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媒體頭條，悉尼槍擊案致16死亡

文：難得叔

今天，全世界的媒體頭條都被悉尼邦迪海灘的槍擊事件占據。

澳大利亞悉尼邦迪海灘當地時間14日發生槍擊事件。

十六個生命永遠停在了那個陽光明媚的海灘，四十人受傷。

兇手是一對父子，父親薩吉德50歲，兒子納維德24歲。父親來自巴基斯坦，1998年移民澳大利亞，合法持有六支槍，超過十年，沒有犯罪記錄。

兒子是澳大利亞公民。他們向家人撒謊說“去釣魚”，然后開車前往邦迪海灘，那里正在舉行猶太光明節活動。他們開始有目的地射殺猶太人。

在混亂中，一名叫艾哈邁德的阿拉伯裔水果攤販從后面奪走了薩吉德的槍，并驅趕他離開。艾哈邁德也中了槍，所幸沒有大礙。父親薩吉德最終在與警方的交火中死亡，兒子納維德重傷，在醫院搶救。警察在他們家中發現了簡易爆炸裝置。

這是事件的基本輪廓。冰冷的數字，殘酷的事實。

▌從“普通人”到“屠夫”之間有多遠？

薩吉德，一個在澳大利亞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移民，經營著一家果蔬店，有妻子，有三個孩子。在鄰居和顧客的描述里，他可能是個沉默寡言但還算正常的人。他合法地擁有槍支，過去十年都是如此。一個沒有犯罪記錄的普通人。

警方說，大約從兩年前開始，他看一些反猶視頻，發表一些反猶言論。他的轉變，被認為與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有關。

這就是那條隱秘的、致命的線索。

全球的新聞推送里，加沙的苦難日復一日。

轟炸、廢墟、兒童的哭喊。這些畫面通過社交媒體，越過千山萬水，鉆進悉尼郊區一個果蔬店主的手機屏幕里。日積月累，無人疏導，無人對話。

正常的憤怒、同情與無力感，在信息的繭房和算法的助推下，可能悄然變質。它不再是針對某一政策、某一政府行為的批判，而是慢慢凝結成對一個古老民族的、無差別的仇恨。

于是，一個擁有槍支、生活或許并不如意的中年人，被他內心滋生的惡魔說服了。他把這仇恨傳遞給了自己24歲的兒子。失業不久、性格內向的兒子，或許正處在人生迷茫的當口，父親的“信念”成了他抓住的某種東西。他們計劃，他們撒謊，他們開車出發。從“普通人”到海灘上的“屠夫”，這條墮落之路，清晰得令人膽寒。

它提醒我們，極端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它需要養分，而今天的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制造仇恨的養分。

當遠方的戰爭和不義，被簡化為社交媒體上非黑即白的站隊和口號，當復雜的民族與歷史矛盾，被壓縮成幾分鐘的情緒化視頻，一些脆弱的心靈，就可能被點燃，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那些叫好的聲音，是更隱蔽的毒藥

事件發生后，在我們熟悉的互聯網角落里，出現了一些為這對父子叫好的聲音。理由很“直白”：他們殺的是猶太人，而以色列在加沙正做著“更壞”的事。

這種邏輯，是這次事件最可悲、也最需要被徹底批判的副產品。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點：被子彈射殺在邦迪海灘上的，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

已知的遇害者里，有當地的猶太教拉比，有二戰大屠殺的幸存者，有一個10歲的女孩，有一位法國公民。

他們是來海灘慶祝一個關于光明與自由的節日的普通人。他們不是以色列總理，不是國防部長，不是加沙地帶任何一名以軍士兵。他們絕大多數人，可能一輩子都沒去過以色列，更遑論影響其國策。他們只是遵循自己的信仰和傳統，在一個周末的傍晚聚會。

用加沙孩子的無辜，去“對沖”或“合理化”悉尼海灘上猶太孩子的無辜，這是一種冷酷的、泯滅人性的算計。

它本質上是在進行一場“無辜者受害程度”的荒謬比較。這種比較，恐怖分子在做（他們認為加沙的苦難賦予了他們對別處猶太人復仇的權利），而網絡上一些輕率的叫好者，成了這種恐怖邏輯的應聲蟲。

其次，這是一種極致的自私和懦弱。

為萬里之外、自己毫不相干的血案叫好，成本為零，還能在虛擬的社群中獲得一種扭曲的“道義存在感”。

這就像躲在一個絕對安全的角落，對著他人的悲劇拍手稱快，并幻想自己參與了某種“正義的復仇”。

這種聲音，除了進一步毒化本已污濁的輿論空氣，助長社會分裂，不會有任何建設性作用。它不會讓加沙多運進一車糧食，不會讓任何戰爭停止一秒。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讓屏幕后面那個叫好的人，獲得片刻廉價的精神慰藉。

恐怖主義的真正可怕之處，不僅在于它奪去生命，更在于它試圖推廣一種邏輯：因為你們群體中的一部分人作惡，所以你們整個群體都不再享有作為人的基本權利，都可以被無差別地消滅。

如果我們默許、甚至贊同這種邏輯，那么今天它可以被用在猶太人身上，明天就可以被用在任何族群、任何信仰、任何國家的人身上。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共存底線，將蕩然無存。

▌英雄與幽靈：人性的一體兩面

在這場悲劇中，除了兇手，我們還看到了人性截然不同的兩面。

一面是極致的黑暗與扭曲。父親帶著兒子去殺人，這是對親情最可怕的褻瀆。他們有計劃地欺騙家人，這是對信任的踐踏。他們向聚集的人群開槍，這是對生命最徹底的漠視。他們被自己虛構的“宏大敘事”所吞噬，變成了行走的幽靈。

另一面，是耀眼的勇氣與光芒。那個名叫艾哈邁德的阿拉伯裔水果攤販。請注意他的身份——阿拉伯裔。在兇手那套扭曲的敘事里，他或許本應是“盟友”或至少是“旁觀者”。但他沒有。他看到有人行兇，便從背后撲了上去，奪槍，搏斗，中彈。

他的行動沒有任何猶豫，基于的是最樸素的良知：不能看著無辜的人被屠殺。他的勇敢，直接阻止了更大的傷亡。州長說他是英雄，救了許多人的命，一點不為過。

艾哈邁德的存在，是對所有簡單化仇恨敘事的一記響亮耳光。他告訴我們，人的價值不在于他的族裔、信仰或出身，而在于他在關鍵時刻的選擇。

人性的光輝，能穿透一切人為制造的種族與宗教隔閡。他是這場黑暗事件中，最值得被銘記的希望之火。

同時，還有那些在現場照顧傷者的居民、游客和救生員。槍聲還在響，救生員們依然在海浪中營救落水者。普通人敞開家門，讓陌生人進來躲避。這些細微之舉，是文明社會在災難面前最本能的反應，是維系我們不至于墜入野蠻深淵的柔軟繩索。

▌當仇恨成為流行語，我們都是失語者

這次事件，以及事件后在網絡空間泛起的那些惡意的漣漪，迫使我們反思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的公共話語，怎么了？

巴以沖突是復雜的、沉重的、充滿歷史血淚的悲劇。它值得嚴肅的討論、深刻的批判和基于人道主義的強烈關切。

但是，當這種討論在社交媒體上，日益演變為貼標簽、站隊、詛咒和蔓延至全球的無差別仇恨時，我們就已經輸了。

我們輸掉了理性，輸掉了共情，輸掉了就事論事的能力。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巴勒斯坦人的苦難，都應當被看見、被記錄、被尋求正義。這是兩件并行不悖、且都應該堅持的事。

但這一切，絕不能成為在悉尼、在倫敦、在紐約街頭，襲擊一個普通猶太裔老人或孩子的理由。

也絕不能成為我們在鍵盤后，為這種襲擊叫好的借口。當我們把對一國政府政策的批評，偷換為對一個古老民族的污名化；當我們把對一地人民苦難的同情，扭曲為對另一地無辜者受害的默許，我們實際上已經墮入了與極端分子相似的思維深淵，只不過，他們用的是子彈，我們用的是字符。

子彈能殺死肉體，而那種充滿仇恨的字符，殺死的是我們共同的人性，和我們社會的理性根基。

▌寫在最后：愿海灘上只有浪聲，沒有槍聲

邦迪海灘，曾是陽光、沖浪、歡笑和自由的象征。如今，它的名字與一場針對特定族群的屠殺聯系在一起。那些倒在沙灘上的人，再也看不到大海的日出。那個10歲女孩的父母，余生都將活在那個血色黃昏的噩夢里。那位大屠殺幸存者，躲過了納粹的魔爪，卻最終倒在了和平年代的澳大利亞海灘。這是何等的諷刺，何等的悲哀。

那個勇敢的艾哈邁德，身體會康復，但他經歷的那個恐怖瞬間，也會長久留在記憶里。而那對釀成慘劇的父子，一個死了，一個重傷，他們的家庭也隨之破碎，他們的親人將背負巨大的痛苦和恥辱活下去。沒有贏家，只有無盡的悲傷和撕裂。

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連接又高度分裂的時代。

遠方的戰火，可以瞬間點燃近處的仇恨。我們輕易地劃出“我們”和“他們”的界限，卻忘了在最基本的生命尊嚴面前，人類本是一個整體。

這篇文章，無法阻止已經發生的悲劇。它或許也說服不了那些鐵了心要叫好的人。

但我仍然想寫下來，給那些在沉默中感到不安的大多數。讓我們至少守住底線：不為無差別殺害平民的恐怖行徑叫好。

讓我們記住那個阿拉伯裔英雄的名字，艾哈邁德，他為我們演示了人性在至暗時刻應有的樣子。也讓我們記住，每一個逝去的生命，都是一個無法挽回的世界。

愿邦迪海灘的浪聲，能漸漸撫平傷痛。愿這個世界的槍聲，少一些，再少一些。這需要每一個身處輿論場中的我們，放下那廉價的仇恨，拾起那沉重的理性與悲憫。前方的路很難，但除了攜手走過去，我們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