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老紅軍謝絕擔任貴州副主席，鄧小平：只要你名字擺在那里就好

1950年7月4日，重慶嘉陵江邊悶熱得像蒸籠。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即將舉行，一位須發斑白的老人拄著拐杖走進會場，步子不快，卻極穩。兩天后，鄧小平在茶歇時遞過來一張候任名單，老人瞄了一眼，輕輕搖頭。“周老，貴州副主席非你莫屬。”鄧小平放低聲音，“只要你名字擺在那里就好。”老人還是一句話：“我年紀大了，別耽誤事。”短短幾句，把在場干部都聽樂了，這才是周素園——那個從清朝秀才一直闖到解放的新中國老兵。

倒回去半個世紀，1895年的畢節還沒有火車，驛道上塵土飛揚。16歲的周素園挑著書箱，四處找報刊雜志，有時為了讀一篇譯文，能在油燈下熬到天亮。那會兒，他剛考中貢生，家里人希望他安分守己，可甲午戰敗的消息像一記悶雷：讀圣賢書救不了中國。嚴修赴黔任提學使時，勸他專攻經學，周素園卻回一句：“紙上章句救不了活人。”這股擰勁，此后再沒變過。

1907年，《黔報》在貴陽開張，鉛字嘩啦啦落版的聲音，把貴州人第一次帶進了近代傳媒時代。創刊號頭條說：“興學、辦報、樹黨，三事不可偏廢。”字是周素園自己刻的，排字工嫌麻煩，他索性蹲在車間邊寫邊改。有人問他圖啥，他拍著稿紙：“報館辦好了，才有人跟咱一起鬧革命。”

辛亥風雷起，黔中槍聲四起，自學社拉起隊伍趕走巡撫，“大漢貴州軍政府”一夜掛牌。35歲的周素園任行政總理，前呼后擁卻沒住進衙門，他搬進一間舊學堂，“離百姓近，心里踏實。”可軍閥混戰很快吞掉了辛亥的喜氣，1925年，他辭官回到畢節，買田種地自稱“鄉居老人”，卻在書房里潛心讀《資本論》。外人罵他地主，他懶得辯。

時間掐到1936年1月，二、六軍團過黔西北，地方武裝將他當成“土豪”押到王震面前。塵封的書箱被打開，里面全是馬克思、列寧原著，旁邊還有厚厚的讀書筆記。王震一笑：“老先生，紅軍來了您怎么不跑？”周素園答得干脆：“紅軍不會錯抓我，我早想跟你們一道干。”這一句話換來“貴州抗日救國軍”總司令的任命。十來天里，他幫紅軍動員出五千青年。隊伍要北上，他57歲，胃病、關節炎一身毛病，卻堅持隨行。戰士給他抬滑竿，他第二天就撐著木杖慢慢走，“麻煩小伙子抬著，心里不落忍。”

翻雪山那天，風大得像刀子剮臉。好多小伙子高反昏倒，周素園扶著傍山石一步一步挪，嘴里嘟囔：“爬過去，貴州老漢也能翻五千米。”隊伍過草地時斷糧，他把隨身干糧掰一半塞給身邊通訊員：“小兄弟還得跑腿，可別餓趴下。”老兵的頑強，讓賀龍直豎大拇指：“這樣的同志，十八個人抬也要抬著走！”

長征結束，他在陜北教馬列、編教材，并做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他被任為八路軍高級參謀，卻因雙腳紅腫走不了遠路。毛澤東寫信安慰：“行止隨健康決定。”周素園執意回黔開展統戰，毛澤東爽快批準，還說：“何時動身，我來看你。”臨行餞別那天，朱德遞給他一包土洋結合的藥膏，“路上抹一抹，腳好得快。”周素園拱手：“以后貴州形勢，定期電告延安。”

1938年，他把兩萬盒云南白藥運向前線，同時幫數百青年找到去延安的路。國民黨特務監視他的日子里，他在日記里寫下八個字：“身困貴陽，心在抗日。”重慶《新華日報》長期贈閱，延安還托人送毛毯，可惜路上被截。聽說此事，他平靜地寫：“毛主席尚念老友，已足慰。”

1949年11月，畢節解放，電話線路剛架好，他第一通就打北京。“毛主席，我在畢節等翻身。”電話那頭回了句：“素園先生辛苦。”平淡，卻是肯定。貴州省籌建人民政府，楊勇先征求他的意見，他說：“建政是大事，我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

于是出現文章開頭那一幕。鄧小平一句“名字擺在那里就好”，不是客套，而是看重他的社會影響。劉伯承補了一句：“例會可不到，關鍵時刻有你撐腰就行。”三天后，周素園簽字就任貴州副主席。文件下發，全省輿論一片叫好——老紅軍坐鎮，基層干部干勁倍增。

省里給他配了軍區醫生，送去燕窩、人參，他挑挑揀揀，只收最基本的藥材。工作間隙，他批改《貴州交通整修方案》，在旁邊空白處又加三行建議：“修路先修橋，橋頭得建臨時醫務室，山區工人摔傷多。”方案被全國政協采納。

1951年冬天，北京的風吹在胡同口像刀割。政協會議休會日，毛主席把他單獨叫到菊香書屋，談了近四十分鐘。臨別時送一包燕窩，“補一補，別硬撐。”周素園點頭，心里卻盤算回黔后還得跑一次興義，把那條險要公路再看一遍。

1958年2月1日，病房燈光微暗，他簡單交代手稿去向，沒留一句多余話。留下的三百多萬字手稿，涉及貴州地理、民族、經濟、兵制，后來都成了研究基礎資料。去世訃告里只寫一句：“貴州省副省長，周素園逝世。”而當年那句“只要你名字擺在那里就好”，依舊在貴州干部口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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