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艦北上之際，日本突遭7.5級強震，中國更需要警惕局勢？

12月6日遼寧艦調頭向北，航線接近日本心臟地區，東京以南海域亮起，引起多家日本媒體驚呼“前所未見的姿態”。同時，高市早苗政府也不退，公開考慮武力介入臺海，并否認了日本政府過去對中國作出的“臺灣屬于日本”的承諾，被批評為過于激進，但卻得到了麻生太郎的支持。

臨界狀態的時候，7.5級大地震突然發生，疏散命令影響超過十萬人，時間很敏感，相當于給局勢按下暫停鍵。日本地處亞歐、太平洋、美洲三大板塊交界地帶，地震和火山活動頻繁；人口達到1.2億以上，人口密度為348.3人/平方公里，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5倍，再加上老齡化的影響，其脆弱性一直存在。

今年11月本州附近已經發生了6.9級地震，并且伴隨著多次余震，專家提示能量在積攢，12月又震，是由于太平洋板塊向下俯沖，與上方的美洲板塊之間產生摩擦和拉拽，使得積累的應力最終得到釋放而形成的。

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中國是第一個派出國際救援、國內募捐義演援助日本的國家，但是日本社會卻爆發了排外情緒，大約6000名朝鮮人和700多名華工被害，政府只賠償了20萬日元，并沒有完全落實；高市提出“武力介入臺海”的時候仍然有人支持，麻生站臺也告誡我們：危險不是虛幻的。

現實已經改變：西太不再美一極獨大，中國三航母成陣，055萬噸大驅、052D、遠程導彈和無人機的能力不斷增長。遼寧艦此次北上是戰略威懾和戰術試探，不是為了開戰；“從未發生過”的陌生感說明不適應，也使日方判斷更容易出錯。

地震打亂了劇本，政治、安全的道路會因此改變，分五層來看：

一是治理能力方面，強震使政府把避難、醫療、交通和供給等資源優先投放。強硬的團隊能不能保持好秩序，讓人們覺得可靠，這對政治信譽有很大影響；如果救災工作穩定下來，“團結抗災”、“國家不能軟”的說法就會更牢固。

二是軍事力量調配，災后部隊轉為救災、后勤分割、航天通信交通優先級重新排序，海上跟蹤密度和強度可能會被壓縮，日本海上力量短期內可能會收縮，但是規模和節奏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三是社會情緒方面，災難引起焦慮，有的選擇向內團結互助，有的則選擇向外遷怒排外；歷史上有過血的教訓。如果高市團隊繼續用外部議題來刺激的話術，那么就會有人跟著起哄，風險要引起注意。

四是為經濟鏈，日本的全球產業地位仍然存在，但是韌性變弱了，災后重建花費很大。中國的經貿手段不是擺設，稀土出口審批被推遲已經引起不安，一旦把經濟和安全聯系在一起，日本的回旋余地就小了，國內產業的壓力就會傳導到政治上。

五是國際配合，美國沒有直接介入，西方多數國家保持沉默，日本此時加大了力度，風險由自己承擔。震災會有援助和聲援，但是安全問題的保障不會改變。高市和麻生樹立了強硬的旗幟，但是國內政治利益仍然是最重要的；地震對他們的影響是好是壞，取決于他們控制輿論以及應對社會反彈的能力。

關于“遼寧艦北上是否挑釁”的說法比較粗糙，行動有日程、有考量，戰略威懾和試探是手段，避免誤判是目的；中國的實力不需要用擦槍走火來證明。穩定航跡是告知：我能看見你，我也掌握著節奏。

日本的“擴張性”是由于地小人多、資源貧乏造成的。戰后轉為經貿，推行雁陣模式當頭雁；如今多極雁行成形，中國等經濟體崛起，頭雁已逝，壓力回流國內，政治人物為了“存在感”而轉向安全議題刷聲量。高市路線加上麻生的支持，目的在于黨內動員和選舉收益。但是海上力量、經濟生態以及天災都在告誡我們：把國家推到對抗的懸崖邊上，代價會成倍增加。

對我國而言，把握節奏更為重要：認清對方的政治驅動和資源瓶頸，做好威懾工作，留好溝通渠道；不被情緒左右，也不被對方的“出其不意”打亂。稀土、供應鏈、科技合作等手段可以使用時就用，規則明確，節奏得當。遼寧艦北上的目的不僅是發出信號，更是鍛煉自己，使對方明白信號，自己更強大。我們要保持警惕和冷靜，把每一次外部行為看作一次壓力測試，既要對事也要對人；不要忘記歷史的傷痕，也不要踩到現實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