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與葉飛等老戰友聚會，席間談到了陶勇：如果他還在這兒多好

1984年4月的一個午后，南京下關江邊細雨初歇，幾位身著便裝的老兵魚貫步入一間僻靜茶樓。粟裕坐在靠窗的位置，望著對岸船只的桅桿出神。葉飛推門而入，隨手合上雨傘，輕聲招呼：“老首長，等久了？”一句家常話，瞬間把在座眾人帶回硝煙連天的年代。

窗欞外霧氣未散，屋內卻涌起回憶的熱浪。酒剛斟滿，粟裕忽然抬手，像是在空中點兵：“葉飛，王必成都到齊了，可惜少一張椅子。”他頓了頓，略帶沙啞地補上一句，“如果陶勇還能坐在這兒，該多好。”一句話，讓桌面沉默幾秒，只有杯壁輕輕相碰的細聲。

聚會原本只是老戰友敘舊，卻因為這個名字，話題一下跳回四十多年前。1941年初，新四軍軍部在鹽城重建，蘇中原三個支隊整編為第一師。粟裕麾下的三個旅長，葉飛、王必成、陶勇，并稱“三只鐵拳”。老兵們回想那段日子，總愛用“拳頭硬”形容他們，硬到可以在長江下游硬撬日偽軍的鋼牙。

陶勇當時三十三歲，本名張道庸。舊檔案里寫著“性格豪爽，好結交，臨陣喜赤膊”。可誰也想不到，他童年是在安徽霍邱的窯洞里捧土坯長大。地主逼債，父親早亡，他十五歲便扛鋤頭領著赤衛隊進山。那時候，槍少，子彈更少，他竟能搶來一支舊漢陽造打到報廢。葉飛在席間補一句：“他真敢拼，一口酒往刀上一噴就敢沖陣。”

1936年西路軍敗退的河西走廊，陶勇率教導師硬在雪窩里頂到全師只剩三十多人。后來被俘，輾轉涼州、蘭州、西安三地。周恩來去看望受押紅軍時，握著陶勇的手說：“歸隊吧，戰斗還沒完。”這一句，被他記了一輩子。茶樓內，王必成點頭：“那次如果拖到抗戰全面爆發后，估計陶勇就回不來了。”

回到江南，他仍用張道庸的名字。因為通緝令貼滿了圩鎮，陳毅嫌“道庸”太柔，說了兩遍還在皺眉。粟裕當場開玩笑：“把姓拿掉，’陶勇’如何？既無憂，又無畏。”眾人哄笑，一紙公文簽下，新四軍多了一個讓敵偽撓頭的新字號。

黃橋決戰前夜，雨勢如注，陶勇踩著泥水爬上圍墻探火力點。他冷不丁命令惠浴宇再抽一個營，自己大刀在手沖出缺口。守墻的新兵愣神，只聽他大喊：“跟我來！”短短數小時，敵翼被撕開。粟裕事后只說：“拼命三郎是這樣煉的。”葉飛輕嘆：“我在另一側打援，僅聽槍聲就知道他活下來。”

抗戰末期轉入內戰，部隊北上。1946年夏，第一師在吳橋道口首次遭遇第五軍坦克。地方部隊初見履帶怪物，陣線松動。陶勇坐到路邊石磙上，手仍指揮旗語。炮火逼近，有戰士高喊：“副師長快撤！”他不抬頭，只回一句：“我坐在這兒，誰撤誰丟人。”坦克停在稻田，他卻連塵土都沒拍。那次頂住，部隊士氣一口氣拉到高原，山東野戰第一仗穩住了節奏。

渡江戰役前，粟裕臨別叮囑：“東海要靠你了。”其實那時海軍尚屬雛形，陶勇帶著陸戰習慣摸索艦隊。1958年春，他聽說平潭外海有國民黨“63號”炮艇騷擾漁民，連夜調艦跟蹤。兩天后，炮艇被擊沉，福建海面才恢復安靜。行動結束，他只跟參謀說了一句：“海面要像稻田一樣，別讓人踩出車轍。”

茶樓的燈光漸暗，外頭雨停。葉飛忽然記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插曲：有人要陶勇寫材料，他推說“不識幾個大字”，硬把稿子讓秘書寫，再當眾請秘書糾錯。這樣的倔勁兒，在那段特殊時期顯得鶴立。粟裕放下杯子：“他有時粗，卻從不糊涂。”

1967年1月21日，陶勇病逝上海。因當時的種種狀況，消息幾經輾轉方傳到前線。粟裕收到電報，整整一夜未眠。后來多方努力，1977年夏才把骨灰迎回北京，安放八寶山骨灰堂一室。張愛萍的挽聯“將軍橫掃千軍，英魂冷對奸雄”，現仍嵌在堂口。

桌上茶已換了三次。王必成輕聲道：“陶勇其實也愛玩。”當年打牌輸了偷張牌，被抓包還振振有詞：“打仗打牌，一個理兒，虛實結合。”眾人都笑了，似乎那粗聲爽朗又在耳畔。

夜色壓在江面，汽笛由遠及近。葉飛提議收場。粟裕靜了幾秒，將桌邊那把空椅子扶正。“留著，下次聚還得擺。”無須多言，所有人都明白，這把椅子不會撤，也撤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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