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授意蔣經國打造國民黨青年軍私家軍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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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結果，形成了一支國民黨軍事系統中的“新軍”——青年軍。

當時的宣傳把青年軍說成是國民黨軍隊的模范和榜樣，稱“青年軍是時代的產物，歷史的產物”。

青年軍最初稱為“青年遠征軍”，沿用了遠征軍的名稱。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由越南、泰國進犯緬甸，中國應盟國請求，曾派遣部隊十萬余人進入緬甸，協助英軍作戰，稱為“中國遠征軍”。1943年，陳誠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這支遠征軍就由陳誠系統掌握了。最初發起“學生從軍運動”，從軍學生先后組成了四個教導團，都被送入中國遠征軍服務。

所以在重慶召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會議”時，曾討論從軍青年編組成軍后的名稱問題，為了表示與遠征軍的區別，有人建議叫做“青年志愿軍”，當時蔣介石表示還是沿用“遠征軍”的名義比較妥當。

他說：

會議最后決定使用“青年遠征軍”的名稱。后來又去掉了“遠征”二字，徑稱為“青年軍”，以示有別于遠征軍的編制，成為一個獨立的系統。這是“青年軍”名稱的由來。

青年軍的組成包括軍事與政治兩個方面。

在軍事方面，于1944年11月4日，成立了青年遠征軍編練總監部，直屬于軍事委員會，負責辦理青年軍的編組與訓練事宜，由陳誠親信羅卓英擔任總監，黃維擔任副總監。為了培訓青年軍的干部，還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干部訓練團，蔣介石兼團長，羅卓英任教育長，選調各部隊優秀軍官予以短期訓練，分配到青年軍擔任各級軍事干部。

因青年軍規格高于一般部隊，所以其他部隊的軍官調到青年軍往往是降級任用。青年軍各師的師長人選大都由陳誠、胡宗南推薦，而由蔣介石最后決定。由于青年軍與遠征軍的淵源關系，所以在成立初期，青年軍在軍事方面受陳誠系統的影響很大。

青年軍共編為九個師，具體情況如下：

抗戰勝利后，編練總監部于1945年10月奉命撤銷。

在政治方面，則是建立青年軍的政工系統。

抗戰開始后，國民黨感到有恢復部隊政工權威的需要，于是成立了軍委會政治部，由賀衷寒擔任第一廳廳長，主管軍隊政訓和黨務。青年軍成立，按照一般情況，其政治工作應當由原有的軍隊政工系統來主持。但蔣介石既然要創建一支不同以往的“新軍”，也就不能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他決定讓蔣經國這個國民黨的“政治新人”主持青年軍的政治工作，獨樹一幟，另起爐灶。

于是蔣介石指示在軍事委員會干部訓練團內成立“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簡稱“政工班”），任命蔣經國為該班中將主任，以培訓青年軍的政工干部，為蔣經國下一步順理成章出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進行準備。

這一重要安排為蔣經國插手軍隊，控制青年軍鋪平了道路。

當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初起之時，蔣經國的表現比較平淡，遠不能和當時風頭正健的康澤相比。

但經過乃父面授機宜之后，蔣經國猛然意識到了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和建立青年軍的重大意義，于是開始積極部署，全力發動學生從軍，并籌建青年軍政工班。

按照當時的體制，青年軍政工班須同時接受軍委會政治部和青年軍編練總監部的雙重領導，但蔣經國既負有特殊使命，當然不愿受上述成規的束縛，所以他將青年軍政工班單獨拉出來，設在當時的復興關中央干校之內，以干校人員兼任干部，自成體系，自行其是，軍委會政治部和訓練總監部都無法干預，使之成為一個以蔣經國為中心的獨立王國。

青年軍政工班的學員也以中央干校學生為中心，凡是中央干校的從軍學生都直接轉送青年軍政工班。蔣經國又以青年軍政工班主任的名義，發出公函到各大專院校從軍征集委員會，要求在從軍青年中挑選優秀人員直接送往政工班受訓，并表示歡迎教職員從軍者進入政工班，將來擔負青年軍的政訓工作。

這些做法引起了外界的非議，認為“干校學生不是從軍，而是從干(做官)”，由此招致了當時擔任全國從軍征集委員會主任秘書，負責主持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康澤之不滿和干預。

康澤以從軍征集委員會秘書處的名義給青年軍政工班發出公函，告以政工班不得直接接受從軍青年，從軍青年應依照規定，由各征集委員會集中，送到部隊入伍，并通知各學校不得將從軍青年徑送政工班。

康澤還以糾正征集工作中的混亂現象為名，召開征集工作會議，批評政工班直接招收從軍人員，并規定直接進入政工班者，不在從軍之列，矛頭直接指向政工班和蔣經國。這是蔣經國和康澤的一次正面沖突。

在這個問題上，康澤雖然是名正言順，但蔣經國有恃無恐，不予理睬，只是派人象征性地在中央干校專修部征集了十幾個學生從軍，將其轉送重慶市征集委員會集中，略作應付，其他方面依然我行我素，康澤也無可奈何。康澤在中央團部一貫目中無人，獨斷專行，這次他終于領教了比他更加厲害的對手。

1944年12月，青年軍政工班第一期正式開訓，學員將近1000人，訓練期定為一個月。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報名從軍的122名學生全部進入政工班，作為其核心，分配在各大隊受訓，其他學員大都是三青團各級團部保薦的干部和優秀團員。

在一個月的訓練中，蔣經國又拿出了他辦理江西青干班和中央干校的勁頭，集中全部精力抓政工班的訓練，和學員吃住在一起，早晚進行升降旗儀式，每日進行“精神講話”和訓練講評，帶領學生進行各種集體活動。

在訓練中，蔣經國對學員提出了青年軍政治工作的原則：

為了表示官兵打成一片，他又特別規定青年軍所有政工人員，一律和士兵穿一樣的軍服，不戴軍階，一律和士兵同樣佩帶黑邊符號。通過上述這些表現，使政工班內很多學員感到蔣經國作風確實與眾不同，進而幻想今后以蔣經國為中心團結十萬知識青年，對國民黨從內部進行雷厲風行的改革，或許可以挽救民族的命運，遂決心追隨蔣經國，為其盡忠效力。

經過一個月的緊急訓練，青年軍政工班第一期宣告結業，立即分發青年軍各營地，準備接受各地從軍知識青年，編組成軍。蔣經國親自寫信給全體政工人員，謂“復興關下熱情的握別、歡送，依依不忍分離的情景，時刻縈回在我的心頭！為了革命的工作與事業，我們不能不分頭奔走去各就自己的崗位；為了國家民族，我們也不計較任何地位與待遇，堅決的走上前方去了！”

他對青年軍政工人員在各地的表現表示十分滿意，稱“這一個月來，同志們分發工作的結果，已經在新的部隊中開始了新的事業。據各方報告，青年遠征軍政工人員都有很高的工作情緒，這種積極向上的朝氣，確實令人欣慰！”

1945年初，正當青年軍政工班的工作緊張進行之時，突然傳來了贛南危急的消息，日軍有由湘入贛，進軍贛南的動向。當時蔣經國仍兼任贛南專員職務，因責任所系，即于1月16日由重慶飛返贛州，研究應變措施，部署當地緊急疏散。其行蹤立刻牽動了乃父的心緒。

28日，蔣介石急電贛州，督促其子即日離贛返渝，主持青年軍政治工作。

贛南乃蔣經國數年“心血之結晶”，他雖然在重慶擔任重要職務，但仍常常“心系贛南”，眼下贛南危急，許多急務有待處理，考慮到對外影響，也不便立即返渝。

這種心情他在此前致乃父的電報中就有所透露：

鑒于形勢緊急，蔣介石于2月5日再次下達催促返渝之手令，并派專機“美齡號”到贛州迎接。6日，蔣經國交卸專員職務，匆匆離贛赴渝。次日，日軍自湘大舉入贛，大庾、南康、贛州相繼淪陷。

青年遠征軍政治部于1944年12月成立，亦設于復興關中央干校之內，在形式上直屬軍委會政治部領導，并受編練總監部的監督指導。

1945年4月1日，蔣經國在重慶就任青年遠征軍政治部主任，胡軌為副主任，俞季虞為主任秘書，楚崧秋、陳元任秘書。

下轄九個師政治部，后來又成立了三個軍政治部，其負責人如下：

上述軍、師政治部主任多為蔣經國的親信，他們或者為中央團部副處長以上干部，或者為報名從軍的大學教授，其中又以中央干校的教職員為最多。如203師政治部主任余紀忠原為中央團部宣傳處副處長，被蔣經國認為是“青年軍中最精干的政工干部”。在青年軍政工人事方面，蔣經國最重視團級督導員，他賦予青年軍團級督導員以特殊地位，相當于一般部隊的師級政治部主任，希望他們能成為青年軍的核心，通過他們去掌握支配青年軍。

所以當時就有人認為，蔣經國對青年軍政工人員采取的是“以三青團中央干校分子為中心的政策”，由此形成各師、團、營、連的政工骨干，從而建立起青年軍的政工系統。

青年軍的政工部門不但自成系統，而且在編制上也遠比一般國民黨部隊的政工機構要龐大，功能也繁多復雜，處處顯示出它不同一般的獨特性。

蔣經國視政工為“軍隊的靈魂”，所以他特別重視青年軍的政治工作，一再強調要加強部隊的政治訓練。

他還根據蔣介石的有關指示，結合青年軍的特點，專門制定了《青年遠征軍政治工作綱要》，提出要使官兵養成以下四種精神：

還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四大任務：

上述四種精神和四大任務，就是青年軍政治工作的重點之所在，也是青年軍政工人員努力的目標。通過這種獨特的政治思想訓練，大大強化了蔣經國對青年軍的控制。

由于青年軍在長時間內一直沒有統一的指揮者，蔣經國作為青年軍的政工首腦，實際上變成了青年軍的“精神領袖”。青年軍的一些師長，如戴之奇、劉安琪、羅又倫等人，也加緊追隨蔣經國，成為所謂“太子系”中“青年軍派”的代表人物。

蔣經國為了建立并掌握青年軍曾煞費苦心，他后來自己承認：“自青年軍成立到復員，我為它花費了很多的心血。”

綜上所述，三青團與青年軍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青年軍中約有85%的官兵是三青團團員或國民黨黨員，青年軍成為三青團“在軍中有力之一環”。

在蔣經國的主持下，三青團與青年軍政工工作彼此合流，化為一體。據不完全統計，三青團干部與團員在青年軍中擔任政工干部者有287人，擔任軍事干部者為82人。

當時許多報名從軍，并擔任青年軍政工人員的三青團干部都意識到：他們是負有三青團的使命來從軍的，在青年軍工作，是三青團團務工作的繼續，要以辦三青團團務的精神，來做青年軍的政治工作，雖不具三青團之名，而有三青團之實。

通過建立青年軍，三青團在實際上突破了原先“軍隊不設團部”的成規，開始滲透到國民黨的一部分軍隊系統之中，從而擴大了自己的勢力范圍。不過在青年軍建立三青團的組織卻遇到了一些周折。

雖然青年軍中的三青團組織遲遲未能建立，但這并沒有影響青年軍參加三青團的各種重要活動。

青年軍成立于抗戰后期，陳誠曾宣稱“收戰勝之果，結戰勝之局，便是青年軍的責任”。

但由于日軍無條件投降，抗戰很快結束，所以青年軍未能使用于抗日戰場，便面臨復員和轉業的任務，這是許多人所始料不及的。

從青年軍形成的過程可以看出，青年軍與三青團的關系非同尋常，它是三青團團務的延伸和擴大，從某種意義上說，青年軍是以三青團為主體的一支“團軍”。

同時，青年軍也是蔣經國派系形成、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青年軍的成立，為蔣經國提供了進入國民黨軍事系統，并得以掌握部分軍事實力的重要機會。從贛南到中央干校，從三青團到青年軍，這就是“太子系”發展壯大的軌跡。贛南系、中央干校系和青年軍系等三股力量的不斷匯集，為蔣經國提供了主要的干部來源，形成了蔣經國派系的核心。“太子系”的實力在短時間內得到了迅速擴張，羽毛逐漸豐滿起來，這一切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強了蔣經國在三青團內的地位。

對此康澤憤憤不平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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