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億人口的先進大明帝國，為何在30萬建州女真面前不堪一擊？

最近吃瓜蒙主非常熱，各個群里轉了很多她的內容。

她否認元清的正統性，說元朝和清朝不屬于中國，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這是歪曲歷史，也存在重大政治錯誤。

古今對比，無處宣泄，只待明朝酒醒處，繁花鋪錦城，真假多少事，云鬢滿青絲。

為什么現在的人在懷念明朝呢？

是不是明朝的現實正如那本娛樂化的《明朝那些事兒》說的那樣高光亮澤？

晚明、朝鮮、倭寇、李自成、北遼、南明的歷史交互纏繞，加上滿清對明朝歷史的刪改和對中華文明的刻意破壞，留給我們當代參考的資料其實非常有限。

要不是晚清學者在日本購得《揚州十日》等滿清黑料，近代長期被高壓統治的幾乎不識字的平民還以為命該如此，更不用說當代接受單一教育的百姓在還珠格格、延禧攻略等華麗的清宮劇熏陶下自我感覺良好。

滿清固然可恨，晚明沒有那么不堪，但是為什么2億人口的明帝國在30萬建州女真面前不堪一擊呢？

這個看似不可能的偶然事件，其實也是歷史的必然。

明朝的小冰河嚴寒導致糧食緊缺、晚明鼠疫大量削弱了人口、萬歷三大征的空前耗費、東林黨爭內斗不斷、皇族膨脹導致財政不堪重負、南北貧富差距加劇社會撕裂、官員對社會懈怠毫無積極性等等，各種原因集合在一起成為崩塌的合力，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很致命：明代商品經濟的興起，讓個人財產在皇權社會患得患失，社會道德嚴重撕裂，個人大于社稷觀念抬頭，眼睜睜看著樓塌不心疼。

回顧一下明朝后期的歷史，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讓勞動力和農產品商品化，江南的手工業制造出現雇傭制，海外貿易帶來的大量白銀流入，商幫興起，文學小說娛樂化，新的農作物玉米甘薯帶來人口增長。

明朝的商品經濟發展導致了私有財產的增加，商賈地位提升、市鎮興起，社會的流動性對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的價值觀產生沖擊。

我們在很多明末小說中，比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里面 看到，個人手工者、商人正在努力掙脫各種政治、宗教、道德和經濟的束縛。

明朝統治者把平民束縛在土地上，這種古老的的戶籍制度在商品經濟的跟前產生了動搖。

這在人類發展的脈絡中其實再平常不過，但是在一個思想上依然是儒家禮教為主的東方國家來說，個人意識的興起就是對皇權家長制社會的嚴重挑戰。

另一方面，明朝的官僚知識分子在商品經濟面前變得利益為上，東林黨，閹黨等等的斗爭其實就是利益的分配，這種以利益為重的集團在國家機器滅亡的時候顯得冰冷無情（如若阮大鋮）。

皇權社會的權利泛濫等不確定性嚴重威脅個人財產的安全的前提下，文有錢謙益、龔鼎孳，武有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等等舉腳投降，置漢家命運于300年的涅槃之中。

這時候漢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等等高尚的道德標準，只是存在于理論上，這種虛偽的道德其實只是統治者欺騙百姓的穩定社會的把戲。

就算是名流千古的大儒，私底下也不一定能達到所有的道德標準。

因為人的本性就是吃喝玩樂睡得好，超越了這些基本需求的精神標榜往往只是一種追求，就像某米手機大字官宣的“逆光之王”，實際上只是“產品設計目標”一樣。

這種偽善特質其實存在于絕大部分人的日常中，無所謂對錯，只是一種精神的口號，如果你當真了，那么小丑就是你自己。

明末很多官僚口口聲聲要保家衛國，寧死不屈，但是滿人拿著大刀頂著腦門的時候，一切的口號都變得支離破碎。這也是錢謙益的“水太冷”，龔鼎孳的“妻不允”，吳三桂的“借虜平賊”，洪承疇的“裘暖跪降”之類的借口讓后人恥笑的原因。

所以，當今的紅樓夢索隱派在抖音大行其道的時候，連《永樂大典》被西方借鑒而成就工業革命的觀點都會被驚呼的時候，我們其實也沒有比300年前的明朝官民聰明多少。

明末的經濟發展遇上人禍天災，社會思想無法接納商品時代的個人自由主義，那么它的滅亡是必然的。

滿清入關只是長堤崩潰中的一個浪潮，就如大廈將頃，風過無憑，風其實無關主旨，該倒的還是會倒。

至于滿清的思想收縮也很好理解，閉關鎖國讓百姓在恐懼中安穩于農耕現實，總比自由遷徙的難以管理好得多。

這種不需要生產力革新的社會把中國的思想和經濟固定在歷史的長廊里，成了西方侵略的布景板，只是這塊板破碎的時候聯同這個民族的曾經的屈辱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道德觀念構成了深刻而復雜的沖擊與重塑。這種影響不是簡單的“破壞”或“進步”，而是一場涉及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