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頂尖名校近四成學生自稱“殘障”，精英大學的競爭正在變形

在斯坦福大學，成為“殘障者”，正在成為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

這所誕生過 85位諾貝爾獎得主、29位圖靈獎得主的大學，長期被視為全球最嚴格的學術和能力篩選場所。

但如今，38%的本科生被正式登記為“殘障者”。僅在2025 年秋季學期，就有 24%的本科生正在申請或使用“便利措施”（accommodations）。

《奇跡男孩》劇照

這些便利措施的初衷，是為了給學習上有障礙的學生提供公平機會：延長考試時間、安排安靜考場、優先分配宿舍……

但資源是有限的。Tom，一位2022年入學的斯坦福哲學系本科生回憶，兩年前學校的匿名論壇里就開始有人抱怨：搶不到單人間，雙人間也輪不上。“那些好宿舍都被申請便利措施的學生提前鎖定了。”

更讓他驚訝的是，有些申請便利措施的同學，“看起來一切正常”。

在美國名校，具有殘障身份的學生群體正迅速擴大。在過去8年間，芝加哥大學申請便利措施的學生比例翻了3倍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則在近15年里增長了近5倍。在布朗大學和哈佛大學，超過20%的本科生被登記為殘障學生；在阿默斯特學院，這個數字高達34%。

媒體報道稱，這股美國高校“殘障潮”中，部分學生明顯是在鉆制度的空子：

富裕家庭花錢請醫生為健康子女開具殘障證明，以獲取考試額外時間；還有不少學生在診斷測試中夸大癥狀或隱瞞實力。

在美國精英學府，特殊身份正在成為新的競爭籌碼。

為什么美國名校里突然“遍地都是殘障者”？這種激增為何偏偏在最近幾年出現？而這，又為何在美國社會激起如此強烈的不滿

01

當“善良”的制度，

遇上復雜的人性

如果只要張張嘴，就能換來優待——你愿不愿意“賣一下慘”？

這是擺在Tom面前的思想實驗。

依據斯坦福的傳統，高年級學生在選宿舍上有優先權，大三、大四先選，大二、大一隨后。Tom注意到，從他大二開始，周圍很多人開始抱怨，即便是大三大四，也不一定能選到好房間——所謂好房間，通常是單人間，或者是由內間、外間組成的雙人間，每個間里各有一張床。很多高年級學生，最后只好住和大一新生一樣的多人間。

《奇跡男孩》劇照

而在高年級學生選房前，系統會先鎖定一部分房間——這些房間是為申請便利措施的殘障學生預留的。

他與一些通過申請便利措施住進好宿舍的朋友開誠布公地談過。有人因為晚上要戴呼吸機怕吵到舍友，有人稱自己患有抑郁癥、焦慮癥，需要私人空間，也有人說自己半夜會夢游，可能嚇到室友。

Tom認為，在這些理由里，有的真切、有的模糊，有的半真半假。

他了解到，斯坦福申請便利措施的流程“相對寬松”：先跟學校的有關機構預約，講述自己的情況；咨詢師會繼續追問、評估；如果認可學生的理由，便會出具一份診斷形式的證明；拿著這份文件，就能向無障礙教育辦公室申請“特殊房型”。其中產生的費用，通常由學生醫療保險覆蓋。

他總結，無障礙辦公室和學校診所的工作人員普遍采取“善意推定”——默認學生是真誠、有迫切需求的，所以批準往往寬松而慷慨。

《叫我第一名》劇照

作為一所享譽世界的頂尖私立研究型大學，斯坦福每年有巨額的經費和社會捐款。Tom認為，學校有義務最大程度地滿足一些學生的康復類型的需求。畢竟，他一年的本科學費折合成人民幣就要四十多萬。

但隨后發生的事像一場“劣幣驅逐良幣”。他形容：當少數人開始利用制度的善意與漏洞獲取好處時，那些本來遵守規則的人反而被擠壓。不公平感累積，最終促使更多學生加入“鉆空子”的隊伍。

十多年前，沈煜在斯坦福讀碩士和博士時，身邊的殘障同學并不多。2010年，這個數據不到10%。他猜測，如今38%的高比例，可能是一些學生在政治正確的氛圍影響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夸大了自己的心理問題——畢竟心理問題通常依賴自我報告（self-report）的量表判斷。

《社交網絡》劇照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謝卓瀟也認為，在美國，殘障身份和性少數身份的“受害者文化”濫用與政治正確緊密相關，而這種現象具有鮮明的美式特征。

她強調，申請便利措施并不等于“賣慘”，但現實的問題在于，“目前便利措施的標準非常模糊，連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甚至部分殘障學生自己，也未必完全弄得明白。”

這種模糊性并非偶然。2008 年，《美國殘疾人法》（ADA）修訂，擴大了殘障定義，明確學習、閱讀、專注等生活活動受保護，即便損傷未嚴重限制日常生活，也在保障范圍內。

高校也隨之放寬要求。2013年，一項對200所大學的調研發現，多數學校在審批ADHD便利時，學生僅需提供醫生證明；同時，DSM-5降低了ADHD的診斷門檻——只要癥狀“干擾或降低”學業表現即可。

《萬物理論》劇照

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讀博的劉璇，也能看到支持如何融入日常教學。她課程頁面上有一個固定提醒：“無需追求完美。心理健康資源會幫助你走向健康與成功。”下面列著學生健康與咨詢服務的聯系電話和緊急渠道。

她帶的兩個班共有四十名學生，只有一名學生從未出席課堂討論。對方提前寫信說明，自己在公共環境中會產生強烈的焦慮和恐懼。缺課意味著這門課可能掛科，但學校提供了一次重修機會。

02

誰能確保自己是“正常人”？

便利措施，遠遠不止鉆空子、占便宜那么簡單。

Tom記得他的一位好哥們。那人看起來外向、幽默。但一次暑假，他回中國做篩查，醫生給出的診斷是“重度抑郁”。Tom說：“太搞笑了，我完全不覺得他抑郁，他自己都不知道。”

朋友事后和他復盤測評，其中一道題問：“看到小貓小狗被車壓死，你會有什么反應？”朋友回答得很干脆：“ABCD都不會。我覺得無感——那就是狗的命。”

Tom明白，抑郁的診斷不是靠一道題決定的，看起來正常的人也可能有心理問題——只是可能還沒被發現。

在他的觀察里，斯坦福的不少學生都處于心理健康的灰色地帶：“很多人或許多少都有點問題，只是沒人去查。一查，就都有了。”

斯坦福有一個“神經多樣性項目”（Stanford Neurodiversity Project），把大腦和行為差異視為人類的正常變化，而不是缺陷。

裴瑞是斯坦福心理系社會神經科學實驗室的博士后研究員。她觀察到，約一半的斯坦福本科生至少符合“中度抑郁”的臨床標準。這個數據是結合心理醫生的標準化問題得出的，“年輕人的心理問題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嚴重。”

她認為，高比例的心理健康問題，一方面與斯坦福的高競爭壓力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與年輕人更開放地表達心理困擾有關。在社交媒體上，很多學生容易給自己貼上心理問題標簽，這對他們是一種安慰：“就像感冒，你無法控制，但承認它能減輕心理負擔。”

裴瑞舉例，一門“變態心理學”課程結束后，幾乎每個學生都覺得自己有一兩個問題。

2024年，美國大學健康協會（ACHA）對超過2.55萬本科生及近7000研究生進行調查顯示，本科生最常見的殘疾類型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17.2%）、學習障礙（5.7%）、自閉癥譜系障礙（4.9%）及視力障礙（4.7%）。

這背后，也有時代的影子。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6歲及以上的殘障人群在2020到2025年間出現明顯增長。而這一時間段，恰好與疫情及其后遺影響高度重合。

2025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統計顯示，超過四分之一成年人存在某種類型的殘障。

這說明，不僅是生病的人變多了，被看見和承認的問題也在增加。

似乎，美國社會正處在一個轉折點：“殘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被社會系統正式識別和應對。

03

“受害者”，還是“特權者”？

制度原本是為了讓脆弱被看見，這是好事。但當善意被無限放大，本該保護弱者的制度，也可能變為某些強者手中的武器。

在斯坦福，無障礙教育辦公室提供的另一項關鍵措施是作業延期。該政策適用范圍廣：慢性病反復、情緒波動、注意力難以維持，甚至依賴屏幕閱讀器導致閱讀速度慢的學生，都可以申請。這意味著，同一門課程，不同學生可能面臨不同規則。

“我們知道，人會按照激勵機制行事，而學生當然會盡可能爭取更多便利。”耶魯大學心理學及認知科學教授布賴恩·肖爾指出。研究顯示，獲得考試加時的學生平均分通常高于未獲得加時的學生。

《壁花少年》劇照

對制度濫用的憂慮也并非空穴來風。

2019年，《華爾街日報》分析發現，有“美國最牛高中”之稱的斯卡斯代爾高中，五分之一學生被認定為殘障，有資格在大學入學考試中獲得便利——這一比例是全美平均水平的7倍多。轟動一時的“名校入學舞弊案”（Varsity Blues）也暴露出，一些富裕家庭愿意花錢請不道德醫生開具殘障診斷，讓孩子在標準化考試中獲得加時。

《受害者文化的崛起》（The rise of victimhood culture）一書表明：受害者文化在學費更昂貴、錄取選擇性更強的院校中表現得最為突出，這些學校的學生群體往往來自更富裕的家庭。

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在考試中獲得額外時間的學生比例，在經濟條件較好的群體中上升得更快，也更多。在美國，最富裕的1%家庭的學生獲得便利措施比例最高，最貧困的1%家庭的學生比例最低。

也有研究提供了佐證。一項針對精英文理學院的調查發現，那些獲得學習障礙便利措施的學生，在閱讀、數學和智商測試中，大多數人的認知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且沒有任何功能障礙跡象。

長期研究受害者文化的學者莉莉·蔻利拉奇（Lilie Chouliaraki）指出，在高度數字化且存在歷史性不平等的西方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往往無聲，而特權者的痛苦反而被廣泛關注——尤其是白人群體的傷痛。這意味著，受害者身份的表述，有時不再體現脆弱，反而成為特權的象征

媒體評論認為，美國精英大學中便利措施的興起，很容易被看作一種中上層家庭孩子規避風險的手段。這種“不必要的便利”有雙重效應：它既可能讓你對同學不公平，也可能讓你自我欺騙。借助額外時間掩蓋學習短板、通過延長截止日期躲避時間管理的挑戰，你或許能取得更好成績，但同時也可能削弱了應對成年生活真正困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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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朋友勸Tom，既然便利措施這么好拿，你也去申請一下。

但他覺得沒必要。“學校很慷慨，會給有需要的人一些補償和優待。但社會競爭是殘酷又冷漠的，老板不會因為你有ADHD就給你施舍，讓你三個小時做完別人兩小時完成的任務。我不想讓自己在學生時代就習慣這種優待，這不利于我的長遠發展。”

04

制度的“溫度”與“精度”，

如何同時成立？

便利措施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美國長期性別平等、殘障權利和社會運動的成果。

250年前，美國的宗教觀念把殘障視為“上帝的懲罰”，他們被迫隱身，活得毫無尊嚴。50年前，一個下肢癱瘓的人想靠輪椅穿過校園，可能都得“連滾帶爬”。

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羅伯特·F·墨菲在《靜默之身》寫下自己1977年坐輪椅回校的經歷：教學樓四周裝了幾個金屬坡道，有些陡得離譜，下雨天還會打滑，系里不得不安排一個助手幫他拿書，護送他走動。

今天，美國的便利措施已經高度制度化。法律為殘障者提供保障，公共文化也逐漸形成共識：弱勢群體理應得到額外支持。

斯坦福無障礙教育辦公室稱，殘障是一條光譜，沒有固定清單，也沒有明確邊界。大多數殘障是看不見的——ADHD、焦慮、抑郁、自閉癥譜系、閱讀障礙……這些隱性困難同樣會讓一個學生在求學路上舉步維艱。

但寬容并非沒有成本。隨之而來的，是關于公平性的爭議、不斷增加的財政壓力，以及一種更隱秘的風險：當標準本身是模糊的，原本為弱者預留的資源，是否會被強者占用？

在Tom看來，問題的根源來自制度內部的分岔——不同角色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校醫首先對學生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學生只要表現出一些癥狀，醫生往往會傾向于相信、支持、出具證明。制度因此天然有灰度：有人確實需要幫助，也有人借此獲得便利。監管難，界限更難劃清。

而在學校管理層的視角，另一個恐懼始終存在：制度一旦被證明“失靈”，就會變成“丑聞”。至于未來校方會提高審核門檻，還是另尋出路，Tom也很難預測。

裴瑞認為，爭議之所以發生，反而說明制度在發揮作用。她看到的，是斯坦福日常校園里真實存在的多元：視障學生、坐輪椅的學生都能被“看見”，也被支持。

她承認，不公平或許存在，一些人會通過鉆空子拿到不屬于他們的“資源性的便利”。但這不是問題的終點，而是起點。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那個“度”——既讓真正需要的人得到照顧，又不讓制度滑向特權。

《叫我第一名》劇照

不同聲音，最終指向同一個難題：制度的“溫度”與“精度”，如何同時成立。

然而，便利措施需求激增的趨勢已經無法忽視。不久的將來，某些美國大學甚至可能面臨“獲得便利的學生多于未獲得便利的學生”的局面。這在十年前聽上去還像個玩笑。

曾任斯坦福殘障工作小組聯合主席的保羅·格雷厄姆·費舍爾說：“我和斯坦福行政部門的人談過。他們在討論——我們在哪一點可以說不？如果（殘障學生）比例達到50%或60%怎么辦？什么時候我們必須說‘我們做不到’？”

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唯一確定的是——在無限擴張的善意和有限的資源之間，這場拉鋸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