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聚焦芯片與關稅時，中國已在布局未來｜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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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當全球目光聚焦于關稅的數字波動，以及人工智能等顯性科技競爭時，塑造未來世界格局乃以及權力分布的多個關鍵領域，實則隱于聚光燈之外。中國正以長期主義與戰略視野，在海底資源開發、外太空探索、網絡空間治理與國際金融體系構建等“棋盤”上落子。而這也正改變大國博弈的規則和維度。

近日，美國前商務部中國事務高級顧問伊麗莎白·伊考諾米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中國已將深海、北極、外太空、網絡空間等視為未來全球權力的關鍵領域，并通過“硬實力”的建設與制度等“軟實力”相結合的方式加速布局。中國的戰略目標始終清晰，那就是在大國圍繞新領域競爭格局形成的初期，就確立主導地位，從而影響下一輪全球規則的制定。

文章分析稱，盡管美國等部分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并開始警惕中國的一些制度方案。但中國依托基礎設施輸出、市場聯通與發展融資，已經成功在新興經濟體中拓展了合作空間。一方面，中國積極在現有治理機制中爭取話語權，另一方面還會打造能體現自身治理理念的新平臺。相比之下，美國在相關領域存在技術能力滯后與戰略模糊的問題，缺乏對關鍵領域的系統性競爭路線圖。

作者認為，若美國無法重塑技術與制度優勢、恢復其作為開放透明秩序維護者的公信力，未來在國際體系的權力塑造中，很可能逐漸讓位于中國。

伊麗莎白·伊考諾米（Elizabeth Economy）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美國、中國與世界項目”的聯合主任和哈格羅夫高級研究員，2021年至2023年任美國商務部中國事務高級顧問

當中國貨船“伊斯坦布爾橋號”（Istanbul Bridge）于2025年10月13日在英國費利克斯托港（Felixstowe）靠岸時，這一到來看上去也許并不起眼。英國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兩國間的船只全年往來不斷。

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該船所采取的航線——這是第一艘通過北冰洋直接駛往歐洲的中國大型貨船。這次航行只用了20天，比傳統經由蘇伊士運河或繞好望角的航線快了數周。北京稱此舉是地緣戰略上的突破，也是對供應鏈穩定的貢獻。然而，更重要的信息卻未明說：即中國在全球權力新領域中的經濟與安全雄心的廣度。

中歐北極快航是中國“冰上絲綢之路”建設重要實踐成果，將為中國高端制造、跨境電商、新能源等產業，提供新的國際物流選擇。圖源：央視新聞

中國在北極的努力只是“冰山一角”。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就瞄準前沿領域展開競爭：深海、兩極、外層空間，以及前人民解放軍軍官徐光裕所描述的“權力領域與意識形態”，這些概念如今包括網絡空間和國際金融體系。這些領域構成了全球權力的戰略基礎。

對這些領域的控制決定著對關鍵資源的獲取、互聯網的未來、從印制世界儲備貨幣中獲得的諸多利益，以及抵御各種安全威脅的能力。

當大多數分析人士將注意力集中在競爭的表象——關稅、半導體供應鏈封鎖和短期技術競賽——時，中國正在建設將在未來幾十年定義國際格局底層體系的能力和影響力。這樣做是中國在全球舞臺上恢復自身中心地位夢想的核心。中國領導人強調，“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就是要在新賽場建設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導一些賽場建設，從而使我們成為新的競賽規則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競賽場地的重要主導者。”

中國已為這場競爭做好了充分準備。它以一致的邏輯與方法來應對這些前沿領域。它在必要的硬實力方面投入資金。它與其他國家建立合作，使自身嵌入各類國際機構，并向這些機構大量輸送中國專家，由他們推動變革。如果無法改造現有機構，它就新建機構。在所有這些努力中，中國不斷試驗不同的平臺并以新的方式部署能力。

美國的決策者們直到最近才開始意識到，中國在構建當今世界關鍵領域權力方面所取得的全部成功。而現在，他們又有可能忽視中國致力于主宰未來世界的承諾。換句話說，美國不僅正在放棄其在當前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而且在爭奪定義下一個國際體系的戰斗中正在落后。

海底兩萬里

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了自身的深海海底采礦研究。其科學家和工程師開發了能夠進行海底采礦與勘測的潛水器和設備原型。1990年，北京成立了國家海洋礦產資源研究開發協會（China Ocean Mineral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簡稱COMRA），以協調其在國際水域的海底勘探與采礦。

從2011年起，中國將海底采礦能力納入其五年規劃之中。2016年，北京通過了深海海底區域資源勘探開發法，旨在發展中國的科學能力與商業能力，并為參與有關海底資源的國際談判提供框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至少建立了12家專門從事深海研究的機構，并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民用科研船隊。

上海交通大學研制的深海重載作業采礦車工程樣機“開拓二號”海試現場。圖源：新華社

中國領導人將深海海底列為中國領導力的重點領域之一。2016年5月，中國領導人強調：“深海蘊藏著地球上遠未認知和開發的寶藏，但要得到這些寶藏，就必須在深海進入、深海探測、深海開發方面掌握關鍵技術”。

中國已經主導了稀土元素的陸上全球供應鏈，而在深海海底采礦方面取得領先只會進一步強化其對這些礦物的鎖喉式控制。深海海底采礦還將推動中國另一項安全戰略需求：通過促進海底測繪和鋪設海底電纜，從而用于支持海軍與潛艇作戰。中國領導人在2018年表示：“深海本沒有路，我們走出來就是路。”

隨著中國國內能力的擴張，其在國際海底管理局（ISA）中的角色也在擴大。自2001年以來，北京幾乎一直在擔任國際海底管理局理事會（該理事會由36名成員組成、負責就采礦條例、合同批準以及環境監管作出關鍵決定）成員國。

中國為該機構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提交文件、對草案提出意見，并將本國專家與官員安排在國際海底管理局關鍵技術崗位中；它還為國際海底管理局提供了比任何國家都多的資金支持。中國已經將自身置于一個能夠更大程度塑造深海資源勘探與開發規則體系的位置。中國企業已經從國際海底管理局獲得了五份海底采礦勘探合同——為各國之最。

中國的海洋研究機構與ISA其他成員國在海底資源研究和技術開發方面有廣泛的合作，尤其是在深海探測、資源勘探和環境保護等領域。圖源：Getty Imagies

此外，中國正積極利用其深海能力吸引新興經濟體和中等收入國家，鼓勵那些需要中國平臺、船只或加工能力的國家與企業與中國保持一致。中國與庫克群島建立了科研伙伴關系，意圖最終開發當地的海底礦產資源，并正在與基里巴斯探討類似協議。2020年，北京與國際海底管理局合作，在青島設立了一個培訓與研究中心，為發展中國家的官員提供實踐經驗（如水下航行器操作）以及聯合研究機會。而在金磚機制內，中國試圖通過在杭州設立金磚深海研究中心來推動合作。

然而，中國在此過程中也遭遇了困難。盡管啟動了多項合作倡議，中國仍屬于主張更快速推進采礦的少數國家之一。中國未能說服金磚國家伙伴：巴西支持十年預防性暫停，南非要求強有力的環境與經濟保護框架。印度雖傾向于更快發展、但對中國使用科研船只進行軍事目的仍心存警惕。亞太地區許多國家（包括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帕勞）則擔憂中國深海調查船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的軍事動機。

盡管中國尚未在國際海底管理局贏得“規則制定之戰”，但它并沒有停下腳步。中國正大力投資軍民兩用的深海采礦技術——如自主水下航行器與載人潛水器，這些技術既可用于商業海底采礦，也可正如一位中國軍事分析家所言那樣，用于攻擊對手的大型艦隊編組與海軍基地。

走向冰封之地

深海顯然不是中國領導人想要掌控的唯一前沿。2014年，中國宣示要成為一個極地強國。如同海底一樣，北極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蘊藏著全球約13%的未發現石油儲量、30%的未發現天然氣儲量，以及大量稀土元素。

隨著冰層融化，這里還將成為新的航運通道之所在——例如“伊斯坦布爾橋號”所采用的航線。在2018年的北極白皮書中，北京承諾通過開辟航道與投資當地資源和基礎設施建設，打造“極地絲綢之路”。中國也重新定義北極治理議題，將其擴展至氣候變化等問題，并推動提升非北極國家的權利。白皮書宣稱：“北極的未來關系到北極國家的利益，也關系到非北極國家的福祉，更關系到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北極治理需要所有利益攸關方的參與與貢獻。”

北京對北極的興趣并非新近才有。1964年，中國成立了國家海洋局，其職責之一便是開展極地考察。中國的北極科研在20世紀70年代末及80年代加速發展。1989年，中國在上海成立了極地研究所，并在整個90年代與21世紀初不斷加強北極科研能力與國際合作。2013年，中國成為北極理事會觀察員，該理事會由加拿大、丹麥（包括格陵蘭）、芬蘭、冰島、挪威、俄羅斯、瑞典和美國，以及原住民代表組成。此后，中國成為北極理事會最活躍的觀察員之一，參與了廣泛的工作組與特別工作隊。中國研究人員持續主張：中國應在北極決策中扮演更大角色，因為氣候變化使北極成為全球公域議題，同時中國企業對于北極航運與能源至關重要。

在氣候變化下，北極冰層融化開啟了新航道，同時暴露了資源、航權與安全的角力。圖源：新華社

中國的努力卻遭遇阻力。北極國家愈發擔心過度依賴中國投資及由此產生的安全風險。加拿大、丹麥、冰島與瑞典都曾拒絕或取消一系列中國在其領土上的北極項目。根據哈佛大學貝爾福中心2025年的一項研究，在中國提出的57個北極投資項目中，只有18個仍在進行。

然而，當民主國家大多對新的中國投資說“不”時，另一類國家卻向中國敞開大門：俄羅斯。自2018年以來，中俄已將北極相關的雙邊磋商制度化。這種關系在2022年俄烏沖突之后尤為明顯——當時俄羅斯與其他北極理事會成員基本陷入經濟隔絕。此后，中國企業簽署協議，參與開發俄羅斯的鈦礦、鋰礦，并建設新鐵路與深水港。中俄兩國在北極探索、商業與巡邏方面的能力，已經遠遠超過美國。

自2022年起，兩國已在白令海、楚科奇海與更廣泛的北冰洋進行多次聯合演習，還曾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組織聯合轟炸機巡航。北京與莫斯科也合作推動金磚國家更直接地參與北極事務，共同成立金磚海洋與極地科技工作組，并且俄羅斯邀請這一機制參與在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建立國際科學站。

然而，中國的“外聯”效果有限。巴西與印度對北極的參與主要是通過與俄羅斯的雙邊渠道。一些印度分析人士甚至公開表達了對中國在該地區角色擴張的擔憂。盡管中俄看似立場一致，莫斯科卻并未支持北京在北極治理中擴大角色的主張。雙方的聯合軍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表演成分。

2020年，俄羅斯外交部北極理事會特別代表尼古拉·科爾楚諾夫（Nikolai Korchunov）贊同時任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說法，即國家分為北極國家與非北極國家，并暗示中國并無“北極身份”。同年，俄羅斯還以向中國提供與潛艇探測方法相關的機密資料為由，以叛國罪指控了一名研究北極問題的俄羅斯教授。

勇闖無垠之域

最后一個前沿：太空。早在1956年，中國就把航天探索視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緊隨蘇聯和美國在1957和1958年先后發射衛星之后，中國于1970年4月發射了東方紅一號進入軌道。

整個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中國構建了一個由科學、經濟與軍事需求共同驅動的龐大航天計劃。2000年，政府發布了首份航天白皮書，明確其太空戰略重點：利用太空資源、實現載人空間飛行、并圍繞月球開展探索任務。太空也是中國領導人特別重視的領域。中國領導人在2013年強調，“發展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我們始終追求的航天夢。”

2017年，中國制訂了路線圖，要在2045年成為世界領先的航天強國，并計劃取得重大突破。如今中國確實做到了：除了不斷推進商業航天，中國還發展了先進的太空作戰能力，包括持續增長的偵察、通信與預警衛星星座。在中國已發射的700多顆衛星中，超過三分之一服務于軍事目的。中國2022年的航天白皮書大力宣示了這些成果。

一些美國航天官員與專家認為，中國將在未來5—10年超越美國成為領先的航天大國，其中包括自1972年阿波羅17號任務以來首次將人類送往月球。

10月31日晚，搭載神舟二十一號載人飛船的長征二號F遙二十一運載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點火發射。圖源：新華社

如同深海一樣，中國顯著的技術能力和這一前沿更開放的治理結構，使北京能夠在太空事務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中國已成為許多希望開展太空研究與探索的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國與26個國家簽有雙邊合作協議，還與聯合國外空司合作，通過中國的天宮空間站開展實驗。

然而，北京最具意義的太空領導力爭奪，是其計劃中的國際月球科研站（ILRS）。該項目由中國與俄羅斯于2017年首次宣布，預計首先在月球南極建立一個永久基地，隨后擴展為一個集軌道與地面設施于一體的網絡，用于支持探索、資源開采和長期駐留。中國計劃通過向參與國提供科研培訓、合作機會以及部分中俄航天技術的使用權，讓50個國家、500家國際科研機構和5,000名海外科研人員加入這一項目。為此，中國正通過金磚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臺推介這一計劃。

中國與莫斯科將“國際月球科研站”（ILRS）定位為對抗美國主導的“阿耳忒彌斯計劃”（Artemis Program）及其“阿耳忒彌斯協定”（Artemis Accords）的替代方案——后者是華盛頓重返月球的努力。該協定由美國及其他七個國家于2020年建立，闡明了一系列非約束性原則與指南，內容涉及和平探索外層空間、利用太空資源、保護太空遺產、實現系統互操作性以及共享科學數據。協定的設計與現有的國際空間條約與公約保持一致。截至11月初，已有60個國家簽署。

一位中國高級專家將該協定形容為美國企圖“殖民并在月球上建立主權”的行為。然而，中國在吸引國家加入自身項目方面相對不成功。除中俄之外，“國際月球科研站”僅吸引了11個國家參與，其中數個國家幾乎沒有航天計劃，或僅處于萌芽階段。加入ILRS的國家中，有兩個（塞內加爾和泰國）后來也加入了“阿耳忒彌斯協定”。后者更具吸引力的原因有多方面：與ILRS不同，阿耳忒彌斯協定建立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與其他國家之間既有的科學、安全與商業關系基礎之上；它為較小國家提供了發展自身航天產業的機會；它提供了明確的透明性、互操作性與數據共享規范；并且不會使各國卷入俄羅斯與世界大部分經濟及科學領域隔絕的困境。最后，與ILRS不同，簽署阿耳忒彌斯協定的國家將有機會通過NASA的登月項目派遣本國宇航員登月。

中國在太空治理的更廣泛策略上同樣遇到困難。2022年，只有另外七個國家與中國一起投票反對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關于停止直接上升式反衛星導彈試驗（此類試驗會制造破壞性太空碎片）的決議。2024年，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關于譴責在外層空間部署核武器的表決中選擇棄權——除俄羅斯外，所有其他成員均支持該決議。北京與莫斯科起草的、旨在防止和限制外空武器化的自有條約草案，僅獲得了少數國家（如白俄羅斯、伊朗、朝鮮）的支持。

然而，北京仍在推進。它繼續推動自身的治理框架并投資與太空相關的技術。如果北京率先讓人類重返月球，將獲得強大的象征性優勢，這將有助于其在太空競賽中塑造規范與技術。

圖為嫦娥五號返回器攜帶月球樣品，在內蒙古四子王旗預定區域安全著陸。圖源：新華社

硬連接與硬實力

中國希望主導的不僅僅是物理領域。北京還希望統治網絡空間。中國已成為電信領域的全球強國。中國領導人于2015年提出的“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使兩家中國電信企業——華為（Huawei）與中興通訊（ZTE）——在全球電信設備市場中按收入計算占據了約40%的份額。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世界多個地區的定位精度甚至高于GPS。中國的海底電纜技術也在快速擴大其全球市場份額。

北京還希望確立未來戰略性技術的全球標準。其倡議（例如“中國標準2035”戰略）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在各類標準制定機構中的參與人數與提案數量。根據《自然》（Nature）雜志的數據，僅在2022年，華為就向200多個標準組織提交了5000余項技術標準提案。一些外部觀察者報告稱，北京通過要求中國企業在投票中集體支持中國提案，并以財政獎勵刺激企業提交建議，從而削弱了最佳實踐，導致出現大量質量低劣的提案。

對中國而言，制定標準不僅關乎商業勝利，更在于確立有利的政治與安全規范。中國提出的“新互聯網協議（New IP）”即是一例。2019年，華為、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與工業和信息化部（MIIT）共同將New IP提交至國際電信聯盟（ITU）電信標準化咨詢組。據《金融時報》報道，中國認為，20世紀70年代建立的傳輸控制協議/互聯網協議（TCP/IP）——即當今數據傳輸的基礎系統——將無法支撐未來互聯網的需求，例如自動駕駛汽車的廣泛應用。

除了技術層面的考慮外，中國領導人認為，以美國設計協議為基礎的當前互聯網，體現了一種美國主導的治理體系，這與北京的利益不符。相反，“新互聯網協議”嵌入了國家控制機制。因此，“New IP”體現了中國試圖將自身的技術與政治偏好硬性寫入全球互聯網的努力。

對中國這一提案，日本、美國、歐洲以及領先的互聯網工程師們的負面反應來得極為迅速。專家們認為，現有系統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可以演進，而“New IP”會將互聯網分裂為由國家控制的網絡。歐洲指出，現行協議并未阻礙人工智能或其他重要技術的發展。他們還認為，應該由既有的技術機構，而不是國際電信聯盟，來制定標準。

中國努力從新興經濟體和中等收入國家爭取對其愿景的支持。中國成立了金磚未來網絡研究院，以協調6G、人工智能和新互聯網協議的研發。中國還論證稱，其提出的互聯網協議如果與數字絲綢之路所提供的融資、設備和培訓相結合，將有助于縮小新興經濟體的數字鴻溝。一小部分非洲國家——科特迪瓦、幾內亞、馬里、尼日爾、尼日利亞、塞內加爾、南蘇丹、坦桑尼亞、贊比亞以及津巴布韋——站出來支持“new IP”提案。但在其他地區，熱情相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國問題分析人士Henry Tugendhat和Julia Voo所觀察的那樣，一個國家是否獲得數字絲綢之路援助，與其是否支持“new IP”之間不存在相關性。

然而，中國的其他一些數字努力正在取得更大進展。許多金磚國家，包括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亞、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都在與華為開展商業合作。而且中國正試圖通過一系列新的提案和技術，為國家主導的互聯網奠定基礎。例如，華為已將“new IP”改名為“未來垂直通信網絡與協議”（Future Verti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Protocols）。

近年來，中國幫助多個上合組織國家筑牢數智“基座”，完善數字經濟的“大動脈”，持續加強網絡通信、算力調度、數據處理等能力建設。圖源：新華社

一元錢換你一個想法

美國全球主導地位最后剩下的支柱之一，是美元在世界經濟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仍然是最常被交易的貨幣，也是最主要的儲備貨幣。這為美國帶來了多項優勢：政府和企業的更低借貸成本、限制他國參與以美元計價交易的能力，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主導地位。

然而，中國致力于擴大全球對其貨幣人民幣的使用，并將美元從其高位上拉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在2009年與東盟、香港和澳門試點了人民幣貿易結算計劃。中國最初的人民幣國際化努力并未取得進展，但其仍堅持推進。中國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與30多個國家擴展了貨幣互換安排，并在主要金融中心設立清算行來促進人民幣交易。2015年，中國推出了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旨在提供一個替代美國和歐洲主導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選擇。如今，中國的支付系統已連接全球超過1700家銀行。

與其他前沿領域相比，全球金融更有利于中國利用多邊框架來推動其國家利益。北京借助“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合作國在合同中接受人民幣。一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主張，要求“一帶一路”參與國以人民幣結算。這些努力正在奏效：截至2025年6月，中國雙邊貨物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比例已達到近29%。

美國和歐洲的制裁增強了中國的這些努力。2023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中國強調說：“少數國家把金融當作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反復玩弄貨幣霸權，動輒揮舞金融制裁的大棒。”

世界上受制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伊朗和俄羅斯——顯然已經在雙邊貿易中放棄了美元。但巴西、印度和南非也支持采用本幣結算以及建設互聯互通的金磚支付體系，即使它們并未表現出削弱美元核心地位的興趣。

與其他戰略努力一樣，中國推動本國貨幣的努力也遭遇挫折。按價值計算，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僅為2.9%，而其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實際上已于2022年達到峰值2.8%，如今徘徊在2.1%左右。要實現人民幣完全國際化，需要更高的資本項目開放度、金融自由化，以及更少的政府對貨幣政策的干預。

但中國也愿意在不擴大人民幣使用的情況下，遠離美元、擴大本幣結算。在這一點上，中國確實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在于華盛頓將美元武器化，以及其他國家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外國對美國國債的持有比例已從2008年的49% 降至2024年的30%。

攀向頂峰，或滑向深淵

中國希望以反映中國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方式改革國際體系，希望在深海、北極與太空的開發中發揮主導作用；希望創建一種能夠鞏固國家控制的新互聯網協議；希望建立、投資并在一個不受美國與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中開展貿易。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北京花費了數年——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數十年——集中調動大量國家和私人資源、培養人力資本、試圖掌控現有機構并建立新的機構。或許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持之以恒：它耐心等待、不斷調整策略，并在機會出現時及時抓取收益。

中國尚未贏得勝利。事實上，在許多方面，中國的努力仍有不足。世界尚未在任何一個領域全面接受中國的變革愿景。即便是中等收入和新興經濟體——中國常聲稱代表的群體——也對北京的提議保持警惕。但中國的戰略已在每一個前沿取得顯著成果。北京在國際海底管理局中占據領先地位；它已確立自己在北極商業領域的領導者形象、獲得軍事準入，并正在重塑關于誰能參與其決策的敘事；

在太空領域，中國已將自身轉變為頂尖的科學與軍事力量；它正推動標準制定機構，為未來全球技術基礎設施的構建與治理提供助力；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削弱了美元的作用，提高了人民幣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并擴大了替代性支付體系的覆蓋范圍。而且，中國在這些領域積累的能力——無論是科學、外交、軍事、制度還是基礎設施層面——都將使其繼續推進其愿景。因此，盡管目前仍有失敗之處，北京不太可能改變航向，并將繼續取得進展。

針對中國，美國有三種選擇：1）退后一步，給中國想要的空間；2）試圖尋求共同點；或3）積極競爭。第一種選項不可行，因為退卻將削弱美國確保自身政治、經濟和國家安全能力的物質基礎。第二種選項頗具吸引力，在深海和太空領域，兩國確實可以擴大科研合作。但在大多數領域，兩國愿景之間的差距過大，至少在短期內難以彌合。

這就只剩第三種選擇。但要競爭、捍衛或改善前沿領域的現有治理，美國必須重新建設其能力，并重塑其作為負責任全球領導者的聲譽。華盛頓的硬實力能力——包括極地破冰船、深海采礦原型、金融支付創新、電信技術、登月與其他太空技術——要么已經遠遠落后于中國，要么即將落后。要解決這一點，美國需要在所有這些領域進行投資。

美國總統特朗普已在這一方向邁出了一些初步步驟，他發布行政命令支持建造北極安全破冰船、放松對航天相關產業的監管、并支持將宇航員送往火星。特朗普的命令還支持深海海底采礦技術的發展。華盛頓也在支持穩定幣等數字資產，以增強對美元的需求，同時在全球推廣美國人工智能技術棧。但這些舉措并未提供中國所給予其官員和產業的那種長期路線圖。美國需要在各個領域制定全面戰略，其中要包含美國經濟和安全目標的清晰愿景、對關鍵的近期硬實力能力的重大投資、以及對科研和技術開發的持續支持，以確保長期競爭力。

為這些投資提供資金，將需要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創新的合作方式，類似于拜登政府在半導體領域推進的《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及特朗普時期國防部與美國稀土公司MP Materials在稀土方面的合作伙伴關系。美國還需要與盟友和伙伴合作，以確保這些領域的治理機構能夠體現透明、開放和市場競爭的價值觀。否則，美國將無法與中國那種“單方面宣稱某一領域即為己有而改變該領域規則”的能力相匹敵。

華盛頓還必須重新確立自身作為負責任全球領導者的地位。例如，特朗普的關稅戰通過使美國成為全球經濟中不可靠的仲裁者，加速了去美元化進程。正如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指出，威脅各國只會促使它們多元化其貨幣結構。特朗普政府威脅無視國際海底管理局關于海底采礦的禁令，將導致美國與許多盟友出現裂痕，并可能顛覆國際海底管理制度。這可能引發一場真正的“向海底競賽”——考慮到自身能力，中國在這一競賽中遠比美國做好了準備。在互聯網治理和全球金融體系等領域，華盛頓將需要部署其全部技術、金融與外交工具，以促使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愿景。

美國仍有機會窗口來重申自身價值主張，并將世界與其領導力重新對齊。盡管特朗普的行為難以預測，華盛頓仍然是大多數政府更愿意選擇的合作伙伴。但政府必須將其“美國優先”取向與不斷走向多極化的世界現實協調起來，既要有交易式對外行為，也要有更廣泛的戰略框架，為其他國家提供實實在在的利益。

特朗普第一任期發起的阿耳忒彌斯協定（Artemis Accords）便提供了一個有用范本：該協定被定位為基于規則、透明、合作且包容，同時提供在空間法、資源治理、衛星數據等領域的能力建設計劃。體現同樣類型的創新、開放與真正伙伴關系的舉措，使美國領導力區別于中國領導力，并為美國在國際體系尚未開辟的前沿領域維持影響力提供了最佳機會。

編譯：張樂詞 IPP特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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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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