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接50年檢舉信嚴令：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1951年11月的一個雨夜，上海岳州路的信用社燈光昏黃。門口，一個個子并不高卻神情緊張的中年男子撣了撣濕漉漉的呢帽，低聲報出“虞金山”三個字。玻璃窗后，偵查員迅速對暗號，屏住呼吸等待最佳時機。兩分鐘后，隨著一句“吳藍田，別裝了”，八年逃亡宣告結束。

為什么幾位干部對一個已杳無蹤跡的叛徒如此鍥而不舍？答案藏在抗戰時期豫北一帶的血與火。1939年，吳藍田身在滑縣接敵區，本是共產黨培養的骨干，卻因生活作風混亂屢受警告。組織多次挽救未果，他竟在1940年農歷三月初三公然倒向日偽，改名“吳進善”，成立“特務工作團”。

從那一天起，屠殺與勒索接踵而至。僅1942年“掃蕩”，豫北一線數百村莊血流成河，四千多條生命湮沒在搶掠與焚殺之中。吳藍田還把屠刀指向昔日并肩作戰的同志，縣委聯絡員聶元昂的侄子、抗日干部李明德、女干部賈林秀……一個個姓名，成了血跡斑斑的檔案。

“他要么給我一個交代，要么我給他一個墳頭。”王從吾在通緝會上鏗鏘作答。這句極重的肺腑之言，也代表了那些死難者家屬的心聲。羅瑞卿明白，放任此人逍遙法外，一紙法度便成空談。于是，1951年9月，公安部正式發布通緝令，平原省、河南、上海三地同時展開搜捕。

吳藍田并非庸碌之輩。1948年滑縣再度解放前夕，他已嗅到風向突變，連夜撤出，輾轉鄭州、南京、蘇州，最終落腳上海。靠著改名換姓、分散家人、杜絕社交，他硬生生潛伏了八年。對外，他是做皮貨的小商人“虞金山”；對內，他逼迫妻兒每日背誦偽造的戶籍信息，一旦走漏半點風聲便準備再次轉移。

破案的突破口來自一條看似平常的房產交易。上海公安在清查舊上海商號資產時，發現一樁買賣延伸至北京西單的段家。段家賬本上，“吳尊周”多次出現。滑縣公安干警順藤摸瓜，查明此人正是吳藍田的胞弟。部隊將吳尊周控制后，供出了兄長藏匿上海的蛛絲馬跡。信息傳回，上海市局立即布控。

押往北京途中，他試探性提出愿意供出潛伏名單。刑偵人員冷冷回答：“名冊一條不缺，你欠的是血債。”列車過石家莊時，他寫下《我怎樣隱藏了八年》，逐條陳述偽裝細節，試圖在悔過書里為自己添幾分“自首”資本。萬人碑下的亡魂不會被三言兩語安撫。

1956年9月16日，專案組將吳藍田解回滑縣。沿途不少老鄉自發聚在公路兩側，默然注視這位曾令全縣陷入恐怖的舊魔頭。審判席上，檢察官逐條宣讀起訴書，時間、地點、受害者姓名、證人證詞——沒有一個遺漏。聽到“灌冷水”“挑筋剜骨”等詞時，圍觀群眾屏住呼吸，空氣仿佛都凝固。

法院依據《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吳藍田死刑，限期執行。宣判當天，他做了最后的辯解：“我若還能為黨做一點有益之事……”話沒說完，被法警厲聲喝止。五個月后，1957年3月20日清晨，滑縣道口鎮郊外槍聲響起，塵埃落定。

此案并非一次簡單追捕，背后體現了新生人民政權對歷史舊賬的責任態度。八年緝拿、五省聯動、千份檔案核對，只為一個明確目標：讓公義與法紀不再紙上談兵。吳藍田雖被正法，但案卷中的細節仍在警示——組織的挽救是有限的，選擇背叛便要承擔無法回避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