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邵式平病重后，省委和親友勸他出省治病，邵：我問心有愧呀

1962年初春，贛江水位漸漲，南昌市郊外的工地依舊機器轟鳴。省里最新的化纖廠樣板車間剛剛封頂，躺在省人民醫院病床上的邵式平卻再次要求秘書把最新進度表送到病房。醫生量完血壓后搖頭提醒道：“血壓太高，再勞心可不妙。”邵式平回應一句：“工程不能掉鏈子。”短短七個字，幾乎耗盡他的氣力，卻也展現了他對江西工業化的執拗。

追溯到1949年5月南昌解放那天，邵式平跟隨南下大軍踏進久別的故土。對許多干部來說，那是勝利歸來；對他而言，更像接下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要讓這片苦瘠省份迅速補上現代工業和城市基建的缺口。省人民政府組建后，他出任主席，把原本給自己留的休整時間全部壓縮到三天，然后便把辦公桌搬到了南昌市工務局，盯緊市政藍圖。

第一批市政工程中，八一大道和井岡山大道的走向曾引起多方爭議。有人嫌征地費用高，有人擔心拆遷矛盾。邵式平拍板：“道路是未來二十年的骨架，寧可今天多花力氣，也別讓后人再打補丁。”修路之外，他要求高架水塔、污水暗渠同步規劃，“城市不是堆房子，是讓人舒心生活的地方。”這是他在一次所領導的現場會上對市長說的話。

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城建文件夾夾層里還藏著兩張皖南、湘北的工業布局示意圖。邵式平認定，江西要從農業省轉向工農并重，就必須先把交通動脈和能源點位織進工業網絡。于是第一個五年計劃里，江西拿到了六項國家重點工程名額，上海設計院的專家記得他拍著圖紙強調過：“項目來了，服務體系也要一起種下。”

為了讓工業學校與企業配套，他在1954年主持的教育座談會上提出“半工半讀”概念。“把學生置于機器旁，畢業就能頂崗”，與會教師起初擔心教學質量，他卻舉例說蘇聯培育技術員的做法，并承諾發放學雜費補貼。事實證明，江西工學院和勞動大學的模式確實在后續關乎冶金、機械、造紙等行業的用人高潮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工作節奏高速運轉，身體卻悄悄報警。1961年隆冬，他在贛南巡查糖廠收購時突感胸悶，臨時找個木凳坐下。身邊干部建議立即返程，他揮手拒絕：“蔗農等著結賬，再撐一會兒。”結果拖到次年，他已被確診為冠心病并發高血壓。當時許多同志勸他調往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名醫、設備都更齊全。方志純來看望時說：“老邵，江西離不開你，但也不能把命丟在這兒。”邵式平苦笑：“省長一生病就往外省跑，百姓怎么看？我不走，咱省醫院也能請到專家。”

就這樣，國內心血管領域的知名教授陸續被請到南昌會診，藥物和設備也通過多方渠道運來。有人統計，為給他會診的中央專家累計六十余人次，而他本人只從病房里挪到隔壁會議室一次——那是討論省屬企業節能改造方案。護士提醒他休息，他低聲回答：“多節約一度電，就是對百姓多負責一分。”

病情加重的那年夏天，省里擬定讓他暫離崗位休養。他在常委會上直言：“趁我還能說話，把后兩年的工業、農業、教育計劃先定準，做到桌上有圖、賬上有數。”會上，他將發展側重點進一步調整：采礦和有色冶煉北移，贛州、撫州主攻林業深加工，景德鎮則引進輕型機械與陶瓷聯合生產線。這些部署后來被證明推動了江西產業鏈的雛形成型。

1963年冬，化纖廠第一臺試車機開動。當晚，院方值班護士看見邵式平握著報喜的電話，眼眶濕潤，“終于動了。”這句話一半給項目，一半給自己。然而身體已岌岌可危。1965年3月中旬，北京再度來電邀請他轉院，他搖頭：“時間來不及了，留下資料比挪地方更要緊。”不久，他在南昌溘然長逝，享年六十五歲。

邵式平留給江西的不僅是道路、廠房、校舍，還有一整套邏輯：抓城市骨架、建工業支點、辦技術教育，一個環節也不能缺。從他住院堅持本地治療到數十位專家遠赴南昌，人們看見的并不是個人意氣用事，而是領導者“怕群眾不便、怕干部養成依賴”的克制。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這份克制與擔當，既沉重又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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