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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電動汽車制造商在泰國市場發起力度空前的價格促銷活動,將本土市場的競爭態勢延伸至海外。比亞迪、上汽集團、奇瑞汽車等品牌通過大幅調降售價、提供價格保障承諾等策略,迅速吸引泰國消費者關注。
比亞迪于10月將其在泰銷售的海豹車型價格下調最高38%,并承諾若年內進一步降價將向已購車用戶提供補償。
上汽集團亦將MG4電動車型售價降低27%。奇瑞旗下新車型Jaecoo J5則以促銷價預售,在交付周期達兩個月的情況下仍獲得近2萬份訂單。
市場反饋迅速顯現,相關中國品牌10月至11月在泰銷量同比增長均超20%,部分展廳客流量顯著上升。
這一趨勢正在改變泰國長期由日系品牌主導的汽車消費格局。
但激烈的價格競爭亦引發行業對市場健康度的擔憂。
泰國電動汽車協會高級顧問Krisda Utamote指出,頻繁降價可能導致消費者產生觀望情緒,延遲購買決策,進而加劇供需失衡。
同時,電動車制造商在泰國面臨的本地產量要求逐步提高、政府補貼逐步退坡等政策環境,可能進一步對價格體系形成壓力。
目前,泰國當局未對電動車市場的價格競爭采取限制措施。
基于此,我認為,如何在快速獲取市場份額與維持長期品牌價值、市場穩定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中國電動車品牌在泰發展的重要課題。
中國電動車企攜以比亞迪、上汽、奇瑞為代表的強大陣容進入泰國,帶來的首先是一套完全不同于傳統汽車巨頭的“游戲規則”。這套規則的核心,可以稱之為 “電動化智能生態體系”的降維輸出。
它不是單一產品的轉移,而是一種融合了極限成本控制、軟硬件快速迭代、直聯用戶需求與數字化服務的綜合性能力。
在中國這個全球最“卷”、競爭最充分的電動汽車市場里,企業早已被迫練就了一身適應快節奏、高強度競爭的本領。當它們走向海外,這種本領便轉化為一種凌厲的市場穿透力。
其中最顯性的武器,自然是價格。
比亞迪將海豹車型價格下調高達38%,上汽對MG4進行大幅調降,這背后絕非簡單的“賠本賺吆喝”,而是基于深度產業鏈整合與規模化優勢的戰略性定價。以比亞迪為例,其從電池、電機、電控到半導體,實現了高度的垂直整合,這意味著它對核心成本擁有驚人的控制力。這種控制力賦予了它在價格上擁有傳統車企難以企及的自由度。
傳統汽車巨頭,尤其是長期深耕泰國的日系品牌,其定價邏輯建立在成熟的供應鏈成本、穩定的品牌溢價和相對固定的年度更新節奏之上。
而中國電動車企的定價,更像是一種基于實時市場數據、供應鏈成本動態和競爭態勢的“算法決策”,靈活、敏捷,甚至帶有一定的“侵略性”。這不僅僅是在賣一輛更便宜的車,更是在推行一種新的定價哲學——汽車的價格可以像消費電子產品一樣,隨著技術迭代、規模效應和市場策略而動態調整。
這套新規則,擊中了泰國市場正在發生的消費轉向與政策窗口。
過去數十年,泰國市場幾乎是日系車的“后花園”,豐田、本田、五十鈴等品牌構筑了從生產制造、銷售網絡到消費者心智的完整壁壘。不過,在從燃油車向電動車轉型的歷史性十字路口,日系車企的轉身顯得相對謹慎和遲緩,原因嘛,更多是因為對原有龐大燃油車資產和利潤結構的路徑依賴。
當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一代和精打細算的城市家庭,開始尋求更智能、更環保、更具科技感且使用成本更低的出行方案時,中國電動車恰好提供了日系品牌未能及時填補的選項。
中國車型不僅在價格上構成沖擊,更在智能座艙、駕駛輔助、車聯網體驗等方面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感受,這種“體驗差”與“價格差”的雙重優勢,正在加速泰國消費者品牌偏好的遷移。
另一方面,泰國的國家戰略也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泰國政府雄心勃勃,旨在將自己打造為東南亞的“電動汽車制造樞紐”。
為此,它推出了一系列激勵政策,包括對進口電動汽車降低關稅、提供購車補貼,以吸引外國投資設立本地工廠。
這項戰略的本意是“以市場換產業”,先用優惠條件吸引成品車進來培育市場,再引導車企在當地生產,最終建立本土產業鏈。
而中國車企的迅猛攻勢,特別是激進的價格策略,在某種程度上打亂了這一節奏。
高性價比的中國電動車如潮水般涌入,迅速做大了泰國電動汽車市場的“蛋糕”,但也帶來了一個潛在風險。
過于豐富和便宜的進口選擇,可能反而延緩了車企在當地建立深度制造產能的緊迫性。
短期內銷量暴漲,長期看卻可能形成“補貼滋養進口、進口抑制本地化”的循環,這與泰國政府的初衷存在微妙的張力。
更進一步看,中國電動車企在泰國的競爭,其實質上是“定價權”上面的爭奪。在傳統汽車時代,定價權牢牢掌握在擁有品牌歷史、技術專利和復雜供應鏈體系的西方及日系巨頭手中。它們制定規則,主導利潤分配。
而中國電動車企通過電動化賽道,正在挑戰并重構這一權力結構。它們的定價不再僅僅基于物料和制造成本加上品牌利潤,而是基于對整個產品生命周期價值的重估。
一輛電動車的價值,不僅在于出廠時的硬件,更在于其整個使用周期內的軟件更新潛力、能源消耗成本、以及最終的二手車殘值。
中國車企正嘗試將這一整套價值計算方式植入市場認知。
當前的硬件價格下調,可以被視為獲取用戶入口的一種策略,為未來可能的數據服務、軟件訂閱、售后服務等長期盈利點鋪路。
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商業邏輯變革。
但任何一場激進的變革都伴隨著不容忽視的風險與副作用。
將國內“內卷”的競爭模式完全照搬到海外市場,很大概率會遭受“反噬”。
首當其沖的是品牌價值的長期塑造問題。
在泰國這樣的市場,汽車長期以來不僅僅是交通工具,更是重要的社會身份象征和耐用消費品。持續、大幅的降價促銷,固然能快速攫取市場份額,但也很容易在消費者心中烙下“廉價”、“不保值”的刻板印象。
一旦這種認知固化,將對中國品牌向上突破、進軍中高端市場形成巨大障礙。
品牌溢價的建立需要時間、技術沉淀和持續穩定的價值輸出,而非僅靠價格優勢。
其次,勢必會對當地產業生態的潛在沖擊。
健康的汽車產業不僅僅包含整車組裝廠,更包括成千上萬家零部件供應商、龐大的經銷商網絡、成熟的金融服務和二手車流通體系。日系品牌在泰國數十年的經營,已經培育了一個龐大且穩定的產業生態系統。
中國電動車企若僅以價格利刃切入,追求銷量的快速爆破,而不注重與本地產業鏈的融合與共同成長,可能會破壞原有的就業和產業平衡。
例如,如果本地零部件企業無法跟上中國電動車供應鏈的速度與成本要求,就可能被邊緣化;如果傳統的經銷商服務體系無法適應電動車的銷售和服務模式,也會產生摩擦。
這種“破壞性創新”雖然短期內有利于消費者,但若處理不當,可能引發當地社會與政策層面的反彈。
第三,正是開頭中提到的消費者心理的變化。頻繁、可預期的降價,會催生“等待型消費者”。他們看到價格在短短幾個月內大幅下調,便會形成“明天會更便宜”的預期,從而推遲購買決策。
這會導致市場需求被扭曲和壓抑,形成“車企降價刺激市場——消費者觀望等待——車企被迫進一步降價清庫存”的惡性循環,最終侵蝕整個行業的利潤基礎和健康發展節奏,對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是一種傷害。
而且,目前泰國政府對中國電動車持歡迎態度,因為這與它的電動汽車普及目標和吸引外資的目標一致。
但政治和政策的邏輯永遠服務于國家整體利益,如果中國電動車的大規模涌入被當地產業界視為對本土汽車工業(包括傳統的日系合資體系)的過度沖擊,或者如果貿易失衡加劇,那么政策的風向完全可能轉變。
泰國政府可能會提高本地化生產比例的要求、調整補貼方向以更傾向于本土制造的產品、或者設置新的技術或貿易壁壘。
這種政策風險是中國出海車企必須納入戰略考量的變量。
中國電動車在泰國掀起的這場價格風暴,其本質是全球汽車產業百年變局下,新舊力量在關鍵區域市場的一次正面碰撞與秩序異變。它既是技術路線更替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制造業體系能力的一次集中外溢展示。
這場競爭,短期內看的是銷量數字和市場占比的此消彼長;長期看的,則是誰能定義新時代的汽車價值標準,誰能構建起可持續的產業生態系統,誰能真正贏得當地消費者與合作伙伴的信任。
對于泰國而言,是一次有機遇但也布滿挑戰的產業升級。
它需要在利用外資技術激活市場與保護培育本土產業能力之間,找到平衡。對于中國車企而言,則是從“產品出海”到“技術出海”,再到“模式與標準出海”的城管檢驗。
價格戰只是序幕,真正的考驗在于,能否將在中國市場積累的硬核科技、產業鏈效率和商業模式創新能力,與泰國的本土國情深度融合,最終鍛造出不僅具有全球競爭力,更具有全球受尊重度的汽車品牌與產業典范。
這場發生在東南亞的“前哨戰”,其結果必將如漣漪般擴散,為全球汽車產業的未來格局寫下重要的注腳。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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