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入伍來到石家莊高級步兵軍校，3年后被授予少尉軍銜

1982年冬，石家莊市郵局投遞員將一封公文信送到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拆封之后，主送人劉××在字里行間回憶起20年前那個火車轟鳴的夏夜——1961年7月，年僅十八歲的他穿著青布短衫和橡膠解放鞋，跟隨新兵引導員踏進代號“京字320部隊”的大門。那一幕，被他稱作“生命的拐點”。這封信并非普通家書，而是留檔材料，用來證明本人從軍經歷與調資資歷。于是，一段略顯塵封的軍校往事，再度浮出水面。

當年入校的新兵都要先編入新訓連。日常安排一點也不含糊：凌晨五點起床號，半小時出操，隨后早餐；上午四節政治理論課，下午四節軍事技術課，晚飯后還得加練體能。一張排得滿滿的作息表貼在連部走廊盡頭，除星期天外，沒有空格。訓練間隙，很多戰士把腰間的水壺當啞鈴，一遍遍練臂力，他們明白體測不過關，別說提干，連下一階段集訓都進不去。

有意思的是，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在河北軍區里向來以“嚴格但不失活潑”著稱。官方指導語源自毛主席題贈延安抗大的那十六個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落實到日常，既要雷打不動的操典，也允許學員業余時間寫稿、拉歌、搞簡易球賽。劉××就是憑借一篇以“情同手足”為題的短稿，被石家莊人民廣播電臺播送。當時播音員在結尾處添了一句點贊——“年輕的未來軍官，文武雙全”。這無心的一句夸獎之后被校隊教導員看到，把他列入“干部苗子”預選名冊。

歲月翻到1963年，北京軍區決定在各校抽調年輕骨干組建“軍事教員隊”。硬性條件只有兩條：軍事科目前10%，政治課成績良好以上。最終，劉××與本校另7人被錄取，編入二大隊六隊。消息發布那天傍晚，六隊宿舍走廊異常安靜。大家一邊擦拭剛領到的半自動步槍，一邊暗自較勁。晚點名結束后，班長輕聲提醒：“從現在開始，你們每個動作都會被放大地評估，別給自己扣分。”話音剛落，廊道燈光忽閃，緊張氣氛立刻拉滿。

具體課程分兩大塊。政治類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中共黨史、毛主席著作選讀；軍事類則覆蓋毛澤東軍事思想、十大軍事原則、三大條令以及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土工作業五大技術。課表安排像機械齒輪一樣咬合，沒有縫隙。射擊訓練最花精力。按規定，半自動步槍要完成“一二三練習”，即100米、200米、300米三種距離臥姿射擊。第一次上靶，劉××10發子彈只命中7槍，仍舊被教員挑眉：“不行，再來。”連續三天，他肩窩處青紫淤血，成績才穩定在9環以上。

體能課里，學員們公認“單杠屈伸上”最折磨人。動作描述一句話即可：跳起抓杠，借慣性翻上去后雙臂挺直。但真正做起來，多蹦兩次手便打顫，胸口像被灌鉛。六隊共有86名學員，開訓第一個月僅6人合格。劉××是第七個完成動作的。那晚趴在單杠下，他對同伴嘀咕：“要是到了戰場，連自己身體都掌握不了，咋指揮別人？”短短一問反倒讓附近三名同學憋著勁連夜加練，次日晨檢順利翻杠。

夜訓場景更具考驗。某個12月份的深夜，天空飄起小雪，六隊執行潛伏與定點射擊結合課目。地面泥水混著雪渣，學員必須趴伏45分鐘不得翻身。寒氣往棉衣里鉆，肚子也開始咕咕叫。這時，緊挨著劉××的戰友悄悄塞來半塊干硬饅頭。規則不許說話，他只能將饅頭傳給另一側同伴。訓練結束后，教員才宣布：“誰也別找丟的饅頭了，你們能把它輪流分掉，合格。”一排人渾身泥漿，卻憋不住笑。

緊湊課程之外，學校還規定每周半天勞動，地點就在校內菜地。冬季挖菜窖，夏天鋤草施肥，學員服裝無特殊待遇。很多人后來才懂，這種安排與其說是解決伙食，不如說在磨態度——未來帶兵的人，得先懂士兵的出操與出汗。星期天屬于自由支配。外出名額控制在三分之一，大家通常成群到市區看一場電影，再順路買瓶牙膏。放映廳里總能看到成排的四兜綠軍裝，皮鞋擦得發亮。市民孩子經常圍觀，小聲打量：“他們是軍官嗎？”一旁父親回答：“準軍官，明年就帶隊打靶啰。”這種好奇在無形中給學員增添莊重感。

1964年11月，各隊課程提前完成，統一進行結業會考。科目考核成績依次張榜公布，擅長軍事技術者大多在理論科目上補了不少夜班。劉××最終綜合排名六隊第八。12月初，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舉行畢業、授銜兩級典禮。大禮堂座無虛席，主席臺鋪著暗紅絨布，禮兵護送軍銜證書入場。隨著主持人宣讀命令，少尉肩章發到每名學員手中。莊嚴口令之后，各隊不約而同開始拉歌。六隊率先唱《志愿軍戰歌》，齊聲高過天花板。禮堂燈光明暗交替，掌聲、口號、歌聲連成一體，那是許多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高密度地感受熱血與責任結合。

結業后去向迅速劃分：數名四川籍學員調工程兵部隊；精通俄語的兩人進入北京軍區機關；成績中上者補充到各省軍區；其余人根據專業留校。劉××被安排在母校，職務是見習教員。任務很直白——把三年所學重新講授給下一批新兵。沒多久，越南邊境局勢緊張，學校加開叢林作戰課程。備課時，他意識到自己以前迷信“課本即戰場”，而戰場變化快過任何教材。于是，他結合公開資料與野外考察，設計“十公里夜行潛伏—拂曉突擊”一體化教案，次年通過驗收，隨后寫成文章刊于《解放軍報》地方版。

時間繼續往前推。1970年代起，一批老同學陸續晉升營、團職。有人在炮兵部隊帶營練射擊，有人調成都軍區寫調研，也有人離開部隊到地方政府。劉××先后在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教務科、政治部任職。1982年轉業地方，原因多樣：組織需要、家庭考慮、個人志向。離隊那天，他將少尉肩章和之后換發的中尉、上尉肩章裝入牛皮紙袋，交給檔案室，再蓋公章。多年后，有同事問他：“教練席與法庭席對你而言誰分量更重？”他只簡短回復：“都是崗位。”

2003年辦理退休手續時，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讓他補交詳細履歷。他隨即寫下那封1982年版“軍校往事”的回憶補述，并附軍校老相片：操場300米跑道、一排舊宿舍、左袖口繡有“軍事教員”字樣的羊毛呢大衣。檔案員翻看照片，停在那張授銜典禮的合影前多看幾秒。照片中央，一群青年少尉挺直背脊，目光堅定；照片右下角，一行細字已經發淡——“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那行字沒被收入正式檔案，但在多年的口口相傳中，成了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老校友之間常掛嘴邊的一句提醒。它樸素，卻替那一代從軍青年概括了共同起跑線：在冷風、泥水與密集課程中倒下再爬起，在掌聲中快速冷靜，在低階軍銜后隱藏高遠目標。后來職務、級別、行業各不相同，可只要提到“京字320”，每個人的語速都會放緩，語調隨即變得沉穩。那是他們的起點，也是他們愿意一再提及、供后來者參考的人生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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