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8歲李玉琴探望溥儀，11年來首次同房，第二天哭著要離婚

他們都說，這是給皇帝和皇妃補辦的一場遲到了十一年的“洞房”。

屋子收拾得干干凈凈，被褥是新的，飯菜也熱乎。

可誰都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從這間精心布置的屋子里走出來的李玉琴，眼睛腫得像桃子，嘴里只有一句話，一句把在場所有干部都砸蒙了的話：“我要跟他離婚，馬上就離！”

時間是1956年的秋天，地點是撫順戰犯管理所。

屋里那個男人，是愛新覺羅·溥儀，曾經的皇帝，現在的戰犯。

說這話的女人，叫李玉琴，28歲，是他名義上的妻子，“福貴人”。

管理所的干部李福生一聽就急了，這哪是小兩口吵架那么簡單？

溥儀的改造是國家大事，他的家庭穩定，那也是改造成功的一部分。

這婚，不能離。

上面的批示很快下來，態度很明確：做工作，想辦法讓他倆和好，哪怕破例讓他倆多住幾天，也不能鬧到法院去。

可他們都低估了李玉琴。

這個女人，不是十一年前那個懵懵懂懂，被人推著走的小姑娘了。

又是一夜長談，沒人知道溥儀跟她說了什么，也沒人知道她心里又翻騰了多少舊事。

只知道第二天，她沒再哭，眼神冷得像塊冰，徑直走進了撫順市人民法院的大門，對著工作人員，一字一句地說：“我叫李玉琴，長春來的。

我是末代皇妃，我來，是請求和溥儀離婚。”

故事得從頭說起，從1943年那個春天說起。

那時候，李玉琴才15歲，在長春一個女子學校念書，家里窮，但日子有盼頭。

她壓根兒不知道，在偽滿洲國的皇宮里，她的照片正被一雙眼睛盯著。

溥儀的上一位妃子譚玉齡死得不明不白，日本人急著再塞一個日本女人到他身邊，好把他看得更牢。

溥儀心里明鏡兒似的，他不想再要一個日本監工，就提出要自己選個中國姑娘。

就這么著，一沓子學生照片送了進去，溥儀一眼就相中了照片里那個梳著兩條辮子，看起來老實本分的李玉琴。

就因為這么一張照片，李玉琴的人生被硬生生掰了個彎。

她被接進宮，封了“福貴人”。

聽著是富貴，可實際上，她就是個活道具。

溥儀對她沒什么感情，需要的只是一個“妻子”的名分來應付日本人。

他給她立了二十一條規矩，不許回娘家，不許有自己的想法，見了他就得下跪，說話做事都得按他的來。

那根本不是家，是個牢籠。

更荒唐的是，兩年多的時間里，她這個“妻子”幾乎沒跟溥儀有過真正的夫妻生活。

溥儀的身體和心理都有問題，他不需要一個女人，只需要一個擺設。

偶爾讓她去寢宮，也只是讓她坐在旁邊看著他，或者干脆讓她在地上給他按摩。

李玉琴后來回憶，那兩年，她甚至覺得溥儀對她的冷淡是件好事，因為這樣，日本人也覺得她沒啥利用價值，懶得在她身上費心思。

這樣的日子一直熬到1945年。

蘇聯紅軍打過來了，偽滿洲國頃刻間土崩瓦解。

溥儀像個沒頭蒼蠅，帶著一家老小倉皇出逃，想跑到日本去。

在逃跑的路上，他在機場被蘇聯人抓走了。

臨分開時，他只對李玉琴說了一句：“找個山溝溝躲起來，等我消息。”

李玉琴當時還真信了，她以為他會回來。

溥儀被抓走后，李玉琴也很快落到了八路軍手里。

新社會對她很寬大，審查清楚后，第二年就把她放了，讓她回家過老百姓的日子。

那時候，她才18歲，還分不清好壞。

有個報社記者來采訪她，三言兩語一“開導”，她竟然腦子一熱，當著大家的面說要“為溥儀守節”，還學著古人那樣，咬破手指頭寫了血書。

她以為自己這么做，那些皇親國戚會高看她一眼，能給她找個活干。

可她想錯了，那些人躲她還來不及，生怕跟溥儀這個“漢奸”“戰犯”沾上關系。

碰了一鼻子灰，李玉琴只能回到長春的娘家。

可日子更難了。

街坊鄰居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樣了，背后指指點點，罵她是“漢奸的老婆”。

“皇妃”這個身份，在過去可能是榮耀，但在新中國，就是個甩不掉的污點。

她找工作，沒人敢要；她想過安生日子，總有人拿她的過去當笑話講。

這十一年，她是怎么過來的？

一開始，她心里還念著舊情，覺得溥儀是她的丈夫，她得等著他。

她省吃儉用，攢下錢，還去撫順看過他幾次，給他送自己做的鞋和換洗的衣服。

后來，在政府的幫助下，她進了長春市的圖書館當管理員，總算有了一份正經工作。

她想，就這樣平平淡淡過一輩子也挺好。

可“溥儀妻子”這四個字，就像烙在她身上的印，怎么都洗不掉。

單位里評先進，沒她的份；有人想給她介紹對象，一聽她是誰，立馬就擺手。

她受的委屈，心里的苦，沒地方說。

她后來自己念叨：“這么多年，這個身份沒給我帶來過一點點好，連夫妻間那點事都沒有，帶來的全是沒完沒了的麻煩和白眼。”

所以，1956年那次探監，她是下定了決心要談離婚的。

可管理所的干部們一片好心，非要撮合他們。

那一晚，成了他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

李玉琴后來說，溥儀那時候好像變了個人，沒那么多規矩了，甚至還顯得有些笨拙和溫情。

事后，溥儀還小聲說：“沒想到這么好，說不定能懷上孩子。”

這話對溥儀來說，可能是改造后人性的復蘇。

可對李玉琴來說，這遲來的溫存，就像一滴水掉進了滾燙的油鍋，瞬間炸開了她十一年來積攢的所有委屈、痛苦和不甘。

天一亮，她就崩潰了。

這點溫情，怎么可能抵得過十一年的青春和煎熬？

這婚，必須離！

1957年2月，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離婚申請。

她的理由很充分：第一，兩人分居十一年，早就沒了感情；第二，年齡差得太多，根本不是一路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門婚事從一開始就不是她自愿的，是強加給她的。

溥儀那邊，在管理所干部的教育和李玉琴的堅持下，也想通了。

他親手寫了答辯狀，同意離婚。

他在信里寫道：“我想到她將來會有美滿的家庭生活，能安心愉快地為祖國工作，我是十分滿意的。”

這話里，有他改造后的覺悟，也算是一個男人對一個被他耽誤了青春的女人的最后一點交代。

1957年5月20日，法院的判決書下來了，準予離婚。

拿到判決書的那一刻，李玉琴感覺壓在身上十幾年的大山，終于被搬走了。

離婚后沒多久，經人介紹，李玉琴認識了在廣播電臺當技術員的黃毓蘭。

那是個普普通通的男人，待她真誠，不計較她的過去。

第二年，他們結婚了，后來還生了一個兒子。

李玉琴終于過上了她夢寐以求的生活——一個普通的妻子，一個普通的母親，走在街上，再也沒人投來異樣的目光。

幾年后，溥儀被特赦，成了新中國的公民。

有一次開會，兩人還碰到了。

溥儀主動跟她打招呼，他們像老朋友一樣坐在一起吃了頓飯，聊了聊各自的生活。

那時候，他們之間再也沒有皇帝和妃子，也沒有丈夫和妻子，只有兩個在時代洪流中各自找到了歸宿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