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淑敏：被閹割的女人

寫下這個題目，心中顫栗。這不是我起的題目，是她自己--那個費城的女人對自己的命名。 在那個秋天的午后，在費城雪亮的陽光下，我們都覺出徹骨的寒冷。

從華盛頓到紐約，中途停頓。從費城下火車， 拖著沉重的行囊，我們要在這里拜會賀氏基金會的熱娜女士，進行一場關于女性的談話。

熱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面容嚴峻。 握手的時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著輕微的抖動， 似在高度緊張中。

我覺得美國人普遍受過訓練，諳熟在察覺自我緊張之后的處理方式，那就是將它現形，直接點出緊張的原因，緊張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后， 熱娜挑明說，我有些緊張。通常，我是不接待新聞和外事人員的，只是因為你從中國來，我才參加這次會面。基金會接到來自世界各地婦女的咨詢電話，每年約有1萬次。但是，來自中國的， 一次也沒有。從來沒有。

我說，當中國婦女了解了賀氏基金會的工作之后，你也許就會接到來自中國的電話了。 熱娜開始娓娓而談。

賀氏基金會主要是為可能切除子宮和卵巢的女性提供咨詢。在基金會的資料庫里，儲存著最豐富最全面最新近的有關資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費獲得。

據我的統計，全世界有9000萬婦女被切除了子宮，其中的6000萬被同時切除了卵巢。在美國，每年有60萬婦女被切除了子宮，其中的40萬同時被切除了卵巢。卵巢和子宮，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們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為了一個神圣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需，迫不得已。 而且，身為將要接受這種極為嚴重的手術的女性要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樣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險，不但包括暫時的，也要包括長遠的。

但是，沒有。沒有人告知女性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亂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己作為女性的特征。我個人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說明。

熱娜說，我的經歷對我個人是沒有什么幫助了。但我要說，因為它對別的女性可能會有幫助。 厄運是從18年前開始的。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系任助理研究員，同時還在上著學。那時我36歲，有3個孩子。每天很辛苦，早上5點半起床， 送孩子到幼兒園里去，晚上10點半才能回到家。 我的月經開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為我介紹了一個醫生，我去看他。他為我做了檢查之后說，我的子宮里有一個囊腫，需要切除。我很害怕，就連著看了5個不同的醫生。他們都說需要切除。我記得最后一位是女醫生，她說，你必須手術，你不能從我這里回家。因為你回家之后就可能會死，那樣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 我說，做完了手術之后，會怎么樣呢？她說，你會感覺非常好的。我還是放不下心，就到圖書館去查資料，書上果然說得很樂觀，說術后對人不會有什么影響。我相信了這些話，同意手術。

手術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感覺不好，很不好我的第六感告訴我。我把不安對丈夫說了，他是一個律師，聽了以后很不高興，說你不要這樣婆婆媽媽的，醫生說你不做手術會死的。填手術申請表的時候，他說，這上面有一欄，必要的時候，除了子宮以外，可能會切除你的卵巢，我說，我不切。他說，可是我已經簽了字了。我說， 你換一張表吧，另簽一次。這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猶太節的前一天。

后來，在手術中，沒有征得我們的同意，醫生就把我的子宮和卵巢都切除了。我是滿懷希望地從手術中醒來的，但沒想到，我整個地變了一個人。那種感覺非常可怕，沒有詞可以形容。我從醫院回到家里，覺得自己的房子變得陌生，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樣了。我極力說服自己忽視和忘記這些不良的感覺，快樂起來，但是我的身體不服從我的意志。子宮不僅僅是一個生殖的器官，而且還分泌荷爾蒙。切除之后對女性身體的影響， 大大地超過人們的想象。據統計，76%的女性切除子宮之后，不再出現性高潮，YD不再接受刺激， 陰道內也喪失感覺。很多女性的性格發生改變， 變得退縮，不愿與外界打交道，逃避他人。如果你因此去看醫生，醫生總是對你說，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但我要用自己的經歷說明，這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

我的身體一天天差下去，ZA時完全沒有感覺， 先生就和我疏遠了。我把自己的感覺告訴他，我說，我走路的時候，總是聽到聲響，我以為是背后有人，回頭看看，沒有人，可是那聲音依然存在。后來我知道了，那聲音是從我的盆腔里發出來的。可他不愿聽。兩個月后，我的情況越發嚴重起來，我的腿、膝關節、手腕、肘部.....都開始痛，我連吃飯和打電話的力量都沒有了，甚至看書的時候，沒有力氣翻動書頁。我去看骨科醫生， 他說我的骨骼沒有毛病。但是我的癥狀越來越重， 醫生們懷疑我得了某種不治之癥，把我關進了隔離室。我連被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了，醫院就為我定制了專門的架子，放在床上，以承接被子的重量。

就這樣煎熬著。醫生們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但我非常痛苦。后來，我的丈夫和我離婚了。 有一位實習醫生說，他認識中國來的針灸大夫， 或許能看我的病。我半信半疑地到中國城去了一趟，那里又臟又破，簡陋極了。我是一個受西方教育的人，我很相信西醫。我什么也沒同針灸大夫說，轉身就走了。

這樣又過了兩年。我的體重下降得很厲害，只有75磅。再不治，我馬上就要死了。每天睜開眼，我就想，我還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呢？我想自殺。但我想到，一個孩子，他可能有第二個父親，但他不會有第二個母親。為了我的孩子，我要活下去。后來，我的朋友把我抬到針灸大夫那里。前幾次，好像沒有什么明顯的療效，但是從第四次起，我可以站起來了。到了第二個月，我的骨骼就可以承受一點重量了，我能戴手鐲了。

每周兩次針灸，這樣治療了9年后，我的身體漸漸恢復，我開始研究我所得的病，搜集資料， 我的孩子也幫著我一起查找。這一次，我找到了我的病因，這是子宮切除后的典型癥狀之一。此后的兩年里，我一直鉆在圖書館里，直到成為了這方面的專家。

這時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樣切除了子宮的女性，她只有28歲，切除術后，也是非常非常不好。 她對我說，醫生為什么沒有告訴過我這一切？他們只說術后會更好，但真實的情況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她還說，在事先，我也問過一位同樣做過這種手術的女友，我問她，會比以前更好嗎？ 她說，是的，是這樣的。當我做完了手術，感覺很不好的時候，我再次問她，她說，她的感覺也很不好。我說那你為什么不在事先告訴我實話呢？ 她說，她不愿說實話。她不愿獨自遭受痛苦，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樣的遭遇。

這時我才發現，有這種經歷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在女人被切除子宮和卵巢之后，改變的不但是性，還有人性，我還見過一個女孩子，只有18歲，簡直可以說是個兒童，也被切除了子宮。 她熱淚盈眶地說，為什么沒有人告訴我一切？她的母親也曾做過子宮切除，但她的母親也告訴她， 做過之后會更好。在手術之后，她對母親說，為什么連你也不告訴我真相？母親說，沒有人敢說我沒有性別了，說喪失性了。就算我是你的母親，這也是難以啟齒的事情。這是隱私，你不可能知道真相的。

我知道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情了，是眾多的女性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我要盡我的力量，我到電視臺去宣講我的主張，我的孩子和我離婚的丈夫，都在看這個節目。我嚇得要命，臨進演播室的時候，我一口氣吞下了兩顆強力鎮靜劑。我說，這個世界上有這么多被閹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是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的一切，會給她們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醫生不喜歡聽“閹割”這個詞， 但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我喜歡用最準確最精當的詞，來描述狀態。無論那狀態有多么可怕。這些女人有權利知道將要發生的事件。

我說，不要以為在這個過程中，女醫生和過來人的話就可以聽。女人傷害起女人來，背叛起女人來，也許比異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這里會更充分地暴露。

勸你作子宮摘除術的女醫生會說，你還要你的子宮干什么？你已經有孩子了，它沒有用了。 在這種時候，女醫生顯示的是自己的權力。她只把子宮看成是一個沒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個人聯系在一起。

在美國，摘除女人的子宮，是醫院里一樁龐大的產業。每年，婦女要為此花費出80億美金。 這還不算術后長期的激素類用藥的費用。可以說， 在藥廠的利潤里，浸著女性子宮的鮮血。所以，醫生與藥廠合謀，讓我們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謊言，他們不停地說，子宮是沒有用的，切除它， 什么都不影響，你會比以前更好。面對著這樣的謊言，做過這一手術的女性，難以有力量說出真相，總以為自己是一個特例。她們只有人云亦云地說:很好，更好。于是謊言在更大的范疇內播散。

我并不是說子宮切除術和卵巢切除術就不能做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在做出這個對女性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中，女性有權知道更多， 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說了很多很多。我都說了。我不后悔，可是我說完之后，我在大街上走了許久許久，我不敢回家。后來是我的孩子們找到我，他們說，媽媽，你說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這個賀氏基金會，我這里有最新的全面資料。當一個女性要進行子宮和卵巢手術的時候，可以打電話來咨詢，這就是我現在的工作， 完全是無償的。我還組織全世界喪失子宮和卵巢的婦女來費城聚會，我們暢談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許會感到自卑，覺得和別的女人不一樣，甚至覺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們的聚會里，你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和你一樣命運的還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種歸屬感，你會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熱娜一直在說，安妮一直在翻譯，我一直在記錄。我們在費城只作短暫的停留，然后就要繼續乘火車到紐約去。各自的午餐都沒有時間吃， 冷冷地擺在那里，和我們的心境很是匹配。熱娜送我們趕往火車站。分手的時候，她說，我說了很多的話，你幾乎沒有說什么話。可我能感受到你是一個善良的人，我現在很會感受人。從當年那個中國醫生身上，我就知道中國有很多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