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媒確認：限日令比限韓令更嚴格，中國不讓韓國組合的日本人演出

韓媒確認：限日令比限韓令更嚴格，中國不讓韓國組合的日本人演出。

高市早苗涉臺言論一事已經發生了一個多月，但是她和日本政府依然不撤回言論，也并不道歉，這給中日關系帶來了日益緊張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上個月中方對日本在中國的文化演出進行了限制。取消了幾乎所有預定舉辦的日本藝人在華演唱會和各種演出。

這被日本和分析人士普遍視為是“限日令”，也就是說，這與2015年薩德事件引發中國針對韓國文化明星來華演出的“限韓令”如出一轍。

前言

2025 年下半年，中日關系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陷入僵局。這位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在國會答辯中明確宣稱 “臺灣地區有事等于日本存亡危機”，其言論突破中日關系政治基礎，引發中方強烈抗議。

在外交層面反制的同時，中方在文化領域的限制措施逐步落地，被日媒及分析人士定義為 “限日令”，這一舉措與 2016 年薩德事件后針對韓國的 “限韓令” 形成呼應，卻在實施力度上呈現出更嚴格的特征。

不同于正式出臺的政策文件，“限日令” 延續了 “限韓令” 的隱性執行模式，通過演出審批環節的管控實現限制目標。

11 月下旬起，日本藝人在華的各類商業演出開始密集取消，從爵士音樂人到流行歌手，從獨奏音樂會到團體表演，涉及范圍覆蓋不同風格與規模的演出活動。

路透社報道顯示，北京、上海等多地演出場所接到口頭通知，要求暫停受理日本藝人相關演出申請，已審批的項目也被要求重新評估，這一態勢迅速引發韓國演藝界的連鎖反應。

韓國組合遭遇 “日本成員禁令”

12 月 13 日，韓國多家媒體集中報道了限日令對 K-pop 產業的沖擊，核心案例直指包含日本成員的韓國組合。

韓國女子組合 LE SSERAFIM 的遭遇成為輿論焦點，該組合由五名成員組成，其中兩名為日本籍藝人，原定于 12 月 14 日在上海舉辦的首次中國粉絲簽名會，在活動前三天突然宣布取消。

主辦方發布的公告僅以 “不可抗力” 為由解釋原因，未披露具體細節，但韓媒援引行業內部消息稱，取消的直接原因是中方相關部門明確要求 “排除日本籍成員方可舉辦”，而組合所屬經紀公司不愿拆分團隊，最終選擇整體取消活動。

類似事件在短期內密集發生。上周，音樂機構 Incode 娛樂原計劃在上海舉辦的粉絲見面會，因邀請了兩名日本藝人擔任嘉賓，在活動當天被臨時叫停，現場聚集的數百名粉絲僅收到 “活動取消” 的簡短通知，未獲得更多解釋。

另一則案例中，韓國男子組合 Close Your Eyes 在杭州舉辦的粉絲見面會雖順利舉行，但組合中的日本成員被明確排除在演出名單之外，經紀公司對外解釋為 “成員個人行程沖突”，但業內人士向韓媒證實，這是為符合中方演出審批要求作出的妥協。

這些案例凸顯了限日令的嚴格性 —— 不僅針對純日本藝人的演出，還延伸至跨國組合中的日本籍成員，即便以韓國組合名義申請，也無法規避限制。

韓媒分析指出，這種 “連帶限制” 是限日令區別于限韓令的關鍵特征，后者雖限制韓國藝人大型演出，但未對跨國組合中的非韓籍成員作出明確限制。

限日令的嚴格性體現在何處

要理解限日令的嚴格程度，需從執行范圍、管控力度、影響層面與限韓令進行客觀對比。2016 年薩德事件引發的限韓令，核心是限制韓國主流藝人在華舉辦大型商業演出、參與綜藝節目的錄制及商業代言，但其管控存在一定彈性：小型粉絲見面會、非盈利性文化交流等活動仍有審批通過的可能，部分韓國藝人通過網絡平臺開展活動也未被完全禁止。

限日令則呈現出 “全鏈條管控” 的特征。首先，限制對象覆蓋所有日本籍藝人，無論其所屬經紀公司國籍，只要涉及日本藝人參與，無論活動規模大小、是否盈利，均面臨審批障礙。

其次，管控延伸至跨國組合，韓國組合中的日本成員成為限制焦點，這在限韓令中并未出現。再者，執行時效更短，限韓令實施初期仍有部分已審批活動正常舉辦，而限日令則對未舉辦的活動一律暫停，已審批的項目也被要求重新核查。

從影響范圍來看，限韓令主要沖擊韓國本土藝人，而限日令則波及依賴跨國成員配置的韓國 K-pop 產業。

韓媒統計顯示，當前活躍的韓國一線組合中，約 30% 包含日本籍成員，這些組合原本計劃在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在中國開展小型活動，以試探市場反應，如今均因限日令被迫擱置。

韓國文化產業研究院的數據顯示，中國市場占韓國 K-pop 海外收入的 18%，限日令的實施預計將導致相關產業年損失超 3000 億韓元。

涉外演出的審批邏輯

中方的限制措施并非無規可依，而是基于現有涉外文化演出管理規定。根據《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涉外營業性演出需經省級以上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門審批，審批過程需 “服從國家外交工作的大局”。

另一項針對涉外文化藝術表演的管理規定也明確，此類活動需 “服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大局”，并報相關部門備案或審批。

這些規定為中方的審批管控提供了政策支撐。雖然沒有針對日本藝人的專門禁令，但在中日關系緊張的背景下，相關部門通過嚴格審批標準、延長審批周期等方式，間接實現限制效果。

韓媒注意到，中方并未發布正式的 “限日令” 文件，這種 “隱性管控” 與限韓令的實施模式一致，既符合相關管理規定，又能根據外交局勢靈活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11 月下旬，原定在澳門舉辦的 2025 年韓中日文化部長會議被中方臨時推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表示，日本領導人的涉臺言論 “破壞了中日韓三方合作的基礎與氛圍”，導致會議舉辦條件不具備。

這一表態被外界視為中方在文化領域對日本采取反制措施的明確信號，也為限日令的實施提供了清晰的背景注腳。

結語

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限日令與限韓令的實施，反映了文化交流與外交局勢的緊密關聯。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面前，文化交流往往成為外交反制的重要領域。

對于中國而言，這種限制是維護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對于相關國家的演藝界來說，則需適應外交局勢帶來的市場波動，調整發展策略。

截至 2025 年 12 月中旬，限日令的影響仍在持續發酵，韓國組合的中國活動審批仍處于嚴格管控狀態。

這場由外交爭端引發的文化市場波動，不僅改變了相關產業的發展軌跡，也讓人們再次看到，文化交流的順暢開展離不開穩定的外交環境，而國家核心利益始終是一切對外交往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