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業時代的新思維：技術共產主義

政策在啟動跨年消費的場景，機構與專家一致認為明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會強于今年，在0.4%-0.7%之間。

但我不認為達到了0.4%甚至達到了1%，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

因為幾乎所有政策都傾向于促銷，無非是我花錢你補貼，問題是我為什么要花錢？如果缺少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的預期，正常的選擇不是去享受購車補貼的快感，而是乘坐公交車刷卡了事。

消費是中國經濟目前最直接、 最大的悖論。

要提升消費，就要增加居民部門的收入；要增加居民部門的收入，就要增加投資，企業做擴表；而企業做擴表前提是要有利潤，要有類似《大而美法案》的稅收政策支持，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強大的消費市場支持，否則就成了誰先卷死誰的競技，這是一個死循環。

問題出在哪？

出在產業結構上。因為時代已經拉開了后工業時代的序幕，一個以活勞動為主的生產形態，將以指數級的速度轉向人工智能時代，從而構成了后工業時代的趨勢性特征。

那么，中國一直引以為驕傲的“中國制造”，將從林毅夫的后發優勢轉向后發劣勢。

中國制造越強大，轉型的難度也越大。樊綱建議增加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以支持低收入的群體的就業，出發點很有溫度，但這多少有點“大清遺老”的味道。企業的驅動力是利潤，作為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在傳統模式中，永遠也滿足不了就業，永遠也解決不了總需求不足的問題。

中國的選擇，唯有創新突圍，去經歷熊彼特破壞性創新的陣痛。

如此一來，居民部門收入的邏輯就變了。

用馬斯克的話說，未來財富創造的成本極低，生產能力指數級增長，數以億計的人失去工作崗位，傳統的就業支撐收入的歷史翻篇了。初次分配將不再是居民最大的收入來源，二次分配將主導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取向。

所以，不能為了提高居民部門收入、為了增加就業崗位， 去投資傳統的、低效薄利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那只會拉長痛苦的周期，陷入無止境的一輪又一輪的下降螺旋。對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這是不太可能長期忍受的，因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時代的侏羅紀，競爭才能生存，沒有效率，就沒有勝利。

未來拼的是誰轉型快，誰是后工業時代的領跑者。

后工業時代追求的不是就業率，而是稅基擴張的速度。隨著財富指數級的增長，稅率可以不斷調整，那么，二次分配將替代初次分配成為居民部門收入的主要來源，幫助我們徹底走出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創造新的就業形式。

那時，一個國家的制度構建與價值取向將定義其文明程度。因為分配是通過政府部門來實現的，它可以是哈耶克所說的“通往奴役之路”，也可以是一條通往“技術共產主義”的人類大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