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城樓上,秋風獵獵吹動彩旗。觀禮席中,李德全抱著年僅八歲的兒子羅悠真,身旁的葉劍英正同她閑談。兩位老朋友談及各自遠在蘇聯求學的女兒——馮理達和葉楚梅。葉劍英半開玩笑地說:“要讓這兩個丫頭多走動,將來回來好搭把手。”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句輕描淡寫的話,會在近二十年后變成特殊的囑托。
時間推到1972年11月。李德全因病去世,馮理達在母親靈前長跪不起。母親的驟然離世,不僅讓她失去至親,也讓她喪失了原本熟悉的工作平臺——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傳染病研究室。調動、安置、手續,全部被擱置。那段日子,北京已入寒冬,她卻像被抽空了體溫,只能靠加班和寫筆記來驅散內心的荒涼。
次年初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會議,談及高層次醫學人才分配時,隨口問了一句:“馮理達現在在哪兒?”會議記錄留下的旁批只有三字:“查,解決。”隨后,葉劍英被請來商議,他聽完情況后直接點頭:“進海軍總醫院合適,讓她有用武之地。”批示簽發之日,恰是1973年3月2日。
馮理達3月下旬到海軍總醫院報到。傳染科樓里藥味、消毒水味混雜,狹窄走廊掛滿了病歷夾。科室主任介紹完情況,末了開玩笑:“傳染科又苦又累,你是院里最稀缺的博士,看能不能撐得住?”馮理達沒多說,只把隨身針包往辦公桌一擱:“先領我去病房。”這股子干脆利落的勁兒,讓科里老護士私下嘀咕:“活脫一位女軍官。”
調入后的第二天,馮理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海軍總醫院黨委書記翻著她厚厚的履歷,眼里掠過詫異——從列寧格勒醫學院的免疫學副博士,到拿過蘇聯科技大獎,再到國內籌建消毒研究室,如此資歷卻至今不是黨員?馮理達輕聲回應:“我一直在等合適的戰位。”
忙碌的臨床工作并未耽誤她的科研。那年初夏,京城暴發流行性腦膜炎,海軍總醫院被抽調最多病人。馮理達帶著幾名年輕軍醫三班倒,人手不夠時,她索性把葉楚梅從北京大學醫學院“借”了三周。病區燈火通宵,她總是最后一個離開。有人勸她注意休息,她只說一句:“別讓病人等。”
7月的一天下午,葉楚梅到西城區葉帥公館匯報工作。茶剛泡好,葉劍英便問:“你們科那位小馮,還缺什么儀器?”葉楚梅回憶多年后依舊記得父親的語氣,“像家里長輩嘮嗑般隨意”。事實上,葉帥已經把設備清單塞進公文包,準備第二天送到海軍裝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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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那晚,葉劍英一句“帶她來家玩”變成了家里長久的“規定動作”。從1973年中秋開始,只要逢年過節,馮理達必與丈夫、孩子一道,登臨西山寓所,與葉帥一家圍桌吃飯。那張圓桌見證了很多質樸瞬間。一次飯后,葉帥掏出皺巴巴的紙包,里面是兩只硬邦邦的軍用手電筒:“夜里查房用,省得磕著腳。”馮理達點頭收下,卻在第二周把燈又送了回來——她已把手電重新改裝為紫外線檢驗光源。
臨床之外,馮理達還惦記著免疫學的實驗室。1974年底,她拿著一迭方案,四處找經費、擠房間。碰壁歸來,仍照舊在顯微鏡前操作到深夜。夜班護士說,她常常對自身靜脈取血做反復試劑對照;一次不慎把玻璃試管弄碎,血滴濺在白大褂上,她包扎好指尖,繼續記錄結果。第二天,導師年代的筆跡和新制圖表被整齊貼在墻上,這樣的工作節奏持續了整整五年。
1975年2月1日,傳染科黨支部大會投票一致同意接收馮理達。材料上報后,被要求“再考察”。消息剛放出時,不少人替她抱不平,她本人卻依舊面無波瀾,只一句:“繼續干。”到了12月23日,批復終于下來。那天上午,她正在示教室講授《免疫球蛋白分型》,護士沖進來低聲說:“組織批準了!”黑板上的粉筆自行滑落,發出清脆聲響。課沒停,她反手擦了擦眼角,對學生說:“抗體分類背完,下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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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臘月,她拎著一堆病歷抄件去西山向葉帥報喜。院子里寒風凜冽,葉帥披著呢大衣站門口:“好,黨正式接你了!”馮理達敬禮,葉帥鄭重回禮:“你父親當年在北伐軍里是怎樣做人,你也要照著那股勁兒。”
進入1976年,大江南北風雷激蕩。有人登門向葉帥打聽“風向”,葉帥以沉默作答;馮理達則埋頭科室,給高燒病人做血清學調查。5月的一個夜班,科里收進一名高熱昏迷的新兵。家屬剛到門口就慌了神,她一句“放心,我在”穩住全場。搶救持續七小時,最后病人轉危為安。第二天,新兵在病床上說的第一句話是:“馮阿姨辛苦了!”這句話飄進走廊,醫護們都笑了。
1978年,海軍總醫院批準籌建免疫學研究中心,馮理達被任命為負責人。那時實驗室只有一間瓦房、三個人、兩臺舊離心機。為解決試劑短缺,她帶人到天津口岸守船,撿回被國外廠家當作廢品處理的玻璃管,再按規格切割、滅菌。有人暗暗稱這種做法“掉份兒”,她抬頭一句:“搞科研要臉面,病人就要沒命。”沒人再吭聲。三年后,中心擴展到六個研究室,科研課題遍布軍內外20余家單位。
早期跟著她的年輕醫師,如今不少已成國內知名專家。有人回憶:“她教打針不是拿假肢,而是自己卷袖子‘來扎這兒’。每錯一次,她就讓學生在記錄本寫下‘錯因—糾正方法—體會’三行字,堅持半月,一個小錯就根治。”
盡管崗位、頭銜日漸增多,馮理達的生活始終簡單到令人吃驚。辦公室的老式藤椅坐斷了腿,她釘一塊木板照用;毛褲穿壞補丁疊補丁,陪了她二十年。問她為何如此,答復始終一句:“錢,讓它去更該去的地方。”張家口地震,她寄出千元;某炮兵團缺顯示器,她湊夠兩千;職工家屬手術費交不起,她掏三千。幾十年如流水,她把工資卡當成臨時周轉站,進去多少,很快全轉向需要援手的人。
2008年2月8日凌晨,北京突降小雪。海軍總醫院病房里,馮理達靜靜合上眼睛,終年81歲。彌留之前,她對兒子說:“工資卡里還有點錢,記得交一萬黨費。”手續辦完,卡里僅剩85塊四毛六分。整理遺物時,家人找到一本厚重的筆記本,扉頁是她寫給自己的一句誓言:“只要為大眾,雖早死亦永生。”字跡遒勁,仍帶藥水味。
葉劍英得知噩耗,久久無言,終在秘書準備的挽詞上寫下八個雋永漢字:醫者仁心,愛國傳家。這八字,沒有華麗辭藻,卻將馮玉祥一家三代愛國奉獻的精神,凝縮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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