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劉紅梅在車站》活動回顧 | 將沉重的話題，變成一次輕盈的對談

本輪《我和劉紅梅在車站》于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出期間，我們舉辦了一場分享會，從有關劉紅梅的故事開始，聊一聊有關戲劇創作對生活的照見。

另外，《我和劉紅梅在車站》今年最后兩場演出，將于12月15-16日在北京蜂巢劇場完成。我們和劉紅梅一起，在沒有公交到來的車站等你。

我們將林溪兒主要的分享內容進行了一些整理，希望即便是沒有機會到現場的你，也能加入到這場交互中來。

當我們面對死亡的時候，總是有很多延展性的話題，我們總是在說人該如何面對悲痛、如何面對逝去，但這更像是是在討論“結果”之后的情緒性的一個處理機制。但是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尤其是這幾年，我慢慢地意識到：

死亡并不是一個結果，面對死亡的議題也并非單純的“我們該如何去接受”，因為這是一個我們從出生就知道，一定會發生的既定結果，我們真正在討論的是該如何與這個“過程”共處。

首先，我想展開來講一講為什么會有這個想法。

其實這不是我第一個關于衰老、關于離開的戲。2019年我第一個商演作品叫做《王老先生決定去遠行》，講的就是一個年紀很大的老頭的故事。戲里有兩條線，其一是他跟自己家里的兒子、女兒有一些現實層面的沖突，另一條是這個平時都坐在輪椅上的老頭，偶爾會遇到一個年輕男孩，男孩16、17歲，會找他踢球、找他去打雪仗、找他出去玩，這些都是老頭年輕的時候回去做的事。

那是我第一次嘗試在創作中解構，或者說去定義我眼中的死亡到底是什么。

因為在我寫這部戲的那年，我爺爺走到了人生中的最后一程，而在這之前，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次經歷死亡，是20歲那年姥姥去世。姥姥的去世非常突然，但那確實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死亡是這樣一件事”。

當爺爺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家里人沒有什么避諱，會說起“這可能是我們一起過的最后一個春節”、“這可能是最后一段時間”，這些“最后讓我變得非常焦慮，總會想：

我該做點什么呢？這是個很大的事情，很重要啊，那我總得做點什么吧？我肯定是應該做點什么的。

但我發現我完全不知道該怎么做。于是我去觀察家里面的長輩，發現他們其實也很無措、很矛盾。

即便老人的生命旅程已經走到最后，和家人之間還是會有一些沖突出現。比如說他可能已經失禁了，需要穿尿不濕，但是他的尊嚴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可是如果站在兒女的立場上，這是對他的照顧，是一件對他負責任的事情……類似這種細小的爭吵時常會發生。

我發現那些比我更年長的家人，也不知道如何去處理。一方面他們覺得這是老人最后的時間，想要盡可能對他更好一點，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覺得挫敗甚至委屈，明明他們的出發點是更好地照顧老人，為什么老人不愿意聽從。

至少就我的觀察來說，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如何面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非常的困惑，很迷茫也很焦慮。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突然開始想，這些老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臨終前的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如常地交流，沒有辦法說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說不定如果他們能夠直接說出來，沖突可以避免，問題可以解決，一點都會變得容易一點。可是到了這個階段的老人已經沒有這個表達能力了。

我禁不住在想：你到地想要什么呢？你在想什么呢？

想著想著就發現，其實我并不怎么了解他。

我跟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的感情都很好，但我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是既定的那個樣子，我認識到的他們就是作為孫女認識到的一個祖輩。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樣，所以我也就不知道他們到底需要些什么。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衰老的常態，但是我所見到的就是他們走到最后的時候，經常就那么坐著，也沒有什么反應，只是長時間地坐著，我就在想到底應該怎么陪著他們，最后的時間我應該如何對他們更好，可是如果他無法交流，我又該如何得知這一切呢？

我開始想想，他會不會突然陷入到一些屬于過去的畫面里，會不會突然回到一個其他的年齡段，比如小時候，比如他精力最旺盛的時候，比如他最無憂無慮，最意氣風發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是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夠理解死亡對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后來又過了幾年，爺爺去世后，奶奶也去世了。我在23年開始創作《我和劉紅梅在車站》這個本子。劇中另外一條故事線，是“我”對于人生的發展進入了迷茫期，我自己多少也是這個狀態，就想著不如把之前的構思拿出來寫完吧。

我的人生很奇妙的一點在于，我創作的東西和我的生命實際總是有一些細微的照應。在我寫完劉紅梅第一稿之后兩周左右，我的老爺突發腦血栓，需要我趕回老家去。我發現自己又一次經歷這個歷程，又一次需要陪伴我的至親走過人生最后一段。

我發現自己又一次陷入了三年前的迷茫，只不過這一次相比觀察長輩如何應對，我和姥爺之間更加親密的感情，讓我成為了一個離他更近的人，我希望有一些更直接的方式來面對，而不是等待著有一個人告訴我應該做些什么。

或者說，我不再等待一個模板或者榜樣了。

我經常整個下午地陪在他身邊，什么也不做，就是陪著他。但還是會出現一些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覺得這是他最后的時間，我應該留下一點重要的會議，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該和她說點什么，于是就只能坐在那里。

我在想，我創作《我和劉紅梅在車站》的時候，是否是我冥冥之中，試圖給自己一種解法，一個答案呢？

是不是還是因為我不夠了解他呢？如果我足夠了解他，是否就不會再把他當做一個固有觀念的老人，一個身份既定的“姥爺”，是不是就會和他有更多的話可以聊了？

我開始反思，是不是因為自己對于“姥爺”這個身份太過習以為常，而未能去思考他是不是有其他身份和角色的時候，我也開始慢慢改動劇本，仔細思考里面的每一句臺詞、每一個細節。

在這個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可能我們面對這一件 必將降臨在我們的親人和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時候，如果我們能更多層面的認知到這個人的具體需求，也許就能找到一個更好的陪伴方式。這是我自己的意識，落在戲里自然會有很多夢幻的成分，因為故事中的劉紅梅出現了認知障礙，而這對于“我”來說反而成為了一種機緣，可以認識到不同年齡階段的她，了解甚至經歷她的故事。現實生活中不見得會有這么美滿的事情發生，進入這個階段后，往往是一些更細碎的，更令人疲累的狀況。

但是如果我能夠更清楚地知道“他是誰”的話，我們的交流也好、陪伴也好，也許會有更高的質量。

舉個例子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過，壽衣的款式非常固定，殯儀館化妝的妝容也是既定的，所以參考我的生活經驗，很多人都表達過，覺得最后在殯儀館看到的那個人，完全不是自己認識的人，我以前會想是不是因為人過世了，長得就是會不一樣。后來通過我自己的經歷，我意識到，那些不一樣是因為他們穿著的不是他們自己喜歡的衣服，畫的就不是自己會畫的妝，那個人在那個時刻已經不是他了。

但是我姥姥過世的時候，她穿的是我媽媽給她選的衣服。，因為我媽媽完全知道，她最喜歡的衣服是什么樣的，她的臉上應該是什么樣的，所以我姥姥走的時候，我看著她，覺得她跟平時是一模一樣，這就是同一個人。

我想說的是，我們談到老人的時候，總有一個固定的印象。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他年輕的時候什么樣，知道他的一切喜好，哪怕他變老了，生命中有一些東西、性格里的一些東西也是不變的。我們可以用他更喜歡的方式去跟他相處。

對于有的人來說，尊嚴是比一切都重要的；

對于有的人來說，生命質量是重于一切的；

對于有的人來說，寧可最后不要任何介入式的搶救，只想要一個舒服、體面的離開。

每個人想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在前半生，從來沒有花時間去了解過這個人，那也許最后你就沒有機會以一個他喜歡的方式，陪伴他幫助他走過最后這一程。

我所有的思考，和目前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基于我生命中遇到的事情，因為人在遇到這樣的離別的時候，其實除了悲痛之外，很難跳脫出來進行體系化的思考。對我來說，把這些龐大的、暫時還無法厘清的困惑，還有這些沒有辦法消解的傷感放到創作里，我就會得到一種新的視角。

這個新的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去以一個新的角度審視這一切。有一點像我們做心理咨詢的時候會做的一個游戲。咨詢師幫助你回到一個引發創傷的場景，但是進行身份的互換，比如說一次和母親的爭吵，那么你就會扮演母親，咨詢師來扮演你，重新將這個場景復現。你就會知道自己想聽到的是什么，究竟是因為哪一句話受到傷害。

對我來說，在進行創作的時候，我好像也在重新梳理這一切。我知道了對我來講最遺憾的到底是什么，知道了那些讓我感到困惑的東西，本質是什么、內核是什么，根源在哪里。

而當一部作品完成，開始演出面對觀眾的時候，也不是說我想要告訴大家一個什么道理，或者我思考的結論，它更像是一個問句，我把問題拋出去，觀眾將自己的想法拋回來。我們就有可能圍繞衰老、死亡、我們如何面對人生最后一程這些沉重話題，進行一次相對輕盈的探討。

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為什么喜歡劇場，為什么喜歡戲劇，為什么喜歡這個題材，因為它給了我們空間，去將一些沉重的東西輕輕提起，去引發一次無聲的共鳴。它不需要面對面激烈地爭論，不需要找到一個準確的答案，它可能只是給了我們一個角度，你可以關照到我，我也可以關照到你，但是我們都可以從彼此身上，獲得一個新的思考方式。

因此，對我而言，戲劇可以成為一種面對死亡的方式，它不是一個結論，而是一種新的認知。

我覺得這樣很好。

以上是林溪兒想要與我們分享的內容。我們可以在劉紅梅身上看到親人的影子，他們走在你身前，跟在你背后，他們的存在本身牽引出童年的回憶，也讓你在回憶、思索、感受的過程中，找到一些有關生命本身的痕跡。

告別仍舊很不容易。

但是他們在你身上留下的，會如恣意生長的枝椏一樣，在下個春天光彩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