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載公祭日 日本良知與右翼的歷史對決

作者｜時事熱點觀察者

12月13日，凄厲的防空警報劃破華夏大地的寧靜，汽車停駛鳴笛，行人駐足默哀。這是第十二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88年前的寒冬，30萬同胞在古都南京慘遭屠戮，那段血淚交織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無法愈合的創傷。就在這一天，一則來自日本的報道引發廣泛關注，其標題直指“不能忘卻的‘加害歷史’”，在右翼勢力不斷鼓噪歷史修正主義的當下，這聲吶喊既顯珍貴，更折射出日本社會在歷史認知上的深刻分裂。當幸存者的身影日漸稀疏，當教科書里的血腥史實不斷淡化，當政客的不當言論沖擊雙邊關系，我們不得不追問：88年后的今天，日本究竟該如何面對那段不容回避的加害歷史？正視歷史從來不是單方面的責任，而是守護和平的共同前提，這道歷史考題，日本至今仍未給出合格答案。

一、鐵證如山：歷史真相容不得半點模糊

歷史的真相，從來不是任人涂抹的畫布，而是由無數鐵證筑牢的豐碑。88年前，侵華日軍在南京制造的浩劫，早已被各方史料共同定格，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定論。96歲的夏淑琴老人，至今仍清晰記得那個滅門之日，日軍闖進家中，7位親人慘遭殺害，年僅1歲的妹妹被拖出摔死，她自己身中三刀昏死過去，僥幸存活卻背負了一生的創傷。如今，包括她在內的南京大屠殺在世幸存者僅余24位，這個不斷減少的數字，每一天都在提醒世人：見證歷史的時間窗口正在關閉，但真相永遠不會褪色。

近年來，新的史料不斷涌現，進一步夯實了歷史的根基。兩封日軍士兵的家書被公之于眾，其中一名士兵在信中得意地描述“南京有死刑棧橋，每天用日本刀刺殺或射殺，把尸體丟進揚子江，真痛快”，冷血的文字從加害者視角印證了暴行的真實性。第三方外媒的報道同樣具有說服力，1937年12月的法國刊物明確記載，南京淪陷時仍有百萬居民，直接駁斥了日本右翼所謂“南京人口不足30萬”的荒謬論調。更值得關注的是，《南京大屠殺檔案》早已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憶，無論日本右翼如何狡辯，都無法改變這一國際社會的共識。

然而，日本國內的一些勢力卻始終在試圖模糊甚至否定歷史。他們抓住“無法逐一提名遇難者”這一點大做文章，將30萬死難者的歷史定論污蔑為“夸大其詞”。這種論調的荒謬之處顯而易見：在戰爭的混亂與殘暴中，任何大規模屠殺都不可能留下完整的個體名錄，這恰恰是侵略者暴行的后果，而非否定暴行的理由。日本學者孫宅巍數十年如一日統計埋尸記錄，用詳實的考證印證了30萬死難者的規模與層級，早已給出了無可辯駁的答案。那些動輒拋出“數萬”“數千”等模糊數字的右翼勢力，本質上是在通過混淆人數，達到否定大屠殺本身的目的，這種偷換概念的伎倆，難逃歷史的審判。

歷史的鐵證從來不止于文字記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一張張泛黃的照片、一件件帶血的遺物、一段段幸存者的口述，共同構成了立體的歷史見證。日本僧人大東仁20年間收集近4000份相關史料無償捐贈，美籍華人魯照寧輾轉多國搜尋2100余件文物，這些跨越國界的努力，只為守護一個簡單的真相：南京大屠殺真實發生過，30萬同胞的鮮血不能白流。正如一位歷史學者所言：“否定歷史的人，終將被歷史否定。”日本右翼試圖用謊言掩蓋暴行，最終只會讓自己陷入信譽破產的境地。

二、系統性失憶：歷史修正主義的三重陷阱

日本對加害歷史的回避，從來不是孤立的言論或偶然的疏忽，而是一套自上而下、系統性的歷史修正主義操作。從教科書的刻意淡化到博物館的展陳篡改，從政客的公然挑釁到輿論的持續誤導，日本正在一步步陷入“系統性失憶”的陷阱，這種對歷史的背叛，正在不斷掏空其和平發展的根基。

教科書作為歷史傳承的核心載體，成為歷史修正主義的首要目標。近年來，日本多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的表述持續倒退：有的將“30萬以上”的定論模糊為“存在諸多說法”，有的直接將遇難人數縮減為“約20萬人”，更有甚者將“南京大屠殺”輕描淡寫為“南京事件”，對日軍的屠殺暴行避而不談。山川出版社的教科書竟宣稱“實際情況尚不得知”，公然否認中方主張的30萬死難者說法，將侵略歷史描繪成“有待研究”的懸案。更令人警惕的是，日本文部科學省還要求教科書必須標注“存在諸多說法”，這種官方背書的模糊化處理，本質上是在為否定歷史打開方便之門。日本學者指出，這種操作的險惡之處在于，讓年輕一代在五花八門的“說法”中失去對歷史真相的判斷力，最終導致“不知道就是不存在”的荒謬認知。

如果說教科書是面向未來的歷史篡改，那么戰爭博物館的展陳調整，則是對當下記憶的刻意清空。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擬將“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甚至有人主張刪除相關展示；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翻新后，用“犧牲”取代“屠殺”，徹底抹去30萬死難者的具體數字，將侵略戰爭描述成無主體的“日中戰爭”。這種“受害者敘事”的單一強化，完全割裂了歷史因果，只強調日本遭受的苦難，卻對其給亞洲各國帶來的浩劫諱莫如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京都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因堅持展示南京大屠殺史實，竟遭遇內部撤展壓力，學者們不得不以集體辭職相抗。這種展館的“右轉”趨勢，折射出日本社會在歷史認知上的嚴重倒退。

政客的言行則為歷史修正主義提供了最強有力的政治背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系列言論，堪稱歷史修正主義的集中爆發：她公然拋出“臺灣地位未定論”，援引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舊金山和約”，卻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避而不談；她多次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質疑反省侵略歷史的“村山談話”，其歷史觀甚至遭到歐洲輿論的警惕，被斥為“代表一個跌回舊秩序的日本”。更值得深思的是，正如日本市民團體代表竹岡健治所言，但凡高市對過去的殖民政策有一絲悔意，就不會如此輕率地干涉他國內政。這種歷史認知的缺失，讓日本的外交政策充滿危險的不確定性，也讓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遭受嚴重沖擊。

從教科書到博物館，從政客到輿論，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運作鏈條。這種系統性的歷史失憶，遠比零星的右翼言論更為危險，它正在將日本社會引入一個“無歷史”的真空地帶，讓年輕一代對國家的加害歷史一無所知。調查顯示，日本年輕人中知道南京大屠殺的比例持續下降，不少人甚至從未聽說過這段歷史，這種認知空白，正是歷史修正主義最想要的結果——當記憶被徹底抹去，罪責也就自然“消失”了。

三、良知不滅：日本社會的歷史堅守與抗爭

在歷史修正主義的濁流中，日本社會的良知力量從未沉默。從普通市民到學界泰斗，從民間團體到國際友人，他們以微薄之力對抗系統性的歷史遺忘，用堅持與抗爭守護著歷史的真相，成為照亮黑暗的微光。

每年12月，東京都文京區的“南京大屠殺證詞會”都會如期舉行，這個由普通市民組成的團體，多年來始終堅守，邀請大屠殺幸存者和前日本士兵現身說法，讓最真實的歷史記憶得以傳承。在2025年的證詞會上，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田中宏直言不諱地指出，日中關系惡化的根源在于歷史問題，戰后日本歷屆政府都沒有真誠面對侵略歷史。都留文科大學名譽教授笠原十九司更是發出嚴正警告：如果日本不改變不承認侵略戰爭的體制，終將在東亞地區陷入孤立。這些學界良知的吶喊，刺破了歷史修正主義的迷霧，為日本社會保留了清醒的聲音。

民間人士的行動則更為具體而堅定。松岡環自1988年起，百余次前往南京實地探尋真相，收集了350多名幸存者和250多名日軍老兵的證言，用一手資料構建起不容辯駁的歷史證據鏈；日本僧人大東仁20年間收集近4000份侵華日軍史料，無償捐贈給中國相關紀念館，其中包括日軍部隊的《戰斗詳報》《陣中日志》等珍貴文獻；旅日華僑林伯耀自1996年起，每年組織“南京證言集會”，頂著右翼勢力的壓力，向日本民眾揭露侵華日軍的暴行。這些人的努力，沒有官方支持，沒有輿論造勢，全憑一腔良知與責任感，他們知道，每多收集一份證言，每多捐贈一份史料，歷史真相就多一份保障。

國際社會的正義之士也加入了這場記憶守護戰。美籍華人魯照寧從2004年起，輾轉全球搜尋南京大屠殺相關文物，已累計捐贈2100余件，其中包括被聯合國收錄的日軍暴行照片；德國商人約翰·拉貝的日記成為記錄南京大屠殺的重要文獻，他的后人繼續傳承著這份歷史記憶；第四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中新增了首批國際友好人士，他們跨越國界，成為歷史真相的傳播者。這些跨越國籍的堅守，證明南京大屠殺不是某個國家的單獨記憶，而是全人類的共同教訓，守護這段歷史，就是守護人類的良知與正義。

日本國內的抗爭從未停止。當令和書籍出版社的中學歷史教材大肆宣揚“皇國史觀”、否認強征“慰安婦”事實時，日本多個民間團體聯合向文部科學省發出抗議聲明，指出教科書的史實錯誤有損日本與鄰國關系，要求撤銷審定結果；當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擬修改南京大屠殺表述時，市民團體“要求向世界傳達原子彈爆炸真相的長崎市民會”公開呼吁保留“南京大屠殺”和“侵略”等關鍵表述，反對掩蓋負面歷史。這些抗爭或許力量有限，但每一次發聲都是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有力反擊，每一次行動都在為真相爭取空間。

這些良知力量的堅守，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與困境。他們被右翼勢力貼上“自虐史觀”的標簽，遭受輿論攻擊甚至人身威脅；他們的活動規模有限，難以對抗主流輿論的誤導；他們最擔心的是，隨著幸存者和親歷者的離世，直接證言會逐漸消失。但即便如此，他們依然沒有放棄，因為他們明白，一旦歷史記憶被徹底抹去，日本就可能重蹈覆轍。正如松岡環所言，向日本民眾講述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是她最重要的使命，這份使命關乎良知，更關乎未來。

四、歷史考題：日本的選擇與東亞的未來

88年過去，南京大屠殺早已超越了歷史事件本身，成為檢驗一個國家歷史認知、責任擔當的重要考題。日本在這道考題上的表現，不僅影響其自身的國際形象，更深刻影響著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未來發展。歷史問題從來不是無關緊要的“過去式”，而是深刻影響當下、塑造未來的“進行時”，日本的歷史認知偏差，正在不斷透支其地區信任。

歷史認知的缺失，直接導致日本外交政策的危險傾向。高市早苗的涉臺錯誤言論，本質上是歷史修正主義在外交領域的延伸——一個不愿承認殖民歷史、不愿承擔侵略責任的國家，自然無法理解他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重要性。她的言論遭到日本國內有識之士的強烈批評，認為這是在為日本自衛隊介入臺海鋪路，反映出好戰的危險態度。更嚴重的是，這種言論嚴重沖擊了中日關系的法理根基，違背了日本政府作出的政治承諾，讓雙邊關系陷入緊張。正如分析指出的，日本首相公開發表違背既定法律承諾的言論，如果不能得到糾正，可能創造惡劣先例，導致中日關系的法理基礎面臨崩塌風險。

在地區層面，日本的歷史態度正在使其陷入孤立的危險。笠原十九司警告，不承認侵略戰爭的體制將讓日本在東亞地區孤立無援，這并非危言聳聽。同為二戰策源地與戰敗國，德國通過徹底清算歷史、真誠彌補創傷，贏得了歐洲鄰國的信任，成為地區一體化的核心力量；而日本卻在右翼勢力裹挾下，刻意回避戰爭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歷史，這種鮮明對比讓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和平承諾充滿疑慮。歐洲媒體刊文指出，高市的歷史修正主義立場會損害日本在西方國家眼中的信譽，對亞洲地區穩定造成負面影響。一個不愿正視歷史的國家，很難獲得鄰國的真正信任，也無法成為地區和平的建設者。

日本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現狀，更讓人對其未來感到擔憂。竹岡健治坦言，日本學生在學校幾乎沒學過侵略史，根本沒有機會了解真相。這種歷史教育的缺失，導致年輕一代對國家的加害歷史一無所知，容易被右翼輿論誤導，形成“日本沒錯”的虛假認知。更危險的是，隨著親歷者的離世，歷史記憶的傳承面臨斷裂風險，如果年輕一代不能從正規教育中了解真實歷史，歷史修正主義就可能徹底占據主導，讓日本重蹈軍國主義覆轍的風險增加。日本“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理事長藤田高景指出，必須加強對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讓他們了解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與加害責任，這是守護和平的基礎。

歷史反復證明，正視歷史是實現和解的前提，逃避歷史只會埋下沖突的種子。南京大屠殺不是歷史的包袱，而是防止戰爭重演的警鐘；承認加害責任不是恥辱，而是走向成熟的標志。日本只有真正直面這段歷史，停止歷史修正主義的錯誤行徑，才能卸下歷史包袱，獲得鄰國信任，實現與東亞各國的良性互動。反之，如果繼續在歷史問題上執迷不悟，任由右翼勢力蔓延，不僅會損害中日關系，更會讓日本陷入危險的境地，辜負無數為和平犧牲的生命。

五、以史為鑒：守護和平是對遇難者最好的告慰

12月13日的國家公祭日，從來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銘記苦難、守護和平。88年前的南京浩劫，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也讓世界見證了戰爭的殘酷。銘記這段歷史，是為了讓后人永遠銘記“忘戰必危、好戰必亡”的深刻教訓，是為了讓和平的理念深植人心，是為了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上演。

中國對歷史的銘記，始終保持著理性與克制。我們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不是為了渲染仇恨，而是為了保存歷史記憶；我們舉行國家公祭儀式，不是為了追究個體責任，而是為了警示世人珍愛和平；我們堅持保留歷史史料，不是為了延續對立，而是為了構建共同的歷史認知。正如德國商人拉貝所言：“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寬恕是為了和解，不忘卻是為了守護，這正是中國對待歷史的基本態度。

近年來，中國不斷推進歷史記憶的傳承與傳播。幸存者照片墻的每一盞燈熄滅，都在提醒我們傳承記憶的緊迫性；新征文物史料的不斷公布，讓歷史真相更加堅實；歷史記憶傳承人的“接棒”，讓這段歷史能夠跨越代際；《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讓這段歷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這些努力，既是對30萬遇難同胞的告慰，也是對人類和平事業的貢獻。

對于日本而言，真正的和平之路，始于對歷史的真誠反思。這需要日本政府停止歷史修正主義的系統性操作，讓教科書回歸歷史真相，讓博物館還原完整歷史，讓政客恪守和平承諾；需要日本社會正視加害歷史，通過教育讓年輕一代了解真實的過去，而不是被虛假敘事誤導；需要日本各界珍惜良知力量的聲音，讓正視歷史成為社會主流共識。只有這樣，日本才能真正卸下歷史包袱，與鄰國實現真正的和解，為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貢獻力量。

88年風雨滄桑，南京城早已恢復往日的繁華，但那段歷史留下的傷痛與警示，永遠不能忘記。防空警報每年如期響起，是在提醒我們：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禮物，而是需要用歷史記憶來守護的珍寶；歷史真相從來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維系國際正義與和平的基石。

日本《東京新聞》呼吁“不能忘卻的‘加害歷史’”，這聲吶喊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將吶喊轉化為行動。正視歷史、承認罪責、彌補創傷，這是日本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也是東亞地區實現持久和平的關鍵。愿日本能傾聽良知的聲音，正視那段不容回避的加害歷史，與中國及亞洲各國一道，以史為鑒、珍愛和平，讓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永遠不再重演，讓30萬遇難同胞的冤魂得以安息。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但歷史的教訓必須銘記。唯有銘記歷史，才能守護和平；唯有正視罪責，才能獲得救贖。這是88年歷史留給我們的深刻啟示，也是我們對未來的鄭重承諾。

作者｜時事熱點觀察者

12月13日，凄厲的防空警報劃破華夏大地的寧靜，汽車停駛鳴笛，行人駐足默哀。這是第十二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88年前的寒冬，30萬同胞在古都南京慘遭屠戮，那段血淚交織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無法愈合的創傷。就在這一天，一則來自日本的報道引發廣泛關注，其標題直指“不能忘卻的‘加害歷史’”，在右翼勢力不斷鼓噪歷史修正主義的當下，這聲吶喊既顯珍貴，更折射出日本社會在歷史認知上的深刻分裂。當幸存者的身影日漸稀疏，當教科書里的血腥史實不斷淡化，當政客的不當言論沖擊雙邊關系，我們不得不追問：88年后的今天，日本究竟該如何面對那段不容回避的加害歷史？正視歷史從來不是單方面的責任，而是守護和平的共同前提，這道歷史考題，日本至今仍未給出合格答案。

一、鐵證如山：歷史真相容不得半點模糊

歷史的真相，從來不是任人涂抹的畫布，而是由無數鐵證筑牢的豐碑。88年前，侵華日軍在南京制造的浩劫，早已被各方史料共同定格，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定論。96歲的夏淑琴老人，至今仍清晰記得那個滅門之日，日軍闖進家中，7位親人慘遭殺害，年僅1歲的妹妹被拖出摔死，她自己身中三刀昏死過去，僥幸存活卻背負了一生的創傷。如今，包括她在內的南京大屠殺在世幸存者僅余24位，這個不斷減少的數字，每一天都在提醒世人：見證歷史的時間窗口正在關閉，但真相永遠不會褪色。

近年來，新的史料不斷涌現，進一步夯實了歷史的根基。兩封日軍士兵的家書被公之于眾，其中一名士兵在信中得意地描述“南京有死刑棧橋，每天用日本刀刺殺或射殺，把尸體丟進揚子江，真痛快”，冷血的文字從加害者視角印證了暴行的真實性。第三方外媒的報道同樣具有說服力，1937年12月的法國刊物明確記載，南京淪陷時仍有百萬居民，直接駁斥了日本右翼所謂“南京人口不足30萬”的荒謬論調。更值得關注的是，《南京大屠殺檔案》早已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憶，無論日本右翼如何狡辯，都無法改變這一國際社會的共識。

然而，日本國內的一些勢力卻始終在試圖模糊甚至否定歷史。他們抓住“無法逐一提名遇難者”這一點大做文章，將30萬死難者的歷史定論污蔑為“夸大其詞”。這種論調的荒謬之處顯而易見：在戰爭的混亂與殘暴中，任何大規模屠殺都不可能留下完整的個體名錄，這恰恰是侵略者暴行的后果，而非否定暴行的理由。日本學者孫宅巍數十年如一日統計埋尸記錄，用詳實的考證印證了30萬死難者的規模與層級，早已給出了無可辯駁的答案。那些動輒拋出“數萬”“數千”等模糊數字的右翼勢力，本質上是在通過混淆人數，達到否定大屠殺本身的目的，這種偷換概念的伎倆，難逃歷史的審判。

歷史的鐵證從來不止于文字記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一張張泛黃的照片、一件件帶血的遺物、一段段幸存者的口述，共同構成了立體的歷史見證。日本僧人大東仁20年間收集近4000份相關史料無償捐贈，美籍華人魯照寧輾轉多國搜尋2100余件文物，這些跨越國界的努力，只為守護一個簡單的真相：南京大屠殺真實發生過，30萬同胞的鮮血不能白流。正如一位歷史學者所言：“否定歷史的人，終將被歷史否定。”日本右翼試圖用謊言掩蓋暴行，最終只會讓自己陷入信譽破產的境地。

二、系統性失憶：歷史修正主義的三重陷阱

日本對加害歷史的回避，從來不是孤立的言論或偶然的疏忽，而是一套自上而下、系統性的歷史修正主義操作。從教科書的刻意淡化到博物館的展陳篡改，從政客的公然挑釁到輿論的持續誤導，日本正在一步步陷入“系統性失憶”的陷阱，這種對歷史的背叛，正在不斷掏空其和平發展的根基。

教科書作為歷史傳承的核心載體，成為歷史修正主義的首要目標。近年來，日本多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的表述持續倒退：有的將“30萬以上”的定論模糊為“存在諸多說法”，有的直接將遇難人數縮減為“約20萬人”，更有甚者將“南京大屠殺”輕描淡寫為“南京事件”，對日軍的屠殺暴行避而不談。山川出版社的教科書竟宣稱“實際情況尚不得知”，公然否認中方主張的30萬死難者說法，將侵略歷史描繪成“有待研究”的懸案。更令人警惕的是，日本文部科學省還要求教科書必須標注“存在諸多說法”，這種官方背書的模糊化處理，本質上是在為否定歷史打開方便之門。日本學者指出，這種操作的險惡之處在于，讓年輕一代在五花八門的“說法”中失去對歷史真相的判斷力，最終導致“不知道就是不存在”的荒謬認知。

如果說教科書是面向未來的歷史篡改，那么戰爭博物館的展陳調整，則是對當下記憶的刻意清空。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擬將“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甚至有人主張刪除相關展示；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翻新后，用“犧牲”取代“屠殺”，徹底抹去30萬死難者的具體數字，將侵略戰爭描述成無主體的“日中戰爭”。這種“受害者敘事”的單一強化，完全割裂了歷史因果，只強調日本遭受的苦難，卻對其給亞洲各國帶來的浩劫諱莫如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京都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因堅持展示南京大屠殺史實，竟遭遇內部撤展壓力，學者們不得不以集體辭職相抗。這種展館的“右轉”趨勢，折射出日本社會在歷史認知上的嚴重倒退。

政客的言行則為歷史修正主義提供了最強有力的政治背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系列言論，堪稱歷史修正主義的集中爆發：她公然拋出“臺灣地位未定論”，援引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舊金山和約”，卻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避而不談；她多次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質疑反省侵略歷史的“村山談話”，其歷史觀甚至遭到歐洲輿論的警惕，被斥為“代表一個跌回舊秩序的日本”。更值得深思的是，正如日本市民團體代表竹岡健治所言，但凡高市對過去的殖民政策有一絲悔意，就不會如此輕率地干涉他國內政。這種歷史認知的缺失，讓日本的外交政策充滿危險的不確定性，也讓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遭受嚴重沖擊。

從教科書到博物館，從政客到輿論，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運作鏈條。這種系統性的歷史失憶，遠比零星的右翼言論更為危險，它正在將日本社會引入一個“無歷史”的真空地帶，讓年輕一代對國家的加害歷史一無所知。調查顯示，日本年輕人中知道南京大屠殺的比例持續下降，不少人甚至從未聽說過這段歷史，這種認知空白，正是歷史修正主義最想要的結果——當記憶被徹底抹去，罪責也就自然“消失”了。

三、良知不滅：日本社會的歷史堅守與抗爭

在歷史修正主義的濁流中，日本社會的良知力量從未沉默。從普通市民到學界泰斗，從民間團體到國際友人，他們以微薄之力對抗系統性的歷史遺忘，用堅持與抗爭守護著歷史的真相，成為照亮黑暗的微光。

每年12月，東京都文京區的“南京大屠殺證詞會”都會如期舉行，這個由普通市民組成的團體，多年來始終堅守，邀請大屠殺幸存者和前日本士兵現身說法，讓最真實的歷史記憶得以傳承。在2025年的證詞會上，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田中宏直言不諱地指出，日中關系惡化的根源在于歷史問題，戰后日本歷屆政府都沒有真誠面對侵略歷史。都留文科大學名譽教授笠原十九司更是發出嚴正警告：如果日本不改變不承認侵略戰爭的體制，終將在東亞地區陷入孤立。這些學界良知的吶喊，刺破了歷史修正主義的迷霧，為日本社會保留了清醒的聲音。

民間人士的行動則更為具體而堅定。松岡環自1988年起，百余次前往南京實地探尋真相，收集了350多名幸存者和250多名日軍老兵的證言，用一手資料構建起不容辯駁的歷史證據鏈；日本僧人大東仁20年間收集近4000份侵華日軍史料，無償捐贈給中國相關紀念館，其中包括日軍部隊的《戰斗詳報》《陣中日志》等珍貴文獻；旅日華僑林伯耀自1996年起，每年組織“南京證言集會”，頂著右翼勢力的壓力，向日本民眾揭露侵華日軍的暴行。這些人的努力，沒有官方支持，沒有輿論造勢，全憑一腔良知與責任感，他們知道，每多收集一份證言，每多捐贈一份史料，歷史真相就多一份保障。

國際社會的正義之士也加入了這場記憶守護戰。美籍華人魯照寧從2004年起，輾轉全球搜尋南京大屠殺相關文物，已累計捐贈2100余件，其中包括被聯合國收錄的日軍暴行照片；德國商人約翰·拉貝的日記成為記錄南京大屠殺的重要文獻，他的后人繼續傳承著這份歷史記憶；第四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中新增了首批國際友好人士，他們跨越國界，成為歷史真相的傳播者。這些跨越國籍的堅守，證明南京大屠殺不是某個國家的單獨記憶，而是全人類的共同教訓，守護這段歷史，就是守護人類的良知與正義。

日本國內的抗爭從未停止。當令和書籍出版社的中學歷史教材大肆宣揚“皇國史觀”、否認強征“慰安婦”事實時，日本多個民間團體聯合向文部科學省發出抗議聲明，指出教科書的史實錯誤有損日本與鄰國關系，要求撤銷審定結果；當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擬修改南京大屠殺表述時，市民團體“要求向世界傳達原子彈爆炸真相的長崎市民會”公開呼吁保留“南京大屠殺”和“侵略”等關鍵表述，反對掩蓋負面歷史。這些抗爭或許力量有限，但每一次發聲都是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有力反擊，每一次行動都在為真相爭取空間。

這些良知力量的堅守，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與困境。他們被右翼勢力貼上“自虐史觀”的標簽，遭受輿論攻擊甚至人身威脅；他們的活動規模有限，難以對抗主流輿論的誤導；他們最擔心的是，隨著幸存者和親歷者的離世，直接證言會逐漸消失。但即便如此，他們依然沒有放棄，因為他們明白，一旦歷史記憶被徹底抹去，日本就可能重蹈覆轍。正如松岡環所言，向日本民眾講述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是她最重要的使命，這份使命關乎良知，更關乎未來。

四、歷史考題：日本的選擇與東亞的未來

88年過去，南京大屠殺早已超越了歷史事件本身，成為檢驗一個國家歷史認知、責任擔當的重要考題。日本在這道考題上的表現，不僅影響其自身的國際形象，更深刻影響著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未來發展。歷史問題從來不是無關緊要的“過去式”，而是深刻影響當下、塑造未來的“進行時”，日本的歷史認知偏差，正在不斷透支其地區信任。

歷史認知的缺失，直接導致日本外交政策的危險傾向。高市早苗的涉臺錯誤言論，本質上是歷史修正主義在外交領域的延伸——一個不愿承認殖民歷史、不愿承擔侵略責任的國家，自然無法理解他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重要性。她的言論遭到日本國內有識之士的強烈批評，認為這是在為日本自衛隊介入臺海鋪路，反映出好戰的危險態度。更嚴重的是，這種言論嚴重沖擊了中日關系的法理根基，違背了日本政府作出的政治承諾，讓雙邊關系陷入緊張。正如分析指出的，日本首相公開發表違背既定法律承諾的言論，如果不能得到糾正，可能創造惡劣先例，導致中日關系的法理基礎面臨崩塌風險。

在地區層面，日本的歷史態度正在使其陷入孤立的危險。笠原十九司警告，不承認侵略戰爭的體制將讓日本在東亞地區孤立無援，這并非危言聳聽。同為二戰策源地與戰敗國，德國通過徹底清算歷史、真誠彌補創傷，贏得了歐洲鄰國的信任，成為地區一體化的核心力量；而日本卻在右翼勢力裹挾下，刻意回避戰爭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歷史，這種鮮明對比讓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和平承諾充滿疑慮。歐洲媒體刊文指出，高市的歷史修正主義立場會損害日本在西方國家眼中的信譽，對亞洲地區穩定造成負面影響。一個不愿正視歷史的國家，很難獲得鄰國的真正信任，也無法成為地區和平的建設者。

日本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現狀，更讓人對其未來感到擔憂。竹岡健治坦言，日本學生在學校幾乎沒學過侵略史，根本沒有機會了解真相。這種歷史教育的缺失，導致年輕一代對國家的加害歷史一無所知，容易被右翼輿論誤導，形成“日本沒錯”的虛假認知。更危險的是，隨著親歷者的離世，歷史記憶的傳承面臨斷裂風險，如果年輕一代不能從正規教育中了解真實歷史，歷史修正主義就可能徹底占據主導，讓日本重蹈軍國主義覆轍的風險增加。日本“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理事長藤田高景指出，必須加強對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讓他們了解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與加害責任，這是守護和平的基礎。

歷史反復證明，正視歷史是實現和解的前提，逃避歷史只會埋下沖突的種子。南京大屠殺不是歷史的包袱，而是防止戰爭重演的警鐘；承認加害責任不是恥辱，而是走向成熟的標志。日本只有真正直面這段歷史，停止歷史修正主義的錯誤行徑，才能卸下歷史包袱，獲得鄰國信任，實現與東亞各國的良性互動。反之，如果繼續在歷史問題上執迷不悟，任由右翼勢力蔓延，不僅會損害中日關系，更會讓日本陷入危險的境地，辜負無數為和平犧牲的生命。

五、以史為鑒：守護和平是對遇難者最好的告慰

12月13日的國家公祭日，從來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銘記苦難、守護和平。88年前的南京浩劫，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也讓世界見證了戰爭的殘酷。銘記這段歷史，是為了讓后人永遠銘記“忘戰必危、好戰必亡”的深刻教訓，是為了讓和平的理念深植人心，是為了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上演。

中國對歷史的銘記，始終保持著理性與克制。我們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不是為了渲染仇恨，而是為了保存歷史記憶；我們舉行國家公祭儀式，不是為了追究個體責任，而是為了警示世人珍愛和平；我們堅持保留歷史史料，不是為了延續對立，而是為了構建共同的歷史認知。正如德國商人拉貝所言：“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寬恕是為了和解，不忘卻是為了守護，這正是中國對待歷史的基本態度。

近年來，中國不斷推進歷史記憶的傳承與傳播。幸存者照片墻的每一盞燈熄滅，都在提醒我們傳承記憶的緊迫性；新征文物史料的不斷公布，讓歷史真相更加堅實；歷史記憶傳承人的“接棒”，讓這段歷史能夠跨越代際；《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讓這段歷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這些努力，既是對30萬遇難同胞的告慰，也是對人類和平事業的貢獻。

對于日本而言，真正的和平之路，始于對歷史的真誠反思。這需要日本政府停止歷史修正主義的系統性操作，讓教科書回歸歷史真相，讓博物館還原完整歷史，讓政客恪守和平承諾；需要日本社會正視加害歷史，通過教育讓年輕一代了解真實的過去，而不是被虛假敘事誤導；需要日本各界珍惜良知力量的聲音，讓正視歷史成為社會主流共識。只有這樣，日本才能真正卸下歷史包袱，與鄰國實現真正的和解，為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貢獻力量。

88年風雨滄桑，南京城早已恢復往日的繁華，但那段歷史留下的傷痛與警示，永遠不能忘記。防空警報每年如期響起，是在提醒我們：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禮物，而是需要用歷史記憶來守護的珍寶；歷史真相從來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維系國際正義與和平的基石。

日本《東京新聞》呼吁“不能忘卻的‘加害歷史’”，這聲吶喊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將吶喊轉化為行動。正視歷史、承認罪責、彌補創傷，這是日本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也是東亞地區實現持久和平的關鍵。愿日本能傾聽良知的聲音，正視那段不容回避的加害歷史，與中國及亞洲各國一道，以史為鑒、珍愛和平，讓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永遠不再重演，讓30萬遇難同胞的冤魂得以安息。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但歷史的教訓必須銘記。唯有銘記歷史，才能守護和平；唯有正視罪責，才能獲得救贖。這是88年歷史留給我們的深刻啟示，也是我們對未來的鄭重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