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大學上課沒人抬頭：老師和學生，都難

最近一年，某著名高校的老師宋明開始討厭講課了。

他害怕走進教室，上課鈴聲響到最后一秒，他才能做好心理建設。講到一半，他必須休息5分鐘，“出去喘口氣，調整一下心態”。

這樣的變化讓宋明感到挫敗，他稱得上是講課質量很高的老師，每年教學評估名列前茅，甚至有的學生連續4年都搶不到他的課，每次去外校講課，聽課的人常常從教室擠到門外。就連發到網上的講課片段，也收獲了超百萬播放量。

以前，他對于講課充滿激情，講課的一個半小時里，時間總是流逝得很快。但現在，課堂無比沉默，40個人上課，30個人全程對著電腦頭也不抬。他開始在內心把講課分為3個部分，如同800米長跑一般，每講完半小時，就告訴自己，“快了，快了”。

“我覺得我不是在講課，是學生們百忙之中抽空接見我，讓我給他們做匯報。”

韓劇《畢業》劇照

宋明面臨的困境是普遍的，雖然大學里一直有人不聽課，但最近兩年，不愛聽課的現象正變得越來越嚴重，甚至連坐在前排的同學都開始玩手機。

大學里，師生關系又進入新階段了。

使盡渾身解數后，

0人抬頭

為了吸引學生們的注意力，一群不甘心的老師正使盡渾身解數。

幾周前，在西北政法大學任教了13年的老師劉語熙，嘗試用中小學教學競賽的“激情澎湃”給學生們講課，她刻意提高嗓音，語氣飛揚：“昨天有一個事關注度非常高！都上熱搜了！你們知不知道呀？有沒有人能告訴我它是什么！”教室里傳來陣陣笑聲和小聲回應。

“終于！”劉語熙有些感動，學期都過去一半了，終于有人回應了。可是，當她從昂揚的語氣過渡到本應講解的理論后，大家又低下了頭，“該干嘛干嘛去了”。

《朝九晚五》劇照

而為了重拾課堂的活力，北京交通大學的教授王元豐更是掙扎了整整5年。

王元豐曾被調到其他工作崗位。2019年，他重返課堂講授《技術創新史》，卻發現“85個人，僅15人在認真聽講”。絕大多數學生成了“低頭族”，只顧埋頭刷手機。他本以為是自己脫離課堂太久，不太適應當下學生的需求

第二年，再次給本科生開設這門課時，王元豐下定決心改變這種現象。他覺得是手機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于是要求課堂上手機、電腦一律收起。因為要求嚴格，選課學生從第一年的85人，減少到第二年的78人，再到第三年的28人。

王元豐回想起那略有諷刺的一幕。第三年，教務處按照原本的課堂容量給王元豐分配了一個容納百人的階梯大教室，結果教室里只坐了25個人，“還全在后排”。在那間空蕩蕩的教室里，他感到自己作為老師的尊嚴盡失。“課上得實在太沒意思了”，強撐了一學期后，他和學校申請暫停課程。

沉淀一年后，王元豐準備了一個更與時俱進的課程《碳中和與第五次工業革命》，學生還是不聽。到了第五年，隨著AI的快速發展，他宣布課堂不再禁用手機，而是允許學生用AI學習知識，依然收效微弱。

重新講課的5年里，從禁用手機到放開手機，王元豐逐漸把PPT從100多頁縮減到了每堂課1頁，為了趣味增加了不少視頻，他還嘗試不斷向學生提問，設計課堂練習、小項目……即便如此，他還是需要三番五次整頓課堂紀律。

年年琢磨，年年受挫。王元豐無可奈何地告訴本刊，他“已經用盡了最大的力氣”。

“把手機收一下吧，

攝像頭會拍到你”

當老師們的“單兵作戰”敗下陣來，課堂里大面積的沉默終于讓校方也坐不住了，一些高校不得不開始采取更嚴厲的措施。

嘗試用“脫口秀”講熱點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后，劉語熙發現，教室后原本朝向正前方的攝像頭，“角度變斜了”。她知道，又有人正在遠處，默默注視著這個班級。

她走過去輕輕拍了拍一位正在打游戲的同學，“手機先收一下吧，攝像頭在上面，拍到你也不好”。

今年3月，西北政法大學率先行動。一夜之間，教室門口掛起了手機袋，學生上課必須“手機入袋”。教室里的攝像頭重新轉動起來，“抬頭率”“前排入座率”被實時記錄。

能夠360度覆蓋整個教室的4個攝像頭，從那時亮起了紅燈。進入教室，學生干部要先帶頭放手機，隨后，每個人都要“手機入袋”。

沒人愛坐前排，部分老師只能強制讓大家按照學號從第一排開始坐，并告訴學生“我也沒辦法”。早上8點的課往往是缺課率最高的，輔導員不得不在7點40分就到達教室，提前開始數人頭。

劉語熙提到，每個學院還會分時間段組織老師到中控廳參觀。那是一間階梯教室，墻上掛著一個巨大的LED顯示屏，隨機點開一個教室放大，“誰在玩手機，屏幕上是什么畫面，看得一清二楚”。

《陷入我們的熱戀》劇照

新政策出臺后，劉語熙感覺校園里的空氣都是緊張的。學一個月后，嚴抓的勢頭悄無聲息地淡去了，新到來的秋季學期，雖然學校仍在強調“三率”，手機袋也仍掛在教室門口，卻沒人再把手機扔進去。

半年過去了，嚴查“抬頭率”、加強手機管理的學校正變得越來越多。浙江財經大學、遼寧科技大學等多所高校紛紛出臺了“無手機課堂”“人機分離”等相關措施。11月，許多學生和老師還收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發布的問卷《關于大學課堂“抬頭率”問題的調查》，大學“抬頭率”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國家的重視。

在湖南省一所本科院校就讀的大三學生小魚說，他們學校從大一開始就強制收手機，每個班級有一個定制的、帶同學名字的手機袋，學習委員隨課程攜帶，每節課前掛在教室門上，課后再收走。對此，她和同學覺得“大學上得和高中根本沒區別”。

在江蘇省某高校就職的老師陳航也提到，他所在的學校近年來開始強調教室前三排的就座率，還更新了攝像頭的功能。每個老師在上課時，都可以在多媒體設備上記錄班級的“抬頭率”，“實時統計，誰低頭抬頭，數據都會變”。

陳航覺得這樣的辦法不會有太好的效果，“學生們聽課是用耳朵，而不是用眼睛，有時候他們低頭也在聽課”，如果不想聽，強迫他們抬頭也無濟于事。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對于大學聽課這件事，學生們有著自己的想法。

北京某“雙一流”院校新聞學院的學生林筱云也碰到過一名在課堂禁用手機的老師。不讓看手機，她只好拿筆記本自己玩飛花令默寫歌詞。

回想起大學3年，林筱云坦言，她始終沒把聽課看得太重。

大一第二個學期，她一共選了10門課，從不缺席的只有3門，其中還有一門課是“太極拳”，因為她打得太好，老師每次課都會表揚她。

剛上大學時，林筱云并沒有打算不聽課。她同樣渴望學習知識。只不過，上的課越多，她越失望。

哪怕是重點大學，一些老師講課還是和現實脫節。她選了一門與攝影相關的課，老師從小孔成像和膠片材質開始講的，連發射一艘民用火箭需要多少錢都講了，可到最后也沒怎么教大家攝影技巧和后期修圖技術。一名剛入職的新老師，原封不動拿教材自帶的PPT“糊弄人”。還有的老師，上來什么都不講就要求學生pre（做主題匯報），“一pre就是大半個學期”……

大學生有很多事要忙，下了課要完成各門課的作業、社團、實習、準備找工作，只能趁上課時間聊天、休息、趕工。

不過，低頭不等于不聽課。

哪怕去旁聽自己喜歡的課，林筱云也不抬頭。“我還是會習慣性拿出手機來看，一節課不同時做幾件事就難受，但我能聽到老師講了什么，老師提到的拓展內容我也會去搜索。”

還有些時候，林筱云會心疼老師。

一位老師頭發都白了，講課干貨很多，還會認真給每個同學的每次作業寫整整一屏回復。因此當課堂陷入長久的沉默時，林筱云就會抬起頭，主動回答問題。她認可一些老師的認真，但如果手上的事實在太多了，她也不會聽。

小魚的學校從大一開始就開始收手機，盡管如此，和林筱云一樣，該不聽的課還是不聽。

她非常討厭學校收手機、抓“抬頭率”的行為，也不理解老師們為什么對聽課問題憂心忡忡。“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要不要認真聽課是我們的自由，只要自己能承受這個后果，我覺得都無所謂。”

“你不再是他的唯一了” ，

大學課堂還有意義嗎？

兩年前，就有老師和宋明提到學生不抬頭的問題，當時他還不以為然，心想：“好好講課學生怎么會不聽？”直到他自己也陷入了同樣的困惑。

今年，王元豐在《中國科學報》公開發表了一篇名為《忍無可忍上課禁用手機后，選我課的本科生銳減2/3》的文章，瞬時引發了大量關注與討論。他這樣寫道：“我付出心血卻得不到學生尊重，學生對自己學習不負責任更讓我深深憂慮。如今的大學課堂，只能用發霉來形容了。”

評論區，有學生質疑他，現在還在講技術的發展史、講馬斯克，那課堂“確實是發霉了”。王元豐對此感到委屈，回顧歷史是課堂繞不開的內容，他的課堂內容也在努力與實際生活結合。他覺得，要求每個老師都像做自媒體一樣變著花樣、講段子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是不公平的，不是每位老師都擅長幽默。

劉語熙也為自己鳴冤，她的PPT“絕對不包漿”。每年，她都會花一整個寒暑假更新PPT，每周課前，也會拿至少兩小時重新備課。

但是現在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比以前多得多，對很多東西都不好奇了，哪怕有想了解的，他也可以看網課、看書，總之，“你不再是他的唯一了”。

除此之外，老師們普遍感覺現在的學生的確更加功利、現實，上每一門課都要先評估“有用”“沒用”。

宋明發現，學生們會認真花5分鐘記錄他講的知識點，在他用例子拓展、進行分析的時候忙別的。

很多人剛上大一就規劃好了考公、考研或者考編的路線，如果沒想清楚，那就迷茫了。

宋明也和學生聊過：“學生們生活在一種緊張兮兮的狀態里，他們最害怕兩件事情，第一是害怕自己選錯路，第二是害怕自己沒有充分利用時間。”所以他們習慣了多線程工作，也養成了“進度條思維”，恨不得能給老師的講課加倍速，直接把課堂剪輯為幾分鐘的切片。

入職大學5年的陳航也很唏噓，他回憶起工作第一年的激情，彼時他做了很多講課訓練：“爭取每節課都能從笑點、現實關心的問題平滑過渡到理論，并在下課鈴響起的那一刻講完最后一句話。”

他本以為學生會喜歡自己用心準備的課程，但結果因為期末考試設置的難度太高，學生們對成績不滿意，這讓他在評教中排了倒數。陳航坦言，最近兩年，多多少少會受到學生聽課狀態的影響，“心理上有點沮喪”，他已經不再有之前的激情了。

老師懷揣熱情授業解惑，學生渴望收獲知識與成長。可現實為何互相錯位呢？

這也是王元豐寫下那篇文章的初衷，有人勸他沒必要太較真，但他想呼吁更廣泛的討論，大學不應該只強調有用還是沒用，大學的課堂更不該這樣“發霉”下去。禁用手機的那幾年，他也曾期待學生與他辯論，一起討論更好的解決辦法，但學生們默默接受了一切，繼續沉默了下去。

王元豐承認，現在的教學模式“確實不合適了”，高等教育不得不變了。

與王元豐放開手機相反，宋明要在課堂禁用一切電子設備。他會買昂貴的本和筆送給學生，讓大家圍坐成一圈，“誰也別坐后排”。此外，他會把課堂“短視頻化”，把每節課拆分為4個20分鐘，每次講一個知識點、放視頻、討論、休息。

宋明說，如果老師固守曾經的教學方式，“結果就是雙輸”，他想徹底作出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