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博古心悅誠服地交出最高權力？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憲

“博洛交接”的關鍵

是周恩來石廂子談話

（節選）

作者：余伯流

來源：《蘇區研究》

“博洛交接”，即博古交權、洛甫接任，是中共黨史上一個重大事件，也是黨史學界一個令人關注、饒有興味、尚未廓清的疑難問題。“博洛交接”究竟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完成中共高層領導人權力轉換、平穩過渡的？其中起關鍵作用的人物、事態是什么？作者經過實地考察、文獻查證、深入辨析，在文中提出了獨到見解：“博洛交接”的關鍵是周恩來石廂子談話。

一、周恩來同博古談話的由來及內容

遵義會議后，由于中央“左”傾軍事錯誤受到批判，人事上有重大變化。毛澤東進常委，洛甫（張聞天）被推舉為中央負總責（總書記），周恩來軍事上“拍板”，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取消，新常委重新分工。這時，博古（秦邦憲）下臺已成定局，邊緣化了。

但博古思想沒通，猶豫了半個多月，遲遲不交權。

博古在1945年5月3日七大反思發言檢討時，曾說：“我不但在遵義會議沒有承認這個錯誤，而且我繼續堅持這個錯誤，保持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路線，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窯堡會議。”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遵義會議后，博古開始仍然是總書記，一個月以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他才同意將他的職位讓給洛甫。”

博古為什么“長時間的猶豫”，都“猶豫”些什么？主要因素有三：一是遵義會議只批判、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傾軍事錯誤，沒有觸及政治路線問題，而且還肯定“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就為博古期盼繼續掌握中央領導權提供了政治上、理論上的依據；二是來自“左”傾宗派勢力的壓力（如李德、凱豐等人的強硬態度），博古還沒有真正認錯，遵義會議后不久還對羅邁（李維漢）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吧！”三是博古還在觀望時局的變化，想等紅軍北渡長江入川站穩腳跟后，就不一定要交權了。

面對這種困境，中央資深常委、時任紅軍總政委、軍委副主席、實際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憂心忡忡，思慮著中央最高權力的交接問題。怎么動員博古交權？誰來接任總書記一職？毛澤東還是張聞天？會不會還有什么變局？……

周恩來是調解黨內矛盾、維護黨內團結的高手。

事態發展的結果，是博、洛順利交接。解決“博洛交接”的前提條件是黨中央的決定，起關鍵作用的是周恩來。

黨史上最早談及“博洛交接”問題的中共領導人，是周恩來、陳云、楊尚昆等人。

周恩來說：“從土城戰斗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了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個省都聽得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

陳云說：“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

楊尚昆說：“二月五日，到了雞鳴三省這個地方，常委決定聞天同志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這是在當時條件下黨的集體意志作出的選擇。”

那么，周恩來說的“莊子”究竟在哪，陳云說的“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沒說具體時間地點，楊尚昆所言有時間，但也是“雞鳴三省”的大概念，沒有具體明確的表述。黨史專家們對此早有研究，但未能取得大家一致認同的結論。

問題的提出，除了地點時間節點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博洛交接”是如何平穩實現的，關鍵是什么？是誰在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讓博古心悅誠服地交出最高權力？

本文根據實地考察和有關檔案史料研究認為，“博洛交接”的時間是1935年2月5日，地點在四川敘永縣石廂子村，關鍵是周恩來的“石廂子談話”。

▲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從左至右）

博古的侄子秦福銓（博古弟弟秦邦禮的兒子），根據他父親和潘漢年的回憶，在《博古和毛澤東》一書中，首次透露了這一細節：

“遵義會議后，在雞鳴三省的地方，周恩來和博古的那次重要談話，我認為對研究中共黨史有很重要的價值。這次談話的內容來源于我父親和潘漢年兩條線索。”

秦邦禮是博古（秦邦憲）的胞弟，生前任國務院對外經委副主任、黨委書記，曾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在前往海參崴的途中，從陳云、嚴樸的談話中，得知遵義會議的情況。潘漢年是中共資深人士，遵義會議后由中央指派去共產國際匯報工作。1953年，潘漢年同秦福銓詳細地談到遵義會議及有關“周恩來與博古的一次重要談話”。

秦福銓寫道：“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攻打土城失利，折回云南扎西休整，中央領導住的村子，當地人稱‘雞鳴三省’村。2月5日午飯后，周恩來到博古住處，和博古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一共談了六點，涉及五個人。”

在談到“關于你（博古）”時，周恩來說：

“現在你在軍隊中威信很低，繼續做總書記已經不可能了。經過反‘圍剿’失敗和‘最高三人團’的壽終正寢，軍隊已不可能再讓一個不懂軍事又不會領兵打仗的人來繼續指揮他們了。一個不能參與軍事指揮決策的書記，猶如一個騎著戰馬奔馳卻由別人拿著韁繩的人，這是多么窩心的事。何況你自己也沒有強烈的領袖欲望，也不具備吸引群眾頂禮膜拜的魅力，心地善良，不會耍政治手腕。

在中央蘇區主持工作的一年多里，在政治路線上總是壓抑自己的見解，唯國際指示是從。‘福建事變’的處理就是一個典型事例。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議，使自己處在一個夾縫中。所以說這個‘書記’不當也罷。

從內心講，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都不合適做領袖或主帥。在中國做黨的總書記要比聯共的總書記難。共產國際和軍隊、老百姓，這兩頭的哪一個在搖頭，你都不好受，都得下臺。陳獨秀、李維漢、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嗎！我看趁現在這個機會你自己主動辭職，比以后讓人趕下來好。

這幾年你搞組織工作、宣傳鼓動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同志病情趨重，我這個紅軍總政委急需幫手，你來出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

博古下去，誰接任總書記呢？周恩來同博古說：

“（遵義會議）會后我同老朱（德）、老王（稼祥）商議，一致意見讓老毛來做（書記）。但后來我同老毛交換意見，他說現在博古在軍隊里威信低，沒有號召力，換一個人來做會好些。但對博古只能說服，不能硬來。現在洛甫想做總書記，那就讓他做一個時期。博古想通后，政治局可以發表一個聲明，博古不擔任總書記了。洛甫是五中全會選出來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又是莫斯科回來的，王明那邊也容易通過。雖然他在中央蘇區也做過一些錯事，但人總是要幫的嗎。于是，大家同意了老毛的意見，讓洛甫做一個時期。

其實，現在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軍隊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成為黨的領袖。”

（周恩來以上談話內容，引自秦福銓著《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注）

周恩來同博古的上述談話，雖然不是第一手文獻史料，但應該說可信度是比較高的：

一是符合遵義會議后的歷史實際，合情合理；二是符合周恩來當時所處的黨內地位、風范和素養；三是符合博古在遵義會議后的尷尬處境和困惑心態；四是所述內容源于博古弟弟和潘漢年的親身回憶。

周恩來同博古談話的主旨和意圖，是勸導博古愉快地交出中央的最高權力，讓洛甫接班。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次談話是成功的，達到了“博洛交接”、黨內最高權力的平穩轉移、和諧過渡。

2月5日周、博談話后，“2月6日，象征著中央總書記權力的兩只鐵皮箱送到張聞天的住地。從此，張聞天擔任黨中央總負責人。秦邦憲（博古）保留政治局常委、軍委委員之職，2月至7月代理總政治部主任。”

劉英（張聞天夫人，遵義會議后任中央秘書長）在《長征瑣記》中回憶說：“在博古準備交權時，凱豐一再向他說，‘不能把中央的權交出去。’博古沒有聽他的，對凱豐說‘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這樣，他就把象征‘權’的幾副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聞天。”

伍修權回憶：他當時聽到凱豐對博古說：“對錯誤路線的批判，我還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

但博古顧全大局，服從組織，根據中央的決定和周恩來的勸導，拒絕了凱豐等人的錯誤意見，同意“交權”，說：“好，明天就叫小康（康克清）把挑子送過去！”并對周恩來表示：“今后有事，盡管分配我秦邦憲干。”

博古交權時，年僅28歲。他把中央大權交給了35歲的洛甫。博古從1931年9月上臺到1935年2月“交權”，做了三年零四個月的中共一朝領袖。

博古對毛澤東一向比較冷漠，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央蘇區有些“前嫌”，認為毛澤東瞧不起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土城戰斗失利，博古嘲諷毛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針對博古的心態，周恩來著意在談話中談了毛澤東，說：

“老毛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我真正了解老毛是到了中央蘇區后，在寧都會議前，打樂安、宜黃、南豐，這三仗都是老毛主帥，我和老朱、老王輔佐，應用‘十六字訣’的用兵方法，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結果仗仗打得得心應手，每仗全勝，心里舒坦極了，對老毛很是佩服。可是寧都會議上，由于老毛目空一切傲橫武斷的作風把自己趕下了臺，離開了軍隊，使中央紅軍失去了一個帥才。以后幾個月里老毛一直抱病休養，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頭，總感到對不起他，對不起中央紅軍。”“黎平會議上，老毛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進湘鄂邊的錯誤路線，使我加重了要盡快‘去李換毛’的決心。在黎平我排除了李德，因為我深信以老毛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拋棄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

周恩來要博古“拋棄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博大的胸襟！

正因為周恩來的這一席推心置腹的談話，博古不僅將中央大權交給洛甫，而且此后一直心悅誠服地聽從毛澤東的軍政指揮。

二、周恩來談話確認在石廂子

周恩來的談話，很重要、很關鍵，解決了問題。但周恩來談話究竟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呢？這是一個必須弄清的問題，需要深入、細致的考證。根據檔案文獻史料和以往專家學者研究的成果，現作如下梳理，用史實說話。

（一）中央領導人回憶和老紅軍日記

關于“博洛交接”的時間、地點，周恩來說“雞鳴三省”的一個莊子，陳云說“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途中”，楊尚昆說“二月五日，雞鳴三省這個地方”，劉英說：“到二月五日在雞鳴三省這個村子里，常委分工決定由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習慣稱為總書記）。”

楊尚昆、劉英明確“博洛交接”是2月5日在雞鳴三省一個村。周恩來說了地點沒說時間，陳云沒有說具體時間、地點。

還有老紅軍的隨軍日記亦可佐證。陳伯鈞（為中央縱隊殿后的五軍團參謀長）在日記中記載：“二月三日，行軍———由風水橋經磨（摩）尼到石廂子。”“到石廂子已晚間20時許了。二月四日，休息———石廂子。”“二月五日，行軍———由石廂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七十五里（入云南境）。……到宿營地時已次日2時了。”伍云甫（紅軍總部電臺政委）日記寫道：“二月三日，由摩尼經安吉亭、東洼溝到石廂子宿營，沒收彭姓土豪（是日即舊歷除夕）。二月四日駐石廂子。二月五日由石廂子出發，經水田寨，團匪據炮樓二座擾亂，繞山道至花房子宿營，路甚難行（3里路約行了3小時），23時半才到。”錢江（軍委二局負責技術偵察）回憶行軍日程寫道：“二日到摩尼。三日到石廂子，留駐一天。”

三位老紅軍日記明確記載：軍委縱隊2月3日晚到石廂子，打土豪過除夕。2月4日初一駐石廂子，休息一天。2月5日由石廂子到水田寨，行軍75華里，深夜十一點半才到花房子。2月6日2時，軍委縱隊到達石坎子。

（二）專家觀點

石仲泉。黨史大家石仲泉在親歷親訪后寫作的《長征行》中深入具體地考察了“雞鳴三省會址”，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三說，即四川的“石廂子說”、貴州“迎豐說”、云南“花房子說”，并列舉理由，陳述利弊，最后傾向不作結論，仿效“襄陽南陽故事”，不爭論，三地共同開發紅色資源，將“主權問題暫時擱置”為好。他后來看到本人給他提供的項英1935年2月4日一時的電報后，看法有所改變，認為“石廂子說”是有根據的。

程中原。研究張聞天的著名學者程中原考證認為：“博洛交接”時間為2月5日；地點為云、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地域云南省扎西縣（今威信縣）境內水田寨西邊二三里的村子高坎（或花房子）。

徐占權。軍事科學院軍史專家徐占權研究認為：“張聞天接替博古的時間，應是1935年2月5日，地點應在‘雞鳴三省’的水田寨。”

劉晶芳、李東朗。中央黨校二位教授在《長征全史》中談及“博洛交接”時傾向認為：

“根據伍云甫日記，軍委縱隊于2月5日晚11時才到水田寨花房子，不可能討論博洛交接問題。而在石廂子，軍委縱隊在那里住了兩夜一天，有足夠的時間召開會議。因此，認為‘博古交權的時間是1935年2月4日，地點在四川敘永縣的石廂子。’但又認為‘還有待于進一步挖掘資料和深入研究’。”

羅開富。重走長征路的著名記者羅開富認為：“博古交權應在石廂子，而不是水田寨。”因此2月5日當天張聞天就以黨的總負責人，給項英復電了。

力平等。研究紅軍長征的學者力平等認為：“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云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里，再次召開中央常委分工會，‘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

蔣建農。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深專家蔣建農經深入考證后，在他撰寫的《石廂子會議的重要歷史地位》一文中認為：“我認為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的時間，應該是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凌晨（至少可以肯定2月4日是開過會）在石廂子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的。”

劉競濤。瀘州市敘永縣黨史研究室專家劉競濤，經過長期深入的研究、考證后，撰寫了《中央紅軍敘永石廂子博古交權論述》一文，說：“我們認為博古交權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應該是1932年2月5日在四川省敘永縣石廂子召開的。”

何世鴻。四川省古藺縣黨史研究室原主任何世鴻考證認為：“雞鳴三省”會議是在石廂子召開的，時間是2月5日，開完會再出發去花房子、高坎的。

秦福銓。他認為周恩來與博古談話的時間是“2月5日午飯后”。

以上專家觀點，見仁見智，不盡一致。但多數專家意見趨于2月5日在石廂子。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2月5日前后，在雞鳴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洛甫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這里說的是2月5日前后在“雞鳴三省村”，應該是石廂子村。

（三）筆者判斷

根據軍委函電、中央領導人回憶、老紅軍日記、專家論證，經研究梳理、比較分析，可以清晰地、明確地作出判斷：在1935年2月5日這一天上午休息時，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項英兩份急電，張聞天代表中央書記處復電項英，午飯后周恩來同博古談話、博洛交接，地點都在石廂子。

三、周恩來談話的重大歷史作用與影響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后同博古的重要談話，意義重大，作用非凡，影響深遠。

（一）周恩來石廂子談話，維護了黨的團結，實現了遵義會議后中央最高權力的平穩過渡。

“博洛交接”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決策，是落實遵義會議重要成果的戰略舉措。這是一種黨內最高權力的轉移，如若不平穩過渡，就會影響黨的執行力，影響黨的團結，影響工作的開展，影響中央的權威。中央作出了博古“交權”的決定，但博古遲疑半個多月不“交權”，中央又不能“硬來”，這個棘手的難題由周恩來圓滿、穩妥地解決了，高人高招，及時果斷，非常睿智，做得很漂亮。

（二）周恩來石廂子談話，踐行了黨的決議，確保了以毛澤東為代表、以“毛張周”為領導集體的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

楊尚昆曾撰文說：“中央常委決定聞天同志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他的任職保證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后，中央政治局是五大常委：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云。五大常委中，張聞天“負總責”，周恩來“掌軍權”，毛澤東“進常委”。1月18日常委分工，“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周恩來同志的軍事上的幫助者”，也就是說，軍事指揮上周“拍板”，毛是周的“助手”。在這“三駕馬車”中，毛是核心，極有軍事謀略，張、周都很尊重毛，這就形成以“毛張周”為標幟的特殊的新的中央領導格局，引領紅軍長征穩步走向勝利。

▲博古、周恩來、朱德與毛澤東在延安（從左至右）

張聞天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到1943年3月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出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主政中央工作八年之久，政績顯著，成為毛澤東所稱的中共“五朝領袖”中時間最長的一朝領袖。

（三）周恩來石廂子談話，弘揚了黨的風范，彰顯了中共領袖團隊赤膽忠心、光明磊落的崇高人格魅力。

在“博洛交接”的全過程中，涉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等人。毛澤東高瞻遠矚、謙誠謙讓；周恩來大公無私、深謀遠慮；朱德仁慈寬厚、豁達大度；張聞天臨危受命、勇于擔當；博古顧全大局、襟懷坦蕩。他們為了中國革命的大局，表現出共產黨人特具的優秀政治品質、高風亮節和人格魅力。他們都是經過戰火錘煉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楷模，值得人們永遠緬懷、學習！

作者簡介：

余伯流，1942年生，江西上饒人，著名黨史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特聘教授，系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帶頭人。著有《中央蘇區史》《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等十余部專著。主持國家課題“中國共產黨蘇區執政的歷史經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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