得過戰(zhàn)后撫恤。
“享福不讓人享,送死讓人家上”的剝削邏輯,讓關外滿人長期掙扎在“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困境中,與關內享受恩養(yǎng)制度、過著“提籠架鳥”生活的八旗貴族形成鮮明對比。
晚清時期,清廷的壓迫進一步加劇:1905年,清廷將吉長鐵路修筑權賣給日本,吉林滿漢士紳聯合抗議,滿人領袖云祥以七旗產業(yè)抵押自籌資金修鐵路,卻遭清廷鎮(zhèn)壓;1909年《圖們江界務專條》簽訂后,鑲黃旗人張榕組織抵制日貨,反被清廷通緝。這些事件,讓關外滿人徹底看清了清廷“寧贈外邦,不予家奴”的本質,反清意識在滿人精英中迅速覺醒。
張榕、正黃旗人松毓創(chuàng)辦《吉林公民報》,一邊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一邊致信孫中山,稱贊其起義為“吊民伐罪”;鳳城正黃旗人鮑化南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國后組織“抗山荒”運動,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為后續(xù)斗爭埋下火種。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后,關外滿人的反清斗爭迅速規(guī)模化。張榕在奉天成立“聯合急進會”,明確將“響應南方,牽制北軍勢力,使清帝不敢東歸”作為核心綱領;鮑化南在鳳城集結四千余名滿族起義軍,以剪辮明志,號召“除莠黨而成新政”;正白旗人恒寶等人則提供資金支持,暗中策劃武裝行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起義始終刻意避免民族仇殺,嚴令“不得殺戮無辜旗人”,以“聯合滿漢蒙共建共和”為目標——他們的反抗對象,從來不是全體旗人,而是腐朽的清廷貴族集團。
盡管清廷急派趙爾巽、張作霖等人鎮(zhèn)壓,張榕慘遭殺害,鮑化南的起義也以失敗告終,但關外反清的火種并未熄滅:黑龍江旗人文璞策動學生逼走當地巡撫,吉林滿人恩溥、承志等人持續(xù)策動起義,讓東北的清廷勢力疲于奔命,徹底粉碎了清廷退回東北的幻想。
1912年溥儀被迫退位時,東北已無其立足之地;即便到1932年偽滿洲國建立,溥儀身邊也幾乎看不到關外滿人的支持。兩百余年的壓迫,早已消磨掉關外滿人對清廷的忠誠。他們以“勿使清帝東歸”的決絕,不僅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增添了關鍵力量,更以“滿漢蒙共筑共和”的主張,在近代中國民族革命史上寫下了耐人尋味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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