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題過詞的人47：一紙書贈與一座城

1949年秋的中南海書房，朱光望著案頭那幅墨跡未干的行書，思考著如何“將南方工作做好”的囑托——這是毛澤東剛剛為他寫下的贈言。

彼時，開國大典的禮炮聲已隱約可聞，這位戴著手銬走完長征的“江南才子”，即將從長春市委書記任上，南下接管廣州。而這二十余字的題贈，既是老友的玩笑與期許，更成了他此后十三年主政羊城的“心燈”。

朱光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官員”——他是生于廣西博白的文人，20歲加入共產黨，曾以“張赤”為筆名寫小說、譯劇本，連瞿秋白都贊他“筆鋒有星火”。1933年他因叛徒出賣入獄，在牢里寫下《獄中詩草》，把鐵窗的冷硬揉進“明月照丹心”的句子里。1933年，他因批評張國燾而遭誣陷，是被銬著走完長征的。途中卻仍在刻標語、繪地圖，在篝火旁給戰友講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這位“左手拿槍、右手握筆”的革命者，早把“浪漫”與“堅韌”擰成了自己的底色。

抗戰時期，他先后任第八路軍總部秘書長兼朱德同志秘書、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宣傳部長、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任。1945年，他主動請纓，他率部支援東北，旋即被任命為嫩江省委副書記、嫩江軍區副政委。1946年4月，齊齊哈爾獲得解放后，他被任命為齊齊哈爾首任市長。后任齊齊哈爾市委書記、東北局城市工作部秘書長，1949年任長春市委書記。

他與毛主席有著浸著墨香的革命情誼。早在延安窯洞里，朱光就敢從毛澤東手中“奪”走莎士比亞的《奧賽羅》，還振振有詞“見面分一半”；毛澤東嗔他“豈有此理”，卻又笑著默許——文人的真性情，早讓他們跳出了“領袖”與“同志”的身份邊界。毛主席曾說：“我和朱光可是相尚以道、文氣相投啊！”而今朱光赴任前的這場會面，書房里的書冊尚未落滿塵埃，筆硯已備好新的牽掛：毛澤東揮毫時，筆鋒在“團結”二字處略頓，又在“希望”上輕輕暈開墨色，仿佛要把千言萬語都揉進這行云流水的筆畫里。

朱光揣著這紙題贈南下，先任廣州市軍管會委員、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配合葉帥（兼任廣州市市長）的工作。

當時，廣州城正裹在硝煙的余味里：殘垣斷壁間雜著黑市的喧囂，珠江岸的碼頭漂著垃圾，連老牌茶樓都關了半扇門。他沒有急著燒“三把火”，而是先把那幅題贈掛在辦公室的墻上——“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團結在一起”，成了他每天推開窗的第一眼。彼時華南分局的干部多是北方來的“南下大軍”，而本地游擊隊出身的同志熟稔方言民情，朱光索性在會議室擺上粵式茶點，讓普通話與粵語在茶煙里慢慢融成同一種節奏：“我們都是給廣州‘打掃屋子’的人，不分南北。”1949年12月起任市委代理書記（實際主持黨政工作）。

他真的把“做好南方工作”過成了日子。為了清剿匪患，他帶著干部睡在碼頭的草棚里；主持修海珠橋時，踩著泥漿和工人比誰壘的磚更齊；連市民抱怨“如廁難”，他都拿著尺子挨街量公廁的間距。最轟動的是1950年，耗資千萬的肥料廠項目失敗，朱光竟在《廣州日報》登了親筆道歉信——那筆字和中南海題贈里的“希望”如出一轍，只是少了行書的舒展，多了幾分沉實的歉疚。1954年10月起任廣州市市長，同時還兼任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副省長，主政廣州共11年。1960年10月，朱光從廣州離任，到北京任職，依依不舍地離開了主政多年的廣州。

后來廣州人念起朱光，總繞不開木棉花。他填的《廣州好》里寫“落葉開花飛火鳳”，其實那火鳳就是他自己：戴著鐐銬走過長征的人，最懂如何把苦難焐成暖春。而毛澤東那幅題贈，始終掛在他辦公室的墻上——墨色漸淡的紙頁間，藏著一個時代的默契：領袖的囑托從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讓“團結”落地成街巷的煙火，讓“希望”長成滿城的紅棉。

多年后有人問起毛主席的那幅字的下落，朱光的后人說，它一直被收在樟木箱里，和《奧賽羅》的劇本疊在一起。墨香與書香纏了半生，恰如那句題贈里的深意：最好的革命，從來是把理想寫進煙火人間，讓紙上的希望，開成一座城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