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亞實施的“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措施(簡稱“16歲禁令”),成為全球首個以年齡硬性劃分、全面封禁未成年人接觸社交平臺的舉措。這一禁令的出臺引起了各國高度關注,國內也有一些聲音呼吁要及時“跟進”,認為這是解決未成年人用網安全的好方法。中國具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未成年網民群體,近兩億未成年人的網絡保護問題是一項需要智慧、耐心與協作的系統工程。且不說澳大利亞的“16歲禁令”是否能真正達到保護目的,其做法首先就以保護的名義損害了未成年人的權利。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確指出,兒童(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有使用媒介的權利和享受文化、休閑、娛樂的權利。澳大利亞1990年就簽署了這一公約并成為締約國。2021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又發布了《關于與數字環境有關的兒童權利的第25號一般性意見》(簡稱“《意見》”),這一文件是對《兒童權利公約》在數字時代的補充詮釋。《意見》指出,包括數字網絡、互聯的設備與環境、虛擬與增強現實、人工智能、自動化系統、算法分析、生物識別和植入技術等的數字環境,以廣泛和相互依存的方式影響著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與權利。《意見》要求締約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克服數字排斥,確保所有兒童能平等有效地進入數字環境,強調各國應采取綜合措施平衡保護與賦能。中國在1991年也簽署了《兒童權利公約》,作為締約國必須遵守公約載列的各項權利。如果跟進“16歲禁令”這種“一堵了之”的措施,不僅違背公約,而且剝奪了未成年人獲取信息、表達自我和與社會連接的權利,將對未成年人的發展造成嚴重傷害。
社交媒體已成為數字時代的大眾傳媒,是未成年人獲取信息、享受文化、娛樂、休閑權利的重要媒介。以短視頻為例,2025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對七省/市8563名未成年人調查發現,未成年人了解國家大事、時事新聞的渠道排在前三位的是短視頻(77.2%)、電視(49.4%)、課堂教學或校內活動(41.7%)。可見,短視頻在各渠道中具有絕對優勢,比例超過排在第二位“電視”28個百分點,超過“課堂教學或校內活動”35個百分點;在對中西部學生科學教育狀況調查時也發現,課堂學習(76.5%)、看短視頻/視頻(66.5%)、看電視(47.0%)是中小學生獲取科學知識的前三位渠道。這說明作為社交媒體的短視頻已經成為未成年人獲取信息和學習知識的核心渠道和重要場域。《意見》專門指出:“在制定與數字環境有關的兒童權利的立法、政策、方案以及開發服務和培訓時,締約國應讓所有兒童參與進來,傾聽他們的需要,并對他們的意見予以適當重視”。因此,我們要充分傾聽未成年人的聲音,尊重未成年人的權利,理解未成年人的需求。
澳大利亞的這一措施忽視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其他影響因素,也忽視了家庭、學校等多元主體在促進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社交媒體方面的巨大作用。多項研究均證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受心理壓力、生活方式、人際關系、養育方式等多種因素影響,并且家庭干預、學校教育、社會支持系統等對預防和減輕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產生的負面影響均有重要作用。
例如,美國的凱澤家庭基金會2010年發布的《數字原住民:8-18 歲青少年的媒介生活》顯示,開放、平等的家庭溝通模式有助于減少青少年過度社交媒體的行為。中國的研究也發現,家庭功能不良、親子沖突多、父母對子女嚴厲懲罰、拒絕否認以及父母對青少年疏于監督和約束、遭到同伴拒絕、缺乏親密朋友等是導致青少年過度使用的重要因素。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近20年來多次對未成年人的互聯網使用行為進行研究,如玩網絡游戲、看網絡小說、看短視頻、用微信等。研究發現,未成年人無論使用哪種互聯網產品,其使用行為與生活狀況、心理狀態、人際關系狀態、家庭教養方式等均密切相關。例如,經常感到心理壓力大、親子關系差、學業負擔重、缺少傾訴對象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時間更長、頻次更高。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絕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否則可能導致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甚至產生“次生災害”。如剝奪弱勢群體通過社交媒體獲得豐富知識資源的機會,使弱勢群體陷入社交孤島被進一步邊緣化,造成信息閉塞、社交隔離,反噬教育公平與人格發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需要綜合施策,構建適合本國國情的本土化方案。面對社交媒體、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產品的快速發展,中國一直在探索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治理方案,也走出了獨具特色的中國道路。在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專門增加了“網絡保護”專章,明確多方責任,并推出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移動互聯網未成年人模式建設指南》等配套的法規、政策,對平臺運營、算法推薦、內容分級等做出系統規范,從頂層立法到專門規章,中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制度體系。各社交媒體平臺也進行了多元實踐探索,如上線未成年人模式、設置防沉迷系統、優化產品功能、開展未成年人陪伴計劃等。此外,教育、網信、婦聯、共青團等各方面也紛紛秉持家校社協同共育理念,共同采取行動提升未成年人的網絡素養。
系列措施體現了中國在治理未成年人用網問題上引導為主、技術賦能、協同共治、監管兜底的治理原則,這些“中國方案”既保障了未成年人權益又尊重其發展需求,也為全球未成年人網絡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要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這既為未成年人打開了通往知識、創新與世界的數字大門,也需要我們提供更加安全、健康、包容、公平的數字生態,如何引導未成年人用好社交媒體,已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課題。“放”與“管”相結合的治理思路成為必然選擇,唯有秉持“以兒童為中心”的治理立場,才能打出柔性引導與硬性底線相結合的組合拳,使未成年人真正善用社交媒體、樂享數字童年。
(作者系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2024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短視頻生態下少年兒童政治引領的創新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為:24SGC115)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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