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先鋒》：那些覺醒年代的新聞先驅(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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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zhuǎn)自新黃河客戶端，作者錢歡青

《急先鋒》：

那些覺醒年代的新聞先驅(qū)

《急先鋒》

路英勇 著

作家出版社

1921年前后，一些進步人士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蔡和森、邵飄萍等，通過創(chuàng)辦報刊，傳播先進思想，揭露社會黑暗，喚醒廣大民眾，凝聚革命力量，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與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也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凝聚起深厚的群眾根基。

陳獨秀、李大釗由創(chuàng)辦報刊成為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早期領導者，邵飄萍則由一位具有正義感的記者成長為著名的“紅色報人”。他們是思想的急先鋒，更是革命的急先鋒。

新近出版的路英勇先生的紀實文學《急先鋒》，即從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先驅(qū)李大釗、鐵肩辣手邵飄萍入手，以他們在新聞領域的探索與革新，再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yè)上的開拓進取和奉獻犧牲。“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他們身體力行，以文字為刃，以精神為火，喚醒沉睡的大眾，共創(chuàng)全新的世界。

向“五四”

那個偉大的時代

致 敬

對路英勇而言，《急先鋒》的寫作其實早有“伏筆”。早年在山東大學讀博士的時候，他就對五四時期的著名報刊及其創(chuàng)辦者進行過比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五四時期新文學出版的內(nèi)容。此后路英勇一直從事出版工作，那個時候的學術思考對他后來的職業(yè)發(fā)展有很大幫助，也促使他更深切地理解了五四出版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品格，鑄造五四精神的文化內(nèi)涵和革命特質(zhì)。路英勇說，“在今天，我們應該對五四出版表示敬意，應當讓它的偉大品格在當今時代發(fā)揚光大。所以，《急先鋒》這本書，并非一時興起之作，而是我大半生學術思考、工作實踐的不斷積累的一個成果。寫作這本書，是在繼承和弘揚五四精神，也是在向一個‘五四’這個偉大時代的思想先驅(qū)、革命先驅(qū)致敬。”

書中涉及的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三人，是五四時期創(chuàng)辦報刊的先進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們雖有著截然不同的身份背景、辦刊初衷與編輯思想，卻都是那個時代思想的急先鋒，更是革命的急先鋒。路英勇表示，他們的辦刊、辦報實踐共同構成了五四時期先進思想傳播的“立體矩陣”，“寫作這本書，正是為了還原這一多元圖景，讓讀者明白，思想的覺醒是無數(shù)先進人物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動的結果”。

陳獨秀的

“專業(yè)編輯能力”

《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早已是學界共識，今年是《新青年》創(chuàng)刊110周年，《急先鋒》也將陳獨秀創(chuàng)辦《新青年》的章節(jié)置于卷首。路英勇表示，陳獨秀的辦刊歷程，是“思想革命”的破局之路。他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從最初的小眾刊物到遷至北京后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用犀利的文字猛烈抨擊封建禮教與舊思想，徹底撕開了封建蒙昧的帷幕；而后續(xù)創(chuàng)辦的《每周評論》，則彌補了《新青年》偏重思想啟蒙的局限，以“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為宗旨，聚焦時事熱點，用短小精悍的時評快速回應社會現(xiàn)實，成為連接思想啟蒙與社會運動的橋梁，“陳獨秀的辦刊風格剛烈決絕，他敢于直面守舊勢力的‘圍剿’，讓先進思想在高壓環(huán)境中得以迅速傳播。他的辦刊經(jīng)歷，能讓讀者清晰看到‘新文化運動’是如何成為影響全國的輿論浪潮的”。

在《急先鋒》中，路英勇特別寫了陳獨秀以精準的選題策劃為引擎，推動文學革命從理念走向?qū)嵺`，步步為營掀起新文化運動浪潮的過程，“很多人知道胡適率先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項主張’，卻少有人關注陳獨秀如何以編輯的專業(yè)能力，將這‘八項主張’落地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文學革命。在編輯實踐中，陳獨秀展現(xiàn)了極強的選題把控力與節(jié)奏推進力：他敏銳捕捉到白話文改革的時代價值，在胡適提出初步構想后，立即主動邀約他將構想系統(tǒng)化、理論化，形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刊發(fā)。為了造成文學革命的聲勢，他寫成《文學革命論》，對胡適的主張大加贊賞，接著又支持錢玄同，上演了一出‘雙簧戲’，擴大話題影響力。為了展現(xiàn)文學革命的實績，他策劃刊發(fā)胡適的白話詩，隨后，他又將魯迅的《狂人日記》推向公眾視野……整個過程中，陳獨秀的編輯思想清晰可見：他不是簡單地‘刊登文章’，而是以‘文學革命’為核心選題，構建了‘理論倡導—廣泛討論—實踐示范’的完整傳播鏈條。書中詳細梳理了這一過程中的關鍵節(jié)點，比如他如何與胡適、魯迅等作者溝通選題方向，如何調(diào)整欄目設置適配思想傳播，如何應對守舊勢力對內(nèi)容的攻擊，讓讀者看到陳獨秀的編輯實踐，既是思想主張的傳遞，更是專業(yè)編輯能力的體現(xiàn)。”

李大釗的辦報風格

溫潤而堅定

《急先鋒》第二章節(jié)寫到李大釗，李大釗的辦刊實踐，是“真理傳播”的深耕之路。路英勇認為，與陳獨秀的“破局”不同，李大釗更側重“建構”，“他創(chuàng)辦《晨鐘報》，旨在‘喚醒國民之青春’；主編《憲法公言》，聚焦民主憲政的傳播；主持《甲寅日刊》，以犀利評論針砭時弊；后來擔任《少年中國》主編，更是將青年群體作為核心傳播對象，引導他們樹立家國情懷。與陳獨秀的剛烈不同，李大釗的辦報風格溫潤而堅定，他在《晨鐘報》《甲寅日刊》《少年中國》等刊物中，始終以‘鐵肩擔道義’為己任，既深耕理論傳播，又心系家國命運。尤為重要的是，他在《新青年》推出‘馬克思研究專號’，系統(tǒng)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成為中國最早系統(tǒng)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qū)之一。他的辦刊歷程，能讓讀者理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非偶然，而是先驅(qū)們的理性選擇，能深切感受到思想傳播的偉大力量。”

邵飄萍的

“新聞良知”

《急先鋒》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邵飄萍。路英勇認為，邵飄萍的辦報生涯，是“新聞救國”的踐行之路，“他從滬杭的一線記者起步，憑借敏銳的新聞嗅覺與堅定的職業(yè)操守，成為《申報》北京特派員，最終創(chuàng)辦了屬于自己的《京報》，被稱為當時最具鋒芒的報紙。五四運動中，邵飄萍怒斥北洋政府外交無能，完全站在學生一邊，支持他們的愛國行動。1920年以后，邵飄萍以《京報》為陣地，抨擊反動勢力，宣傳先進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呼吁社會變革，激發(fā)民眾愛國熱情和革命斗志，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中國革命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京報》以‘鐵肩辣手’為辦報理念，曾兩度被查封，邵飄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但他歸國后依然堅守‘新聞良知’。更可貴的是，他在日本期間主動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將先進思想融入新聞報道，讓《京報》成為兼具新聞深度與思想高度的輿論陣地。邵飄萍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對先進思想的執(zhí)著追求，使他真正踐行了‘鐵肩辣手’的誓言，更用生命詮釋了‘紅色報人’的責任與擔當。”

“辦刊、辦報實踐”

與“生命升華”的

深層關聯(lián)

路英勇表示，《急先鋒》的最大特點或者說是最大價值，是解析了“辦刊、辦報實踐”與“生命升華”的深層關聯(lián)，“陳獨秀、李大釗由創(chuàng)辦報刊成為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早期領導者，邵飄萍則由一位具有正義感的記者成長為著名的‘紅色報人’。這種偉大蛻變的核心催化劑正是他們創(chuàng)辦報刊的實踐。正是在辦刊、辦報的實踐中，他們實現(xiàn)了‘生命的升華’。”

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和他們創(chuàng)辦的報刊，造就了一個覺醒的時代。他們的報刊生涯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展歷程中熠熠生輝的偉大起點。他們創(chuàng)辦的報刊、傳播的思想、堅守的精神，依然在影響著今天的我們。路英勇表示，“《急先鋒》既是為了記錄一段不該被遺忘的歷史，還原三位先驅(qū)各自獨特的辦刊辦報經(jīng)歷，也是為了提煉不朽的‘急先鋒’精神，搭建歷史與當下的橋梁。讀者翻開這本書，看到的不僅是三位先驅(qū)的個人傳奇，更是一個民族在思想覺醒中涅槃重生的壯闊歷程，而這種歷程中蘊含的智慧與力量，必將激勵我們在新的時代征程上，繼續(xù)勇當‘急先鋒’，書寫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輝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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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先鋒》

路英勇 著

作家出版社

內(nèi)容來源：新黃河客戶端

作者：新黃河記者 錢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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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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