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不服：中國過去能追上西方，西方現在追中國，憑什么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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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發出一篇聚焦中西方科技發展的評論文章，文章聚焦人工智能、國防、航天、能源、生物技術等多個領域，最終得出一個令西方痛苦但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中國在這些領域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將世界其他地區甩在身后。

那么，澳媒為何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又為何一改往日口風，開始承認中國的強大？

就在這篇評論發布的一周前，11月30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甩出了一組追蹤數據，把遮羞布撕得干干凈凈。在他們長期跟蹤的74項決定人類現代文明進程的關鍵技術中，那個曾經還在努力模仿、追趕的東方大國，如今已經毫不客氣地拿走了66項的絕對主導權。

這一組66：8的數字對比，實際上已經宣判了上一個時代的終結。要知道，這不僅僅是數量上的碾壓，更是全維度的突圍。從深邃太空的探索到國防安全的銅墻鐵壁，中國在相關7項領域實現了全滿貫領跑。在關乎人類生存命脈的能源與環境賽道，10項關鍵技術里中國占據了9個高地。

即使是在以精密著稱的先進材料與制造領域，13個細分項的第一名也全部歸入北京名下。相比之下，那個曾經習慣于坐在山頂俯視眾生的前霸主，如今手里緊緊攥著的優勢項目，只剩下個位數的8項。這就引出了一個令西方學者痛苦思考的問題：局勢究竟是如何反轉的？

在分析這個迷局時，加拿大籍華人分析師王旦提出了一個極其形象的社會學觀察：這其實是“錘子”與“法槌”的較量。中國已經進化為一個擁有極致執行力的“工程型國家”，哪怕面對最棘手的難題，不管是由于物理限制還是外部封鎖，他們的第一反應是舉起工程之錘，砸碎障礙，構建實物。

反觀現在的美國及其盟友，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退化，變成了一個只會甚至只敢依賴“法槌”的“律師型社會”。這種體制性格的差異，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學。

當大洋彼岸的政客們還在為一場聽證會的排期爭吵不休，或者為某一項制裁法案的從句修辭反復拉鋸時，中國的行動邏輯簡單得令人咋舌——從目標倒推。

這一被金融分析師諾亞·史密斯所折服的“中國邏輯”，呈現出一種令人生畏的線性美感：國家確立頂層目標，隨后不計成本地把資金灌入基礎研究的深土，待地基打牢，企業迅速接棒，將實驗室里的圖紙轉化為流水線上的爆款。

這種“工程暴力美學”在過去的一年里，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集中爆發。9月，當世界的目光還在游離時，中國的工程師們已經在崇山峻嶺間架設好了全球最高的橋梁——花江峽谷大橋。這不僅僅是一座橋，它是數百米高空之上的工程奇跡，是西方設計師連構想都不敢輕易落筆的挑戰。

而在微觀層面，國防科技大學實驗室里飛出的那個只有蚊子大小的仿生機器人，更是讓軍事觀察家們倒吸一口涼氣。這款具備極強隱蔽偵察能力的微型機械，其體積甚至不到西方同類概念產品的一半，這本身就是對精密制造能力的極致炫耀。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華盛頓揮舞多年的那根“制裁大棒”，最終不僅沒有敲斷對手的脊梁，反而把對手敲打得更加精煉。原本寄希望于通過芯片禁令和技術封鎖來窒息中國的AI進程，結果卻上演了一出最為荒誕的“回旋鏢”劇情。

11月27日，北京的DeepSeek團隊給出的答案令人震動。在高端芯片供應受限的極端環境下，他們沒有選擇躺平，而是從底層邏輯入手，開發出的DeepSeekMath-V2模型，憑借混合專家架構，在極其硬核的數學推理能力上，硬生生壓過了Meta引以為傲的Llama3.1。

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外部的物理封鎖，倒逼出了內部的算法升維。中國不再是一味依賴堆砌算力的蠻力選手，而是成長為一個在底層代碼和基礎科學邏輯上都能實現彎道超車的全能戰士。連開源模型都能拿到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的金牌，這在幾年前是西方科技圈完全無法想象的故事。

這種從絕境中殺出血路的“野性”，與西方當前那種慵懶的“貴族病”形成了鮮明互文。而就在數千項讓人眼花繚亂的“黑科技”把深圳高交會塞得滿滿當當，從人形機器人到無需跑道的電動飛行汽車讓人應接不暇時，大洋南端的澳大利亞政府也在12月1日端出了自己的“國家人工智能規劃”。

這原本應該是西方陣營追趕決心的體現，但一看細節，卻像個笑話。這筆總額不過4.6億澳元（約合21.5億人民幣）的資金，甚至不是新增撥款，而是從現有預算里東拼西湊出來的。

用這筆甚至不夠中國一家獨角獸企業燒一年的錢去談“國家戰略”，其寒酸程度連ABC自家的評論員都忍不住吐槽，這根本不像是一份規劃，更像是一本為了應付公關需求而印刷的精美“宣傳冊”。

一邊是中央企業在“十四五”期間向戰略性新興產業毅然決然砸下的8.6萬億元真金白銀，另一邊是精打細算、連資金分配期限都含糊其辭的紙上談兵。這種量級上的落差，已經不能簡單地用“差距”來形容，這根本就是兩個維度的物種在進行不對稱的對話。

美國那邊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里去。所謂的“再工業化”喊了幾年，最終大多變成了政客選舉時的口號和游說集團互博的籌碼。原本應該是創新引擎的工程師文化，逐漸被華爾街的報表文化和華盛頓的訴訟文化所吞噬。

正如王旦所言，美國社會遇到問題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車間，而是去法院。不是去設計新產品，而是去設計新的制裁條款。這種思維定勢，導致他們在面對中國全產業鏈爆發時，顯得既遲鈍又笨拙。

那個著名的“龜兔賽跑”寓言，在這個科技時代有了全新的注解。只不過，現在的西方甚至不再是那只因為驕傲而睡覺的兔子，而是一只忙著修改比賽規則、忙著給對手設置路障，卻唯獨忘記了自己該如何奔跑的兔子。

而中國，這只傳說中的烏龜，不僅擁有堅韌的耐心，現在還背上噴氣式推進器，以前所未見的速度絕塵而去。

2024年WIPO的數據顯示，中國的AI專利申請量已經是美國的四倍。這不僅僅是四個量級的數字鴻溝，更是整個社會研發密度和產業雄心的直觀投射。

當西方學者還在爭論中國是否“產能過?！边@種酸溜溜的話題時，中國的車間和實驗室里正源源不斷地吐出更先進的產品。這不僅不是過剩，反而是這個世界稀缺的高質量供給。

走到今天這一步，兩個系統的運行軌跡已經發生了本質的剝離。一個在舊世界的余暉里，試圖用過時的法律條文和霸權慣性來鎖住時間。另一個則在新世界的晨曦中，習慣了把不可能的藍圖變成觸手可及的實物。

ABC的那聲嘆息，與其說是對中國速度的驚訝，不如說是對西方自身體制僵化的一種悲鳴。

此時此刻，畫面已經極其清晰：一邊是那些站在峽谷大橋之巔、操控著微型機器人的工程師，他們目光如炬，手里拿著的是扳手和代碼。另一邊是依然在會議桌前為幾億預算扯皮、在文件堆里尋找制裁條款的政客，他們神情焦慮，手里攥著的是毫無殺傷力的法槌。

誰掌握了定義未來的權力，答案從來就不在那些華麗的演講稿里，而在轟鳴的機器聲和飛速運轉的算法中。對于西方而言，最大的悲哀或許不在于被超越，而在于直到被甩得連尾燈都看不見時，才剛剛意識到自己手里拿著的地圖，早已是上個世紀的舊版本。

觀察者網2025-12-08《澳媒感嘆：中國過去試圖追趕西方，現在趕上了，但西方未來可能趕不上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