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壽夫被執行槍決，臨刑前雙腿無力

清晨的露把土壤潤到了鞋面，1947年4月26日 南京雨花臺，隊列一字排開，32名憲兵押著人走，手銬腳鐐叮當作響，深藍舊軍裝沾滿塵，背已經直不起來，他一步邁不穩，手指攥得發白，腿抖得厲害，憲兵架著胳膊往前拖，人群圍在木柵外盯著他看，眼神很冷靜，很堅定。

木牌舉在空中，“血債血償”四個字落在風里，黑白遺照貼著胸口，人擠人，有位白發的母親沖到線前被攔住，聲音竭盡全力喊著兒子的名字，1937年的秦淮河她記得很清楚，河面浮著人，船只能繞行，他聽見這聲喊，頭更低，腳步更虛，現場沒有嘈雜，只剩呼吸和腳步。

把時間推回到1937年12月13日 中華門，城門被攻破，第六師團壓城而入，他坐在馬上舉著軍刀，口令落下，“自由行動”三個字傳到街巷的盡頭，槍聲從城墻那邊延到河邊，火光照著屋脊，秦淮河的水顏色沉下去，街角空空的門洞里堆著家具和鞋子，路兩側沒有說話的人。

1937年12月16日，拉貝日記里留下一行行現場，白天到夜里，槍聲沒有停，士兵闖進屋，把人捆在柱子上，當著面侮辱家人，最后刺刀挑起，兩人倒地，紙頁上墨跡滲開，名字和門牌號都寫清，后來這些頁成為證據，擺在審判的桌面上。

六周的時間里，案卷里堆著地點和數字，草鞋峽的江邊扎起人群，機槍掃射后再挨個刺刀補擊，尸體點火焚燒，中山陵附近的防空洞悶住了百姓的呼吸，手榴彈丟進去，震動把土往下震落，洞口終于安靜，只剩煙氣往外吐。

1938年2月他離開南京坐船回國，站在城頭看了一眼滿城的破敗，說了句三個月后沒人再提反抗，可街坊鄰里的本子上有字，拉貝的日記 魏特琳的書信 幸存者的疤痕都在，土層下面埋著骨骸，時間往后走，證據沒有走丟。

1945年局勢翻頁，他躲在東京的老宅換上商人的外套，名冊上早有他的名字，引渡手續一道道走完，1946年8月1日 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開庭，鐵門開關響，他被押進來，說自己“奉命行事”，把責任往上推，眼神飄著看窗外。

辯護方提到“證據不足”，屏幕亮起來，隨軍記者的影像放出來，樹上綁著人，刺刀在光里閃，“殺人比賽”四個字出現在字幕上，鏡頭掃到他站在一旁點頭，旁聽席傳來抽氣聲，長椅的木頭被抓出細小的痕。

臨刑前他要寫遺書，紙攤開半天沒有字，眼神落到窗外的麻雀，手又抖起來，最后寫了“悔之晚矣”四個字，憲兵催促站起身，他挪不動，被人從腋下抬起來，褲腿濕了一片，10時整，口令落下，槍聲在土坡上炸開，他向前栽倒，地面揚起一層灰。

消息傳進城內，報館的鉛字排成標題，《中央日報》整版報道 “血債終償 南京新生”，街坊在門框上貼紅紙，家家點燈更早睡，安全區里做過救護的護士握著剪報說了句話，“這一天我們等了九年，不為報復，是為告慰”，院子里風吹過晾衣繩，影子在墻上擺動。

期間有人提過“從輕處理”的想法，說利于關系緩和，市民把名字簽在聯名書上遞到門口，排隊的人從巷口到街口，法庭扛住壓力，判決寫得清楚，對死者的尊重落在每一頁紙上，落在每一枚印章上。

第六師團后來在太平洋戰場被打散，名單上一個個被劃掉，參與者有人被判處，有人留下懺語，一位日本老兵在晚年的記錄里寫到噩夢，夢里走不出南京的街巷，走不出眼神里的凝視，醒來以后坐在床沿不說話。

雨花臺的樹長得很高，石階被腳步磨得發亮，花束一年到頭放在碑前，12月13日的日子人更多，孩子們站在大人的身邊看著名字，一排排讀過去，講解員的聲音很平穩，歷史寫在墻上，寫在展柜里的證物上，寫在還在生長的城市里。

這起審判不是一個人的終點，它把法律的邊界畫清，把證據與責任對應，把戰爭與平民的距離講明，“正義得以落實”這句話不能只留在口頭，要落在程序里，落在判決里，落在執行那一聲槍響里。

時間往后，人們在更安定的日子里生活，以史為鑒不是口號，是把教訓變成制度，把記憶變成教育，把和平變成每一天的秩序，國家更強，人民更安，這是從那一頁頁案卷里走出來的結論，不喧嘩，不夸張，穩穩落地。

這個名字留在史冊的方式已經確定，任何踐踏生命 違背法律的人，再高的軍銜再硬的背景，最終都歸于審判，這不是一句重話，這是可被復核的事實，在南京的天空下，在雨花臺的土坡上，在一座城市與一個民族共同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