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鄭天挺

陳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學者，學貫中西，誠為20世紀之史學泰斗。鄭天挺先生亦系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南開大學任教60年，在學術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陳先生長鄭先生9歲，是他的師長，或亦可說系師友之間。陳之父陳三立先生與鄭之父鄭叔忱先生清末曾共過事，可謂世交。抗戰前，陳三立老先生曾為鄭先生書寫“史宦”之橫幅，鄭先生一直高懸書房之中。但陳、鄭兩人的熟識，還是在西南聯大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間。

一

1938年3月初，鄭先生與其他教授由長沙至昆明后，北大、清華、南開合組之長沙臨時大學已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聯大剛到昆明，校舍不敷，決定文法學院暫設蒙自。蔣夢麟校長乃派鄭先生(時任北大史學系教授兼秘書長)等人去蒙自負責籌備。籌備就緒后，就陸續迎接師生來校。

蒙自系滇南重鎮。光緒十三年(1887)被辟為商埠，設有蒙自海關、法國銀行、法國領事館。清末時，法人修滇越鐵路(河內至昆明),原擬經蒙自，遭當地士紳之強烈反對，乃改經碧色寨。從此，蒙自經濟大受影響，一蹶不振。故當時由昆明至蒙自，快車須5小時先至開遠，下車吃飯后，再坐車50分鐘才至碧色寨，然后再換碧個(舊)火車，又半小時多始能抵蒙自，費時須一天。如車慢及行晚，還要在開遠住一夜，次日始能到，甚為不便。

當時陳老及鄭老都住在蒙自之歌臚士洋行。歌臚士為希臘人，原開有旅館及洋行。洋行臨街，約20年代即已歇業。當時洋行內尚存有不少洋酒，一些清華教授見到，十分高興，當即開懷暢飲。當時住在洋行的教授尚有聞一多、陳岱孫、李卓敏、陳序經等人。陳老到蒙自比較晚，未帶家屬。晚飯后大家一齊散步，陳、鄭都來參加。有時齊至軍山，有時在住地附近，還一起去過蒙自中學參觀圖書館。離開蒙自時，即7月23日，陳、鄭及諸教授還曾去該地之黑龍潭游玩，往返15里，歷時數小時。

戰時大學教授的生活，雖然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共住一樓，兩人一室，大多單身，同桌共飯，彼此關系更為融洽。陳老與鄭老亦然。當時鄭先生在聯大亦教隋唐史，致力西南邊疆史地之研究。他讀《新唐書·吐蕃傳》,疑發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對音，乃草成一文，名《發羌之地望與對音》。寫完后隨即就正于陳寅恪先生。頭天晚上送去，次日下午陳即送還，并為文中訂正梵文對音及佛經名稱多處。陳先生對該文極為贊許。此外，陳先生對鄭寫的《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一文亦很稱贊。陳談及當時中山大學吳宗慈老教授原寫有一文，反駁孟森教授有關清初孝莊太后下嫁多爾袞之疑的種種觀點，并即發表在該校之《史學專刊》中。后吳見到鄭先生論述后，頗悔其原作之不足，然已來不及，乃在文中后記中特別標明之。陳老雖系師長，但與鄭先生兩人互相敬重，交誼日深。

二

西南聯大的三校遷至昆明后，仍擁有各自獨立的科研機構。當時局面已相對安定，教授們均希望重要科研機構盡快恢復。

1939年5月，北大決定恢復文科研究所，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主持，任主任。當時中研院史語所亦在昆明，人員不多，但書籍不少，且多善本，這對北大師生進行研究，亦極有利。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向由文學院院長兼任。當時院長胡適已任駐美大使，但院長名義尚保留，傅先生實際亦是代胡先生主持工作。傅工作太多，且經常去重慶，于是他就拉鄭先生為副主任，協助工作。

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有陳寅恪、傅斯年、湯用彤、楊振聲、羅庸、羅常培、唐蘭、姚從吾、向達、鄭天挺等；董作賓、李方桂、丁聲樹等亦系所外導師。專家學者濟濟一堂，儼然一家。并在是年夏即開始招生，共招兩次。

十名導師除陳老外均是北大文、史、哲三系的教授，陳老是傅先生及鄭先生特別聘請的。

陳先生在柏林大學研究梵文時，即與傅先生熟識，回國后在史語所共事，關系更深。陳先生在1939年夏去香港候船赴英講學，因正值歐戰爆發，未能成行，乃于是年10月20日回到昆明。是時研究所汪篯、王永興兩先生已投入其門下，在陳老指導下進行隋唐史之研究。

北大文科研究所設在昆明城內青云街靛花巷3號一座小樓中。樓共三層，每層六間，原系史語所租用。該樓一樓系師生各自的食堂及學生住處。鄭先生住在二樓西屋中間，傅先生在鄭之北，鄭屋之南為學生讀書室。羅常培先生住在鄭屋對面，僅幾步之隔。陳老及湯用彤、姚從吾等先生則住在三樓。

鄭先生是1939年10月24日遷入所中的，當時三樓陳先生等人尚未遷入。鄭先生曾這樣形容靛花巷3號周圍的環境：

室中面西有窗一，臨空院，院中有修竹一叢，正當窗際，舉頭可見；日對清節，益吾心神當不少也。晚飯后，獨坐讀書，惟遠處蟋蟀微鳴，別無音響，靜極。

未幾天，陳老即遷入此樓中，一直住約八個月，始離昆再赴香港。

陳老當時身體尚好，亦系一個人來昆，興致亦高。師生同住一樓，感情融洽。他與鄭先生等人或一起飯后至翠湖步月，或一起在田野間躲警報，或諸人至外會餐，或同在樓中進餐后一起聊天。陳老知識淵博，熟于掌故，海闊天空，其樂也無窮。

陳老是1940年6月17日離開昆明的。臨行前的一個下午，他堅邀鄭先生與他一起至昆明戲院看京戲，湯用彤及鄧廣銘先生也一同前往。

陳老是汪篯及王永興兩人的主任導師，鄭先生亦以導師名義協助指導。陳老走的那一天，正是汪篯考試的日子，故陳老請鄭先生為汪出題，鄭先生也因而未能去車站親送陳老離昆。

為了反映當時的學習狀況，現把鄭先生為汪所出試題寫在下面，以見一斑：

一、述李唐族姓之所自；

二、沈東甫《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訛》,其體例若何，其得失若何，試詳論之；

三、《新唐書·世系表》名位顯著之人，往往下無子姓，即有亦不過一、二傳。或謂五季散亂之后，人多假托華胄，歐公意在謹嚴，故存其父祖，刪其子孫，其說果足據乎?試舉例以明之。(原注：此李莼客說，見光緒十年九月十九日日記)

四、有唐氏族長孫、竇、武、裴、蕭、崔、盧諸家，先后顯晦之故，能略述之歟。

陳老離昆至香港后，又未成行，乃決定在香港大學任教，陳為此專門寫信告鄭，鄭先生深憾不已。

三

1946年暑假后，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復原，陳先生又回到了清華任教。是年10月，陳先生因目疾難以復明，異常焦急。他給當時擔任北大史學系主任的鄭先生寫信，要求支援助手。信中道：“毅生先生史席：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學工作。前清華大學所聘徐高阮君，本學年下學期方能就職。自十一月一日起擬暫請北京大學研究助教王永興君代理徐君職務，至徐君就職時止。如蒙俯允，即希賜復為荷。專此 順頌著祺 弟陳寅恪敬啟。三十五年(1946)十月卅日。”從此，王永興先生即回清華任教。而陳老的另一學生汪篯先生，此時正在吉林長白師院教書，對北方嚴寒極不適應。他多次給鄭先生寫信，希望仍回北大教書。他在1947年4月9日給鄭先生的信中這樣寫道：“自來吉林，十旬瞬屆。……關外奇寒，去冬特甚，經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時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堅冰在須，亦屬常見之景象矣。……雖燃壁爐，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襲)也。”繼言教學工作奇忙，“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讀進益之余暇。長此以往，必致孤陋寡聞，不能復振，寧不可哀?!故企盼吾師遇有機緣時，予以提攜為感。”并表示：“名義、待遇，在所不計。”鄭先生原即對汪先生印象不錯，1946年春天即有意將汪不日調回北大。現在，鄭先生為感謝陳老對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誼，又為照顧先生的身體，遂想方設法將汪先生于1947年調回北京大學，擔任史學系教師，而做清華大學陳先生的研究助手，薪金待遇全部由北大支給。

在此期間，陳老對汪先生的助手工作也是非常滿意的，1948年5月，陳老在給鄭先生的信中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敬啟者：去歲之夏，弟拙著《元白詩箋證》中《長恨歌》一篇，曾托由汪筏君整理。當時除稔知其熟于唐代史實外，又覺其思路周詳，文理縝密，甚為嘆賞。近以另篇《新樂府箋證》一稿急于付印，頗覺其整理工作殆舍汪君莫屬，故仍請汪君任之。此稿共分五十余節，約占拙作《元白詩箋證》全書之半。不特篇幅甚長，排比不易，兼又每節前后救應尤費推敲。汪君自從事整理以后，殫盡心力，無問晝夜，輒與弟商討斟酌，改訂增補，用功既勤，裨益尤大。昨據汪君言，前接洽北大職業時，先生曾促其速行完成研究院(指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論文。近月余之時間，已以全神貫注于弟之文稿，而此稿之殺青尚須時日，深慮先生以其論文未成，致有斥責且或影響及于其暑假晉級或續聘之前途。竊以為汪君自借住弟處以來，于今行將一載，弟深悉其深宵攻讀，終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創見之多，亦可推見其數年來未嘗稍懈，誠足當所謂好學深思者。至其論文所以未能于近日完成之故，實由于全力整理弟之文稿，致行擱置。用敢特為證明其事，甚望先生有以諒之，并稍寬假其呈交論文之時間，俾其安心為感。以弟所知者，而論其為弟整理文稿所費之工力，實已不下于撰寫論文一篇。而其作為研究院畢業論文之用者，其大旨則久曾與弟討論，深以為可，或不致有負先生提擢獎拔之苦心也。專此奉懇，敬頌著安!弟陳寅恪敬啟，五月十七日。

四

陳老于1949年至嶺南大學任教，又以目疾，故與鄭先生來往較少。1952年院系調整，鄭先生又于是年10月奉調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兼中國史教研室主任。與他同來南開的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這些變化，陳老當然是知道的。

50年代初，全國高等院校教師思想改造不斷升溫，其中多以不點名的方式批評陳老。說什么“目前尚有人在研究楊貴妃入宮前是否處女”云云，以揶揄之。鄭老多次聞此后，亦覺奇怪，不太相信陳老會“閑逸至此”。1953年5月19日夜晚，鄭先生向同系之謝國楨先生借到陳老之《元白詩箋證稿》一書。讀后，寫下了如下的讀書筆記。現將全文記錄如下：

晚讀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極精。近來學者每舉寅老考證楊太真入宮是否處女為史學界之病態，頗多誹議，具有詆媒之意。兩年前首聞×××于大會中言之而未舉其名；其后又聞某首長談之(忘記是××還是×××)。當時未見寅老書，而心疑寅老何能“閑逸至此”!前日××又詬病及此，今日小組×××亦舉以為言。適見謝國楨有此書，乃假之以歸。窮一夜之力畢之。書印于一九五○年十一月，為嶺南學報叢書之一。凡六章，附論五篇。書前，謝公題記曰：“陳寅恪師寄周一良函云，《元白詩箋證稿》分贈諸友留一紀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講，聞皆盡捐故技，別受新知，故又不敢以陳腐之作冒昧寄呈。《霜紅龕集·望海》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后：‘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所謂考證太真事，在第一章“長恨歌”中，蓋考太真入宮始末，因而辨及朱彝尊《曝書亭集》五十五《書楊太真外傳后》,所據《舊唐書》五十一“后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之誤(應為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薨)。朱氏以為太真在二十四年惠妃卒后即入宮，未嘗先至壽王邸，故以張俞《驪山記》所言“妃以處子入宮”為可信。陳氏辨武惠妃卒于二十五年十二月，太真為道士最早亦在二十六年正月二日，或如《新書》所言在二十八年十月，不能在二十五年正月也。陳氏之辨僅此。但有朱氏“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之論，殊不可信從也”一語。此章凡十八頁，約二萬余字(所占字數為二萬六千字，有空格)。談太真入官者三葉，約三千字，而兼涉他事。不應舉此為病。書中考證社會生活及工業技術尤精，更不應抹煞其工力也。

由此可見，即使是在當時那樣的學術批判惟恐不及之大環境下，鄭先生也是最了解陳先生的，他對陳此書的評論，也是很中肯的。

五

1953年初冬，汪篯先生代表科學院約請陳老擔任歷史二所所長談僵一事，鄭先生因在天津，對此一無所知。但陳先生發怒后給北大諸熟人的復信，曾指明請向達先生將事情原委轉告鄭先生。后來陳師母又去信告向，不必轉陳，以免事態擴大。鄭先生是從向師信中略知其一二的。是年十二月六日，向先生給鄭先生的信原文如下：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學院派汪篯去廣州，邀請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粵后語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壓增高。最近致書錫予(湯用彤)、心恒(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發牢騷，其致弟及一良函末，并屬將情形特告先生(指鄭),而陳師母另函又謂不必將函轉陳。錫予先生亦同此意，謂如此可以不致廣為宣揚，云云。其實陳先生致湯、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學院矣。用陳梗概，尚祈察鑒，幸甚!幸甚!敬頌

道安!

弟向達謹上 十二月六日

此事原與鄭先生無關，而陳先生把鄭先生視為莫逆至交，于是才提出把情況告知鄭先生，陳、鄭友誼，可見一斑。

1956年暑假，陳先生女公子陳美延考入南開大學化學系。鄭先生得知此事后，異常興奮，當即給陳老去一電報，希望陳先生亦來南開旅行并講學。陳先生得電后，乃于八月卅一日給鄭先生來一信表示感謝，并言由于身體關系，難以北上。我現在也把此信抄錄如下：

毅生先生左右：

前年(1954年)司徒(悅蘭)先生返津，曾托代致鄙意，想已早達清聽。今奉來電，感愧曷極，本當遵命。但以近數月來，血壓較高，中大又即開課，故不能旅行，尚希原宥是幸。小女美延考入南開化學系倘承教誨尤感。專此奉復，敬請教安!

弟陳寅恪敬上 八月卅一日

(楊)石先、柳漪(馮文潛)、伯倫(雷海宗)均請代致意。

南開鄭先生邀請陳老講學，出自誠意。陳先生出于健康原因，難以北上，自是實情。然而闊別多年的北京，陳先生就再也未能回去了。

1938年，陳先生在蒙自曾題寫《殘春》詩二首，其中曰：

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指歌臚士洋行宿舍)春寒卻似秋；雨里苦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事啾。

詩中道出了陳、鄭及眾多教授的心境，同時也表現了他們是如何在“群心已慣經離亂”(亦見同詩)中，仍然努力獻身學術，建立彼此的情誼的。陳、鄭兩先生不正是如此嗎!

(轉自封越健 孫衛國 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