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新加坡近日的一起家庭糾紛案件，引起不少關注。
一名87歲的新加坡永久居民女性，在被診斷為中度失智癥的情況下，簽署了持久授權書（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LPA），指定多年未同住的親哥哥為主要受權人，并將哥哥的兒子列為替代受權人，而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換句話說，她的遺產，可以被她親哥哥處置。
這份LPA，以及另一份涉及房產歸屬的法定聲明（Statutory Declaration），最終在其兒子申請下，被法院全部撤銷。
這位PR女性的資產高達1700萬新幣，案件情況和李光耀當時的情況類似。
涉及資產規模接近1700萬新幣
根據法院判決，這名PR女性的整體資產約為1697萬新幣，結構相當復雜，包括：
近20個銀行賬戶，合計超過260萬新幣
證券投資組合，價值超過160萬新幣
養老金及CPF的定期收入
多處不動產，其中兩套住宅市值約570萬新幣
相關資產主要來自其已故母親留下的贈與與繼承。
她認知能力下降早有記錄
法庭文件顯示，這名女性早在2017年便開始出現認知能力退化的情況。
到2023年7月，她被正式評估為中度失智癥。
同月，她因跌倒住院，出院記錄顯示，她無法清楚說明跌倒經過，也不清楚自己住院的原因和地點。
醫院方面當時已明確建議安排全天候照護。
也就是說，在簽署這份LPA時，她的認知能力是下降，退化的，所以這份LPA可能會被認為是失效的，這也是女性兒子在爭取的勝算。
LPA與法定聲明的簽署經過，由她親哥哥來主導
2023年8月，長期居住在美國的其親哥哥，上一次來新加坡為2010年，再次抵達新加坡。并在短時間內安排簽署兩份關鍵文件：
一份LPA，指定自己為主要受權人
一份法定聲明，聲稱妹妹名下兩套住宅的“真正所有人”為自己
在簽署LPA前，相關人員帶女性前往精神科醫生處評估。醫生當時認為，她理解LPA的性質，并表示更信任哥哥，認為兒子“不常在身邊”。
兒子發現異常并申請撤銷
而女性的62歲兒子長期居住在澳洲。
2023年12月，他來新加坡探望母親時，發現LPA與法定聲明的存在。
據其陳述，母親當時無法回憶簽署文件的經過，也無法清楚說明自己名下的資產狀況。隨后，他向家庭法院申請撤銷LPA，并要求宣告法定聲明無效。
法院的關鍵認定
家庭法院及上訴法院在審理后一致認為：
該名女性在簽署LPA時，不具備理解LPA性質、適用情境及法律后果的能力。
判決明確指出，即使文件形式完整、流程看似合規，但如果當事人無法真正參與決策過程，相關文件仍然不能成立。
最終結果是：
LPA 被撤銷
法定聲明無效
哥哥提出的上訴被駁回
所以，其兒子大概率會成為資產的繼承人。
新加坡的LPA，到底“認”什么？
LPA是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的縮寫，中文通常翻譯為持久授權書。
在新加坡，LPA 是一份法律文件，作用只有一個：讓你在“將來可能失去判斷能力時”，由你事先選定的人，代你做決定。
這起案件也再次厘清了一個常被誤解的問題：在新加坡，LPA并不是“簽了就算數”。
根據新加坡法律，LPA成立的核心，并不只是簽字本身，而是當事人在簽署當下是否具備以下能力：
是否理解什么是LPA
是否理解授權的范圍
是否明白授權后會發生什么
如果當事人只是“點頭”“照做”，但無法清楚解釋LPA的意義，法院仍可在事后撤銷。
同時，醫生評估并非絕對保障。
法院會結合病歷、行為記錄、證人證詞、前后時間線，一并判斷真實心智能力。
這與李光耀遺囑案的邏輯是一致的
不少人看到這起案件，會自然聯想到李光耀遺囑案。
在李光耀遺囑案中，爭議的核心并不在于遺囑有沒有簽、是誰代寫，而在于：
李光耀在修改遺囑時
是否具備清楚、穩定的判斷能力
是否理解修改后的法律后果
最終，新加坡法院的處理思路同樣是：
不預設立場，只看當事人當下是否“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無論是普通家庭，還是國家級人物，法律適用的邏輯是一致的。
案件釋放出的清晰信號
綜合來看，這起案件再次說明：
高齡 + 認知退化，會觸發法院的高度審查
LPA、法定聲明并非“護身符”
是否具備真實理解能力，是所有安排的底線
對于涉及跨國子女、復雜資產結構的家庭而言，相關安排越早、越透明，后續爭議也越少。
當然，首先錢夠多了，才有這方面的需求，先搞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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