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魯迅的爺爺周福清，賄賂科舉主考官1萬兩銀子，被判斬監候

魯迅的爺爺叫周福清。

周福清是個很有本事、很有成就的人物，同時又是個失敗得非常徹底的人物。

說他很有本事、很有成就，是因為他30歲考中舉人、34歲考中進士，是皇帝欽點的翰林院庶吉士，當過知縣、內閣中書。

說他失敗得非常徹底，則是源于他一個非常愚蠢的行為——賄賂科舉主考官1萬兩白銀，企圖讓兒子周伯宜能夠考中舉人。

結果他這一鬼祟行為被當場揭破，原本是內閣中書的他被革去官職投入大獄，先被判處斬，后改判斬監候，最后改判“牢固監禁”。

兒子周伯宜也被革去早已取得的秀才功名，從此郁郁寡歡，終日借酒澆愁，沒過幾年因患肺結核久治不愈病故，年僅35歲。

在案發之前，周家本是一個小康人家，案發后周家迅速敗落，這使得魯迅小時候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十分凄苦的日子，時常出入于當鋪、藥鋪。

這個案子在當年的影響力著實不小，就連《清史稿·德宗本紀》里也提到過這個案子：“十九年十二月癸酉，刑部奏革員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關節，擬杖流，改斬監候。”

德宗也就是光緒皇帝。

光緒十九年即1893年。

頭一年除夕夜，周福清的母親去世了，在京城擔任內閣中書的周福清回紹興老家奔喪，按禮制為母親丁憂守孝三年。

為慶祝第二年慈禧太后六十歲大壽，朝廷決定在這一年秋天舉行恩科鄉試，第二年春天舉行恩科會試。

周福清的大兒子叫周伯宜（魯迅的父親），出生于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清光緒七年（1881年）考中了秀才，但后來多次參加鄉試也沒考中舉人。

周福清對兒子的期望很高，一心讓他好生讀書考功名，不讓他到社會上去謀事。

這一年周伯宜已經32歲，在父親的期望下，以及他自己也并未放棄科考，他再一次報名參加浙江省鄉試。

或許是周福清認為兒子考中舉人的希望比較渺茫，這時候他動起了歪心思。

他先是打聽到這次浙江省鄉試的主考官是殷如璋，這可太巧了，殷如璋和他是同年的進士，兩人是有些交情的，他就想到通過殷如璋的關系作弊，讓兒子周伯宜得中舉人。

周家有五戶親友家中也有人參加這次鄉試，于是周福清和這五戶親友一商量，就湊了整整1萬兩白銀，打算行賄殷如璋。

關系是有的，錢也有，在周福清看來這件事的成功率很高。

即便殷如璋不幫他，以他和殷如璋的關系，這件事也不至于敗露。

然而最終這件事卻失敗得非常徹底，他行賄主考官企圖科場舞弊的行徑當場就被揭破。

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用了一個完全不會辦事的人，這人叫陶阿順，是周家的家仆。

按照當時清朝廷的規定，鄉試的主、副考官從京城出發到各省，一直到各省鄉試考完期間，不準會見親友、不準外出拜訪、不準收發信件，這一切都是為了防止科場舞弊。

周福清很明白，不能等殷如璋到浙江之后再去找他，那時候他一定住在杭州的貢院里，誰也見不著，身邊還有監督官監督著他。

要想見到殷如璋，最好的辦法就是半路攔截。

從京城到杭州必然要經過蘇州，周福清認為在蘇州和殷如璋見面再好不過。

于是這年（1893年）七月底，周福清就帶著家仆陶阿順先行去了蘇州，打算在蘇州攔截殷如璋。

周福清到蘇州幾天后，果然等到了殷如璋乘坐的官船，當官船停在蘇州閶門碼頭的時候，周福清就讓家仆陶阿順帶上自己的名帖和一封信函前去拜訪。

周福清交代陶阿順，先把自己的名帖遞給殷如璋，說明自己想和他見一面，如果他不方便見面，再把信函交給他。

誰知這個陶阿順接近殷如璋官船的時候，遭到殷如璋的仆從攔住詢問，他可能是一時情急昏了頭，把周福清的名帖和信函兩件東西一股腦都交給了殷如璋的仆從，讓其代為轉呈殷如璋。

當時殷如璋和副考官周錫恩都在船上，兩人在聊天。

殷如璋見了周福清的名帖和信函，鑒于周錫恩在身邊，他不方便打開信函來看，只把名帖和信函放在茶幾上，繼續和周錫恩聊天。

過了一會兒，突然聽到船外陶阿順大聲叫喊，說什么信函里有1萬兩銀票，大人收了信函，該給我一張回條，我才好回去交差。

陶阿順這一喊，這件事就算是徹底完蛋了，從古至今，行賄都是見不得光的，哪有行賄還高聲喊的。

殷如璋聽了之后，為表示自己的清白，就讓副考官周錫恩當著眾人的面拆開了信函，信函里果真有一張1萬兩的銀票，以及周福清寫給殷如璋的一封親筆信。

在信中，周福清明確提出來希望殷如璋在這次浙江省鄉試中關照自己的兒子周伯宜，以及其他五戶親友家的考生，并明確約定了“關節”（考卷上的暗號）是“宸忠”“茂育”這兩個詞。

如此一來，周福清的如意算盤當場、當眾徹底敗露，沒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殷如璋即便有心想幫，當時也只有明哲保身，完全可無相幫了。

恰在這時候，當時新上任的蘇州知府王仁堪前來拜會殷如璋，殷如璋就順手把陶阿順交給王仁堪查辦。

案情一層一層上報上去，一直上報到皇帝，隨后不久皇帝下旨：“內閣中書周福清即行革職，查拿到案，嚴行審辦。”

周福清先是畏罪跑去了上海躲避，但得知皇帝親自下旨要嚴查他后，自知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沒意義，于是便主動回了老家會稽縣衙門自首，隨即被解送到杭州府衙門，投入大獄候審。

在此之前，周伯宜和周家的五戶親友家中參加這次鄉試的考生也全部被捕候審。

在審理周福清賄賂鄉試主考官這一案件中，浙江省的不少官員想保周福清，比如時任浙江巡撫就以周福清作弊未遂為理由，想為周福清爭取從輕發落。

但光緒皇帝看了下面的意見后，不同意，他堅決地判了周福清死刑，本打算將周福清立即處斬，但考慮到慈禧太后大壽將近，就改為斬監候，等待第二年秋天問斬。

而到了第二天秋天，周福清又被從斬監候改判為牢固監禁，從此被關押在杭州府監獄7年，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大赦，周福清才被釋放出獄，重獲自由。

從1893年秋天到1901年，周福清蹲了將近8年大牢。

出獄后他回到老家，此時因為他的這一彌天大錯，原本小康的周家已經徹底破落了。

他自己被革除了官職，從京官變成了一介庶民。

兒子周伯宜也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一蹶不振，終日借酒澆愁，身體也每況愈下，患了肺結核，嚴重的時候到了咳血的地步，案發后三年，也就是1896年，他就一命嗚呼了，年僅35歲。

毫無疑問，周福清當年賄賂主考官這一決定，是一個極其愚蠢的決定。

不僅把自己的前程搭了進去，也把兒子的前程給禍害沒了，還把好好的一整個周家搞破落了，讓魯迅小時候過著“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當鋪）和藥店里”的辛酸日子。

爺爺周福清的科場賄賂案，不僅給魯迅造成了物質生活上的艱難困苦，也給他的精神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刺激。

魯迅的二弟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寫道：“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著什么，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據他后來說，曾在那里被人稱作‘討飯’，即是說乞丐……這個刺激的影響很不輕。”

魯迅本人也在他的小說集《吶喊》自序中寫道：“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魯迅這里用了“侮蔑”這個詞，由此可見周作人說的不錯，魯迅當時的確“不免很受到些刺激”。

參考材料

民主與法制時報——《兩起科場舞弊案背后的清代法治》

重慶晚報——《魯迅祖父為求子中舉，湊銀錢萬兩賄賂主考官》

新京報——《魯迅為何燒掉了祖父的日記？｜紀念魯迅逝世84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