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思夫人謝雪萍，八十歲高齡探望張學良，張坦言：我四弟很像我

2000年6月10日清晨，夏威夷歐胡島的雨云剛剛散去，一架從北京起飛的民航客機在檀香山機場穩穩落地。機艙門打開時，謝雪萍緊了緊外套，她今年八十歲，此行只為見到百歲的大伯張學良。

落地之后的手續并不算繁瑣，但謝雪萍仍覺時間過得慢。她帶著三名子女與幾箱行李，除了衣物，就是一本厚相冊，那是張學思生前最常翻的舊物。

張府后人第一次踏進這棟隱在椰林里的兩層小樓，映入眼簾的便是墻上那張二十年代的合影：身著馬褂的張作霖端坐中央，少年張學良與幾個弟妹依次而立。時光在照片里凝固，卻在屋內流轉。

老人家坐在藤椅里，見謝雪萍進門，先是瞇眼打量良久，隨后笑道一句：“沒見過面，但一看就曉得是自己人。”聲音不大，卻透著難得的興奮。

寒暄停頓時氣氛一度有些僵。謝雪萍正琢磨如何開口，二女兒搶先把相冊遞到張學良面前。翻到第三頁，張學良指著那張軍裝照，自言自語般地說：“我四弟的眼神跟我當年一模一樣。”片刻后又加了一句，“他比我還能闖。”

有意思的是，在同父異母的九個弟弟里，張學良向來評價苛刻，卻對張學思例外。原因要追溯到奉天舊宅。那時的大帥府子女成群，家譜記錄：八子六女，六房夫人。兄弟聚首常有暗潮，唯張學思少與人爭鋒，偏偏關鍵時刻最敢拍板。

張學銘與張學良年幼時同床共讀，長大后卻動輒斗嘴。一次天津的“洋媳婦”風波，張學銘拿不定主意，只好把三弟張學曾押去北平求援。大哥雖覺好笑，卻一邊擦汗一邊收拾殘局。事后他對身邊親信吐槽：“老二啊，既怕又要強。”說到老四時，口氣立刻變了，“那小子要是站出來，別人就服氣。”

張學思的“服氣”并非靠拳頭。他十二歲在同澤中學結識王金竟，初顯與生俱來的親和力。王金竟后來參加中共地下組織，兩人常在周末交換書刊，《向導》《新青年》皆在此時傳進大帥府第四少爺的書桌。

九一八事變后，北平街頭罵聲不斷，“不抵抗”成了張學良最難回答的問題。一天深夜，張學思闖進兄長的房間，話不多，只問一句：“真沒法打嗎？”張學良沉默，轉身關燈。兄弟倆此后許久未再深談。

1933年春，張學思在北平秘密宣誓入黨，他沒有向家人透露半字，卻在檔案里寫下：“出身無法選擇，立場可以自定。”一年后奉命回滬，嘗試尋找營救張學良的突破口。兄弟相見那次，在雪竇山的屋檐下，兩人用鉛筆在便簽上寫寫劃劃——對話持續不到十分鐘，卻讓在場特務一頭霧水。

延安時期，張學思被調往抗大三分校，手下多是東北子弟兵。彼時延河水邊物資緊缺，他卻常把自己的口糧分給學員，理由很直白：“你們多吃一口，打仗硬一分。”

1949年4月，新中國海軍學校在江蘇泰州組建。張學思接到任命，兩天后即刻南下。一身舊棉衣、兩只破皮箱，學校創辦伊始，連課堂黑板都是臨時刷漆的門板。三個月過去，軍港里第一次奏響號笛，他站在碼頭罕見地抽了半支煙。

十年之后，風浪襲來。1970年5月29日，海軍總醫院病房的燈亮了一夜。官方的告別詞只寥寥七行，家屬卻連花圈都不敢公開落款。謝雪萍把那摞文件鎖進柜子，整整五年不敢翻看。

1975年春，葉劍英批示的文電送到海軍黨委，“錯誤結論予以撤銷”十二個字讓謝雪萍落淚。此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相冊補齊，然后寫信給遠在夏威夷的大伯，信尾只附一句：四弟已雪前塵。

2001年春，夏威夷氣候和煦。張府后人再次登門為百歲壽辰祝賀。張學良精神不錯，拍照時執意站立，還擺出年輕時常做的“響指”姿勢，像是故意讓相機捕捉那分瀟灑。散席后，他握著侄子張仲群的手，聲音低卻清晰：“我想回東北……”短短六字，重復三次。房間里瞬時安靜，只有海風掠窗的聲響。

同年10月，張學良在睡夢中離世，享年一百零一歲。葬禮上，謝雪萍把那本相冊放在靈柩旁，翻到第四十頁——那是張學思1949年站在新生軍港的照片。來賓不多，場面簡樸。恰逢午后陽光透過彩窗，照在相冊的塑封紙上，閃出一道細亮。

照片里的年輕將軍，目光堅定，背景是未完工的碼頭與一面獵獵海軍旗。張學良生前常說“像我”，其實更像的是那股不回頭的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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