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特工失蹤77年，孫兒在網上讀到篇文章才知道：我爺爺是地下黨

2008年某天，一退休老人連光榮心血來潮，他叮囑妻子張偉敏：

“你幫我把那三個字打上去看一看……”

連光榮叮囑妻子打的那“三個字”，是他一生都在追尋和探索的人——爺爺連德生。

連光榮很早就從奶奶陳三發口中聽說過爺爺的事跡，后來連光榮回憶：

“奶奶陳三發對爺爺的描述，總是那幾句話：浙江上虞人，在上海英商電車公司做過售票員，參加過“五卅”大罷工，去過蘇聯，是中共地下黨員……”

圖片來源于網絡

不過在1931年年底，連德生在寄給家里最后一封信后，就此失去了蹤影，陳三發一直在等丈夫回家，一直等到1969年她去世都沒等到，后來尋找連德生的重任就交給了她的兒子連信保，連信保1997年病逝后，這個任務就落在了連光榮頭上。

對連光榮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最艱難的任務。

一直到2008年，隨著國內互聯網的發展，連光榮才動了要從互聯網上尋找的心思，可就是這么簡單的一搜索，竟然真的出了奇跡。

1

早在1965年的時候，連家人就曾給國家有關部門寫信，詢問連德生的情況，可后來收到的信息卻是：

“查無此人。”

就從陳三發描述的情況來看，連德生無疑就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

從奶奶去世后，連信保、連光榮父子就踏上了追尋連德生的足跡。

不過，也因為關鍵的信息太少，連信保、連光榮父子幾十年的追尋，都抓不住一絲一毫的蹤跡，迫于生活的壓力，無奈只好暫時擱置。

2002年，連光榮再次前往上海，想先從爺爺工作過的上海查起。

根據奶奶的描述，爺爺連德生出生于1893年，因父親去世得早，十幾歲的時候就跟隨母親離開老家浙江紹興上虞，二十歲前曾在一家小商店當過幾年學徒，后進上海英商電車公司做售票員。

這么一查，其實反而有了結果，這一次，連光榮查到，爺爺是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被安排進入中央特科工作。

連德生差不多應該是在海英商電車公司工作期間，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和連光榮掌握的情況差不多。

與之同時的是，連光榮還了解到了一個新的情況：

“連德生是1935年在江西被國民黨當局抓捕。”

然而，連光榮查到這一步后，線索就又斷了，連德生被捕以后，到底是已經出獄，還是犧牲在獄中。

這一切都無從知曉。

連光榮后來接受采訪時還記得，當時很多人都潑冷水給他，大概是覺得找到的希望渺茫，但連光榮并沒有氣餒，而是接著找下去。

2008年，連光榮第一次動了用互聯網找爺爺的心思，他讓妻子張偉敏在搜索一欄輸入也爺爺的名字，一番搜索下來，真有了個發現。

有篇連載載于“鐵血社區”論壇小說《鐵血衛士》中，連光榮注意到了爺爺的名字“連德生”，他之所以能肯定這是爺爺，是因為小說中明確寫了“連德生”任“上海英商電車公司售票員”。

這與奶奶陳三發的描述是對得上的。

有了這個線索后，連光榮順著在網上搜索，又找到了一篇文章《伍豪之劍》，作者是河北大學教授王鐵群。文章中，明確提到了陳賡領導的“特科”二科的16位成員，排在最后一位的就是“連德生”。

近代史看得多的人，應當清楚，“伍豪”其實就是周總理的代號，“伍豪之劍”講得應該就是土地革命時期，周總理創建的中央特科。

連光榮迫不及待的給王鐵群教授寫信，詢問連德生的情況，然而王鐵群教授的話，無疑又相當于給連光榮潑了一盆冷水：

“關于連德生的資料不多，建議看《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和《大將陳賡》。”

2

從小說以及網上文章的刊載，連光榮大致上還原了爺爺三十年代前的情況。

連德生是1925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他表面上是上海英商電車公司做售票員，但私底下一直從事地下黨的工作，還參與過上海五卅運動，是英商電車公司工人罷工運動領導人之一。

根據資料記載，連德生在上海英商電車公司做售票員期間，因樂于助人，在公司里有著極高的人望。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連德生也因此離開了英商電車公司，因為目標太過明顯，組織上派連德生赴蘇聯留學。

應該指出的是，即便是在舉國白色恐怖的境地，連德生也沒有與家里人斷了聯系。

當時，我黨已經下定了決心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為了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周恩來決定成立以情報、保衛工作為主的中央特科，連德生被派去蘇聯，應當就是學習有關的技巧。

1928年，連德生回國，被安排進入中央特科工作，一開始是在陳賡領導的二科（情報科）工作，后擔任紅色保衛隊行動隊副隊長（紅隊）。

當時，深受中統信任的楊登瀛被指派為駐上海的特派員，楊登瀛在大革命時期，曾與我黨交好，因而在出任這一職務后，仍為中共工作，并提供了不少關鍵性的情報，幫助我黨地下組織化險為夷。

為了保衛楊登瀛的安全，連德生還做過他的保鏢，同時利用所處的地位，源源不斷獲取情報。

不僅如此，連德生還提供了兩名叛徒的情況，一個是白鑫、一個是黃第洪。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人按照最初計劃在海滬西區新閘路麥特赫司脫路(今上海泰興路)經遠里一處秘密機關開會。

在原定的計劃中，時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也要參加，但當天因有事未至，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并參與軍委領導的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長楊殷,江蘇省軍委書記顏昌頤,中央軍委負責兵運的那士珍,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

不料就在會議開始后不久，大批軍警便闖入會議現場，并按照名單捕人，在場所有人均被帶走。

在此事后，中央迅速開會商討對策，他們認為，敵人如此明確的直撲回憶現場，并且還是按照名單捕人，應該是事先就掌握了會議現場的情況，斷定了這當中有叛徒。

當時，楊登瀛通過關系，迅速查明了當時在會議現場的軍委秘書白鑫就是叛徒，并通過連德生將消息送出。

事后因營救計劃失敗，中央特科決定對白鑫展開鋤奸，連德生親自盯梢，終于等到叛徒白鑫出門，隨后埋伏的紅隊隊員一涌而出，將白鑫這個叛徒當場擊斃。

1930年5月，為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決定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中央特科安排下，大會順利召開，所有出席大會的代表均順利離開上海返回根據地。

始料未及的是，當時出席大會的代表中，有一人在離開后又悄悄返回了上海，并秘密投靠了國民黨當局成了叛徒。

此人就是黃第洪。

黃第洪是黃埔一期畢業，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大革命失敗后，被組織上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與左權、劉亞樓是同學，1930年4月回國。

與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是，黃第洪這個人吃不了苦，也經不起考驗，他在蘇聯求學期間，組織上給他的評價就很低，認為他與同學之間關系尖銳，政治方面僅僅及格，尚不能獨立從事領導組織工作。

1930年4月，黃第洪奉令回國，本來組織上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獨立到蘇北地區開展工作，但黃第洪革命意志不堅定，不愿意過刀口舔血的艱苦日子，在未經組織允許的情況下，就擅自從蘇北返回上海，不久后叛變革命，并打算出賣周恩來作為自己晉升的資本。

黃第洪先是以到蘇北后不久暴露為借口，向中央提出重新安排職務，他篤定周恩來在收到他的信后，絕對會親自來見他，但他萬萬沒想到，他剛把這一消息告知國民黨當局，楊登瀛就及時獲知了這一消息，并通過連德生將消息告知了中央特科。

當年7月，黃第洪被中央特科的紅隊（打狗隊）鋤奸。

因為行動迅速敏捷，就連國民黨當局也始料未及。

3

在處理完黃第洪叛變后，連德生就離開了上海。

至于為何離開上海，連光榮一開始也不明白，一直到后來他才知道，原來就在黃第洪叛變之后不久，顧順章也跟著叛變了。

顧順章不僅是中央特科負責人，還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他的叛變造成直接的后果就是，黨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直接暴露，

連德生作為與顧順章聯系比較緊密的人，當時被安排緊急撤離上海，至于去了哪兒，一開始沒有資料。

連光榮后來聯系上了《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的作者穆欣，只是穆欣也不知詳情，他建議連光榮找國家安全部打聽。

2008年10月、11月，連光榮連續給國家安全部寫了兩封信，談到自己是連德生的后人，希望了解祖父生平。

當年12月23日，國家安全部回信給連光榮：

“確認有連德生其人，但在長征時期犧牲了。”

當時，連光榮要求國家有關部門追認祖父連德生為烈士，但國家安全部要求連光榮先要證明自己是烈士的后人。

2009年初，連光榮前往祖父的老家浙江上虞，并在當地圖書館找到了《浙江上虞松廈鎮連氏家譜》，明確證實了連光榮的父親連信保正是連德生的次子。連光榮夫婦立即前往北京，將這些資料送到國家安全部。

就在國家安全部整理資料的同事，連光榮在網上搜索又有了其他線索。

根據連光榮妻子張偉敏回憶：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從網上的“中華抗日英烈網”里面發現了連德生的名字。之后我就查到了連德生的相片，跟我家先生（連光榮）很相像，所以我當時就想，這個人就是連德生，我當時很興奮，覺得爺爺找到了。”

“抗日英烈紀念館”中“英名永存”欄目第9頁有個叫“連得勝”（一旁寫著籍貫：上海）的名字，他于1935年3月6日與敵作戰時被俘，21日被害于江西贛州大余縣。

2009年3月初，連光榮動身前往江西大余縣，在當地黨史辦的幫助下，查閱了《大余革命史》，在該書第五章第一節“劉伯堅英勇就義”一文明確寫道：

“與劉伯堅烈士同時就義的有：贛南省軍區政治部秘書廖昔昆，贛南省軍區第六團參謀長陸如龍，中央辦事處交通科長連德勝，會昌貿易分局采辦主任王志楷。”

盡管名字上只差著一個字，但連光榮認為，“連德勝”就是他的祖父連德生。

連光榮在大余縣文化館工作人員幫助下，找到了1935年4月1日的《綏靖公報》，上面刊登了一則劉伯堅當年遇害的消息，這其中還包括一部分犧牲烈士的照片。

幸運的是，這些為數不多的照片中有連德生的。

“照片上爺爺右臂負傷，纏著繃帶，衣衫襤褸，但目光如炬，神態自若。”

看著眼前的照片，連光榮激動的眼淚也掉了下來。

原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副主任凌步機稱：

“通過他們反復確認，包括他們的家譜，家族史料，特科的相關資料非常確切地證明，這個連得勝就是連德生，就是連光榮的爺爺。”

原來，當年連德生緊急撤離上海后，是去了江西的中央蘇區，當年更名為連德勝。同年年底，連德生給妻子陳三發寫了封報平安的信，當然他信中未提及自己一個字的情況，只是說自己很想念家里人。

這封信也成為連德生最后同家里聯系。

抵達瑞金后，連德生先是被安排在紅軍醫院擔任管理員，后來考慮到他在情報戰線工作多年的經歷，又調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交通科科員，專門負責情報轉遞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連德生奉令留在贛南打游擊，1935年3月6日突圍，連德生隨劉伯堅在江西大余、信豐交界處與敵遭遇，作戰時右臂負傷被俘，后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1964年，大余縣修建金蓮山革命烈士陵園，劉伯堅、連德生幾位烈士都被安葬在園內

“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蘇區，爺爺始終把對黨忠誠擺在首位，是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在了解了祖父的情況后，連光榮和妻子趕赴大余縣烈士陵園，代表已經過世的父親、姑媽向祖父敬獻了花圈，連光榮還從烈士陵園取了一捧土帶回了家鄉。

2009年6月24日，國家安全部在收到連光榮寄送的資料后，特意打了電話并告知：

“核查連德生烈士的工作已經啟動，請耐心等待。”

同年12月31日，民政部下發了《民政部關于批準連德生為革命烈士的通知》，連德生被授予了革命烈士的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