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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寫了一篇讀書隨筆,有四個感想,第四個是“從集裝箱這個故事來看,中國或許將成為未來全球制造業的終點”。
有好幾位讀者對小鎮的“終點”論提出批評或憂慮,擔心重蹈福山“歷史終結論”的錯誤,認為需要對技術進步保持敬畏,對內部可能存在的問題保持警惕,總之話不能說得太滿。
很感謝大家的意見,確實“終點”論要不得。小鎮真正想表達的是“終極”論,未來或許有一個超越中國的更強大的制造國,但無論是強大的中國,還是比中國更強大的另一個中國,都是當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噩夢”。
從近期一件事和今年一份海外研報說起。
一件事:日本央行宣布將于12月18日至19日進行下一次議息會議,目前已經基本確定加息25個基點;蹊蹺的是,日本新政府已經宣布要延續“安倍經濟學”,新發債高達11萬億日元。
既然要大規模發債刺激經濟,又為何選擇加息?難道是日本央行與日本現政府不對付、要故意拆臺?還是說作為美元“老鼠倉”,要配合美國接下來的降息動作,將更多流出美國的資金攔截在日本?
一份研報:來自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也就是“CSIS”,題目為《中國的經濟轉型:債務、人口、去全球化及2035年情景預測》,全篇共179頁,闡述對中國經濟當下以及未來10年的看法,這份報告發布于2025年9月,需要注意發布時機和之后幾個月的新變化。
這份報告很長,核心觀點認為中國正在告別“房地產引擎”的舊時代,在人口結構變化、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臨關鍵的發展方向抉擇,并站在美國視角,闡述中國為什么沒有采取西方“發錢促消費”的決策,認為是出于理念之爭、現實約束以及優先解決“卡脖子”問題的綜合考慮,未來決策重心是以先進制造業為核心的破局之路。
坦率地說,一份美國頂級智庫的重磅研報,竟只得出上述顯然的結論,還是體現了西方一貫的傲慢,但能夠醒悟過來,想清楚中國的道路與西方傳統理念不同,在美國已經很難得了。對比而言,國內有些身居一定位置的政策執行者,也不能正確理解國家決策方向,甚至對大眾產生了誤導,小鎮覺得,上周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政策宣傳解讀”,也需要加強對政策執行者的宣傳解讀。
回到這份研報,最終給出了兩個2035年預期的極端情景。
情景一:認為實現了生產力奇跡,通過技術優勢和無與倫比的規模效應,掌控全球價值鏈,提供了海量高薪酬就業崗位,自然帶動內需暴增,以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更加健康的稅收,實現了債務問題的軟著陸。
于是中國成為一個“超級德國”,一個以先進制造業為立國之本,擁有強大出口競爭力和高質量就業的超級強國。
情景二:認為中國由國家主導而非市場驅動的巨額投資,會導致出現災難性的投資過剩,最終僵尸企業和產能過剩極為嚴重,經濟陷入通縮的死亡螺旋,由僵尸企業債務問題引爆金融危機,而為了化解過剩產能向全球傾銷遭到了普遍抵制,于是中國陷入內外交困的嚴重局面,最終要比失落三十年的日本還要慘淡。
任何研報肯定要滿足贊助者的要求,尤其CSIS長期被美國政府贊助,為美國政府提供決策支持。所以這類研報重點是看論據和思路,至于結論不必太過當真,在小鎮看來上述兩個情景,無非是“中國產能沖擊論”和“中國崩潰論”的結合而已。
最終這份研報得出的結論也跟之前的分析存在偏離,結論是:2035年的中國,最可能的情景是外部強大、內部羸弱,呈現充滿矛盾的“雙軌經濟”。認為中國科技先進、產業強大、出口強勁、國家效率極高,但內部消費疲軟、服務業萎縮、長期通縮,以至于在大國崛起的同時,“工作難找、錢難賺、不敢花錢”等等。
這是一種非常莫名其妙的結論,因為這相當于否定了人類長期以來形成的國家強大的一切路徑。
難以理解當一個國家科技、產業、出口全面強大的情況下,什么情況才會導致如此強大的優勢獲得的利潤,竟然不能轉化為國民收入和消費?而結合研報全文,顯然是說,無論中國多么強大,哪怕壓著整個西方隨便打,也仍然要崩潰。
這也是美國近些年研報一大問題,任何理性的思維都要讓位于既定的結論。
日本加息發債和美國CSIS關于中國經濟未來的研報,只是一個引子,放在一起是因為總是拿日本碰瓷中國,這是一種很荒唐的思維。
日本加息發債在經濟學理論上說不通,這是因為經濟學總是設定理想化、沒有外部干擾的純凈環境。但現實中,日本想要發債,需要考慮日元的匯率穩定,只有通過央行適度加息,才能平衡匯率,而匯率穩定,對日本而言太重要了。
日本戰后提出了“吉田路線”,在經濟上實現了關鍵的思維轉變,徹底調整了日本的定位。按照傳統自給自足的眼光,日本作為島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這都是發展經濟的嚴重短板,但如果站在全球視角,轉變為一個全球性的貿易國,那么短板就成了長處,可以通過“大進大出”成為全球貿易樞紐和產業樞紐,于是就有了日本的“貿易立國”“產業立國”。
在這一調整下,尤其是美國從陣營對決的全局考慮,必須扶持日本,美國市場向日本企業全面開放,這就帶來了日本經濟的騰飛。從1955年到1970年,日本GDP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9.6%,到1968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需要注意的是,蘇聯當時并不統計GDP,所以還不能說日本在經濟上超越蘇聯。
1987年日本人均GDP超過美國,到了1995年更是成為全球第三。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并非日本經濟真的很強了,關鍵是匯率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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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日元兌美元匯率為240比1,1995年就高達80比1;日本人均GDP以美元計算,從1985年的1.18萬美元,激增到1995年的4.4萬美元,漲幅高達372%。
剔除匯率升值,實際上日本人均GDP以本幣計算,年均名義增長才不過2.1%,這才是日本經濟的實際增速。
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日本黃金十年,充其量是充滿金融泡沫的十年,自然也就沒有什么“失落的三十年”,不過是泡沫破碎之后的本來樣子。
大幅升值,也是日本主動而為,認為本幣升值有利于日本資本全球投資,還有利于日本進口。總的來說是經濟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只不過升值過于猛烈,導致巨頭壟斷,不利于新興企業的崛起,導致日本后來屢屢錯過關鍵的科技和產業變革,制造業的后繼無力,這才是后續所謂“失落三十年”的關鍵。
一個必然帶來的負面問題是:日本相對低端的產業和生產環節,必然轉移出日本,因為在日元大漲的情況下,導致日本人工等生產成本大增,根本無法與全球其他國家競爭。
這就是昨天介紹的《集裝箱改變世界》闡述的核心道路:集裝箱的迅猛發展,極大降低了全球物流的成本,于是生產可以在全球聯合進行,不再像過去一樣本地生產、本地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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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前幾年中國暫停從日本進口水產品,日本扇貝產業受到很大沖擊。但最大的沖擊并非中國不消費日本扇貝,實際日本扇貝出口到中國,主要是為了進行加工,加工完成后再出口到美國,日本是美國最大的冷凍扇貝出口來源國。
核心原因有二:
一是為了符合美國食品衛生標準。日本看起來干凈的食品加工廠,實際衛生條件達不到美國食品標準,只能選擇出口到中國符合衛生標準的工廠加工。
二是成本,這是全球化生產的核心。
日本扇貝雖然主要出口美國,但日本本土不具備批量化處理冷凍扇貝的能力,只能完成捕撈之后運到中國加工,然后再萬里迢迢運到美國。
這絕不是中國人工費用比日本低,而是依靠高效率、高衛生標準的現代化加工工廠,如果僅僅是人工價格低,那日本為什么不把扇貝運到越南去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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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產業鏈優勢,還能夠實現對產品的“物盡其用”,就如小鎮在《》闡述的,一只街頭十幾元的烤鴨利用的是鴨子產業鏈的最后部分,高附加值的鴨絨、鴨脖、鴨腳、內臟等等早就已經被分拆售賣了,剩下的鴨肉已經是添頭。
日本送到中國加工的扇貝,也可以被深度利用。
只要量足夠大、獲取成本足夠低,就一定有用途。比如2024年“農民日報”報道《海養貝產業——機械化和深加工之路有多遠?》,就提到三個方面的新嘗試:“制作以貝類和魚類標本為主的工藝品”“貝殼粉碎和煅燒后的深加工”以及“回收利用服務養殖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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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日本的扇貝等運到中國加工再出口美國,甚至美國阿拉斯加捕撈的海魚也要運到中國加工,然后再出口到美國;美國作為禽類養殖大國,過去還需要把美國生產的肉雞屠宰冷凍之后,運到中國的加工廠進行腌制、燒烤、包裝,再出口到美國。
然而就算這么來回折騰,仍然比在美國本土加工烤雞更便宜、更衛生、更標準化,這是沃爾瑪等大型商超特別在意的。
上述的核心,還是集裝箱推動的全球高效物流,讓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搞任何制造業,都必須挑戰全世界最具優勢對手。
雖然美國這些年港口效率提升緩慢,但中國效率大增,而且為了滿足這種新形式的來料加工,從1990年開始,全國設立了大量保稅區,目前有一百多個,主要分布在長三角、珠三角及內陸開放樞紐城市,一開始設立目的就是倉儲、轉口和加工,也就是以物流為核心。目前,保稅區正在向更高級別的綜合保稅區、自貿區轉型。
說到自貿區,就要提到即將在12月18日封關的海南自貿港。
有一個問題:全國有這么多自貿區,為什么還要布局整個海南島、三萬多平方公里?
從一個港口說起。
海南洋浦港是海南對外的樞紐,兼具全島封關運作“一線口岸”和“二線口岸”的雙重功能,目前登記在冊的國際船舶已達73艘,總運力達716.31萬載重噸,船舶登記數量和運力規模穩居全國自貿港(區)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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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需要如此龐大的船運力量,就是為了更大規模的轉口貿易做準備。
轉口貿易,這是新加坡的命脈。2024年轉口貿易額高達3800億美元,每年港口費、引航費、船舶維修費為新加坡提供了海量收入,更關鍵的是,通過轉口貿易,支撐新加坡的出口加工產業。
新加坡成為國際著名的轉口港,原理跟國內快遞類似。
比如山東的網友從天津的網店買了商品,有時候會看到,物流先向北送到北京,再從北京送到濟南,然后再到自己的城市,繞了一大圈。從單一商品快遞來看,顯然是不經濟的,但整體而言卻是經濟的,因為要根據物流體量建設區域物流中心,統籌調度。
新加坡就類似物流中心,各國的商品送到新加坡,就可以進一步優化配置,反而降低了整體的物流成本,而新加坡還具備出口加工的能力,一些基礎商品送到新加坡,完成加工后再出口,也能提高收益;此外還有原產地限制等其他因素,但主要還是綜合物流加工成本。
所以,如印尼向中國出口商品,看起來直航成本最低,但實際上多半還是要先送到新加坡,然后拼成一船在一起向中國出口;印尼作為全球最大的棕櫚油出口國,中國是印尼第一大進口國,但長期以來,印尼棕櫚油需要先送到新加坡,完成精煉之后再出口,類似的還有印尼毛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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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海南封關以及港口、配套制造業體系完善,以后如印尼棕櫚油、毛椰,就可以不用再運到新加坡,而是直接送到海南。
擁有3萬多平方公里、上千萬人口的海南,能夠成為超級轉口加工港,就繞過了新加坡這樣的中間商,周邊各國與中國進行最直接的貿易,進而通過中國融入更龐大的世界貿易體系。
2023年,僅在消博會上,就有五家油脂油料行業企業簽約落地洋浦。2025年8月“中國新聞網”報道,海南自貿港首票出口的2000噸食用植物油,就從洋浦出口,標志海南糧油加工產業正式進入國際市場,而這批出口食用植物油,就是使用進口原料加工生產,是典型的利用自貿港政策,搞“兩頭在外”的業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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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鎮一直說,海南未來可以繼續搞房地產,但能不能抓住自貿港的時代機遇,取決于能不能踏踏實實地把制造業搞起來。
海南只有擁有強大的制造業,才能夠成為世界級的轉口貿易港,以海南背靠全球第一制造國、第一消費市場的優勢,起碼應該對標新加坡才行,新加坡2024年GDP是5472億美元,海南只有1100億美元,差距就是海南應有的發展潛力。
但前提是不能再次掉入搞金融、房地產、博彩等快錢路線,而是扎扎實實搞制造業、港口物流以及人才教育,這才是根本之路,否則白瞎了“自貿港”的優惠政策。
所以就回答了開始的問題,雖然已經有很多自貿區、保稅區等等,但單一規模還是不夠大,不能夠支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體系,也只能搞搞相對單一的比如扇貝深加工等產業鏈,想要更進一步,就需要足夠的空間、人口,尤其是更多的優質港口。
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建立在強大武力基礎上。
最后,回過頭來:小鎮為什么說“中國或許將成為未來全球制造業的終極”?
首先,是國際物流成本尤其是中國內部物流成本的持續下降。
目前中國物流綜合成本還有很大下降空間,2024年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的14.1%,仍然太高了。
小鎮2024年寫過兩篇文章,一是年初《》,副標題是“降低整個中國至少5%的運轉成本”;二是年底《》,在這一篇末尾,小鎮認為“物流的數字化轉型,港口、大宗的整合以及遠洋貨運的國產化、縮小運輸服務逆差,將成為未來幾年的重點,也將納入編訂中的‘十五五’規劃”。
“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已經被納入“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卡點堵點”;“發展現代航運服務業”也成為“加強海洋開發利用保護”的重點之一。
其次,“物盡其用”,從國內拓展到全球,而在全球生產體系越來越復雜、分工越來越細的情況下,中國作為規模相當于整個西方的單一市場,優勢極為巨大。
不從事制造業生產,很容易對制造業的復雜缺乏直觀了解。
任何產品的協調生產,都是復雜工程。比如一件商品有一百多個部件,很可能來自十幾家配套企業,想要完成這件商品的生產,就需要十幾家協調好,任何一個部位的改動,都可能影響到全局,需要調整配合。
如果有一個供應商突然倒閉了,或者發現之前承諾的生產標準完不成,那又得重新協調甚至找新的供應商。
美國現在制造業、科研陷入困境,就是因為很多環節只剩下一兩個供應商,甚至一個都沒有,任何環節的卡頓都會導致整個生產流程被中斷。美國的火箭、飛機等就是典型,沒有合格的供應商、成熟的產業鏈和技術工人隊伍,技術圖紙無法變為現實的商品。
上述流程已經極度簡化了,實際上從設計、制造、物流、交付、安裝、使用、售后、再調整等等一系列流程,有大量復雜工作,意味著大量的會議、出差、磨合、爭吵、返工。
于是在制造業領域,購買高價值的生產設備后,不少企業會配套“送”一名工程師專門負責設備的售后維護,就是要減少消耗。
上述復雜流程在一個統一的經濟體內部完成,已經非常復雜了,一旦需要跨國、跨時區、跨制度、跨語言、跨文化交流,有多復雜可想而知。
顯然,從制造上,如果能夠把上述核心流程在一個國家內部完成是效率最高的,而在全球物流成本持續降低的情況下,這種單一市場內部的高效協同,優勢會越來越大。
中國不同于日本也在于,日本工業人口規模太少、盲目追求貨幣升值,不足以支撐低價值的產業,而中國不一樣,雖然人口結構正在變化、總體勞動力數量下降,但仍然存在海量60、70后勞動者,就必須保留大量低價值產業,而這也進一步提高了整體競爭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不愿意本幣過快升值的,不需要像日本那樣,為了發達的虛名、海外投資收益,10年內貨幣升值到三倍。
而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通過轉口貿易、制造業等搶奪大宗商品定價權,也不需要通過貨幣升值改善進口。就比如最近,中國進口原材料的總量其實穩中有升,但全球經濟不行,導致大宗價格下降,壓低了進口額。
上述,就是一個對西方而言的“恐怖”故事。
正如俄羅斯外長所言“中國通過西方國家設定的國際規則實現了對他們的超越”。西方商業競爭拼不過,軍事又壓不住,未來的路只有兩條:負隅頑抗之后妥協“投降”,或者干脆利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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