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身患絕癥的周恩來重返延安，看見空蕩蕩的街道當場落淚：是我沒當好這個家

01

“總理，這酒絕對不能喝！”
1973年6月9日晚上，延安地委的食堂里，空氣突然安靜得可怕，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保健醫生張佐良急得臉都白了，差點就要不顧規矩沖上去奪杯子，在場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不知道這個醫生為什么敢在國宴場合這么“放肆”。
沒人知道，這杯酒喝下去，就是要周恩來的命。
但周恩來手里的酒杯端得穩穩的，連晃都沒晃一下，他看著滿屋子的延安干部，眼神里是一種讓人不敢直視的決絕，這酒，他非喝不可。

02

這事兒吧，得從22個小時前說起。
一九七三年的北京，六月的天氣已經有點燥熱了，但更燥熱的是當時的外交氣氛，越南總理范文同來了，那會兒越南那邊仗打得正兇，張口就是81個億的援助。
說實話，這數字擱誰頭上都得頭大，咱們自己褲腰帶還勒得緊緊的呢，這筆錢在當時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周恩來接這個活兒的時候，身體其實已經快垮了。
那時候距離他確診膀胱癌已經過去了一年多，就在見范文同的前幾天，他連續工作了30多個小時沒合眼，這是個什么概念？就是鐵打的人也熬成了渣。

那天在衛生間剃胡子，他身子一歪，竟然靠著鏡子就睡著了。
這畫面，讓當時站在門口的警衛員看得心里直發酸，那個曾經在黃埔軍校意氣風發的政治部主任，那個在萬隆會議上舌戰群儒的外交家，現在瘦得脫了相，臉頰凹陷，連走路都帶飄。
醒過來第一句話不是喊累，而是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樣說怪他自己，睡著了，要遲到了。
也就是這么個身體狀況，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決定，陪范文同去一趟延安。
有人說這是為了外交，為了讓越南人看看中國老區的真實情況，好讓他們知道那81億咱們真拿不出來。
這話沒錯，但只說對了一半。
對于周恩來來說，這不僅僅是外交，這是回家，也就是這一趟，成了他和延安的永別。

03

一九七三年6月9日這一天，延安的老天爺那是真給面子。
本來延安正鬧旱災，地里的土干得冒煙，莊稼都要枯死了，可就在專機落地的那個上午，天上突然飄起了雨星子，淅淅瀝瀝下個不停。
老百姓都說，這是總理把雨水帶回來了，這是吉兆。
上午10點，飛機輪子剛挨著地，周恩來就坐不住了。
艙門一開，他第一個沖了出來，那可是75歲的老人啊，還是個重癥癌癥患者，那股子急切勁兒，就像是離家多年的游子看見了娘親。
他又回老家了。
這句話一出來，那種感情是裝不出的，周圍歡迎的人群一下子就炸了，歡呼聲哪怕隔著幾里地都能聽見。

車隊往城里開的時候，那場面簡直了，延安的老百姓那是真熱情，不管不顧地往車前涌，就為了看一眼總理。
周恩來把車窗搖下來，身子探出去一半，在那揮手，司機嚇得手心冒汗，生怕出點啥意外，可周恩來卻讓司機開慢點，再慢點，讓他多看看。
到了延安地委招待所，也就是那個年代最好的賓館，發生了一件特別戳人心窩子的事兒。
招待所的服務員給總理房間準備了點吃的，也就是紅棗、核桃、蘋果這幾樣土特產，要是換個領導，這也就是個標準配置。
可周恩來進屋一看，盯著茶幾上的紅棗，愣是看了半天沒動彈。
那種眼神，怎么形容呢？就像是看到了闊別幾十年的老戰友，過了好一會兒，他才顫巍巍地拿起來一顆紅棗，放進嘴里。
他說，終于吃到延安的紅棗了。
這一口紅棗，他等了26年，這中間的酸甜苦辣，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04

中午吃飯的時候，細節更讓人破防。
招待所也是費了心思，給外賓那是大魚大肉伺候著，生怕怠慢了貴客，給總理也準備了四菜一湯，還有細面饅頭。
在當時，這絕對是過年的待遇，一般人家一年到頭也吃不上這一頓。
可周恩來一看桌上的飯菜，眉頭就皺起來了，他把細面饅頭推到一邊，問服務員要了一碗小米飯。
吃完飯，碗里還剩幾粒米和一點油花，要是這年頭的年輕人看到接下來的操作，估計得驚掉下巴。
這一國總理，竟然端起碗，往里倒了點白開水，晃了晃，把那點油花和米粒涮干凈，然后仰頭喝了下去。
這是作秀嗎？
你要是看看他隨身帶的東西，就知道這絕對不是作秀。
他用的那個漱口杯，是那種最老式的搪瓷杯，上面印著中國制造四個字，因為用的年頭太長，瓷都掉了一塊，露出了里面的黑鐵皮，看著都剌嘴。
更絕的是那條毛巾，服務員收拾房間的時候都看傻了，那毛巾洗得發硬發黃不說，中間磨得薄薄一層，拿起來對著燈光一看，跟紗布似的，全是眼兒。
就這，還是國務院總理的行頭。
當時招待所的幾個小姑娘，看著這些東西，躲在走廊角落里抹眼淚，她們想不通，總理在北京咋過得這么苦呢？

05

真正的大雷，爆在下午。
周恩來提出要去楊家嶺看看，那是他當年住過的地方，那是中共中央的老窩子，那里的老鄉跟他都是老熟人。
按照常理，聽說總理回來了，老鄉們不得敲鑼打鼓地出來迎接？不得把路都給堵得水泄不通？
可怪事發生了。
車隊到了楊家嶺，街道上靜悄悄的，連個鬼影都沒有，太陽明晃晃地掛在天上，大白天的，家家戶戶大門緊閉，有的還掛著鎖。
這不僅是冷清，簡直是詭異。
周恩來臉上的笑容慢慢僵住了，他下了車，走到一戶老鄰居門口，敲了敲門，沒動靜，又走到另一家，還是沒動靜。
這不對勁。
周恩來轉過身，盯著陪同的延安地委副書記土金，那眼神犀利得像把刀子，問這是怎么回事，老鄉們都哪去了。
土金支支吾吾，額頭上全是汗，半天崩不出個屁來，這事兒他不敢說，也不能說。
在周恩來的一再追問下，旁邊的一個大隊支書實在扛不住了，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帶著哭腔說了實話。
并不是老鄉們不愿意見總理，是大家伙兒窮，家里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褲子都是露肉的，聽說總理帶了外賓來，怕給總理丟臉，怕給國家丟臉，大白天的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來見人。
這一番話，像晴天霹靂一樣砸在周恩來頭上。
那一瞬間，時間仿佛都凝固了。
周恩來站在那兒，身子晃了兩下，這位經歷過長征、經歷過抗戰、見慣了生死的大總理，眼淚唰地一下就下來了。
他沒有責怪任何人，他只是責怪他自己。
他喃喃自語說他看不到這一天了，然后突然抬起頭，對著在場的干部們，也是對著那緊閉的一扇扇門，痛心疾首地說這是他的錯。
他說解放都這么多年了，老區人民還過著這么苦的日子，他這個總理沒當好，他對不起延安人民。
那天下午，楊家嶺的空氣都是咸的，那是淚水的味道。

06

這件事對周恩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他是個完美主義者，他這一輩子都在為這個國家操勞，可當他看到自己拼了命想要守護的人民，還在餓肚子，還在衣不蔽體的時候，那種挫敗感和愧疚感，比殺了他還難受。
這種情緒，一直延續到了晚上的宴會。
也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一幕。
那天晚上，延安地委請吃飯，說是宴會，其實菜色也很簡單。
席間，地委書記匯報工作，說延安現在還有七個縣是貧困縣，老百姓連玉米面糊糊都喝不飽，一家五口人蓋一床被子。
周恩來聽著聽著，飯是一口也吃不下了。
他端起酒杯，里面裝的是當地產的西鳳酒。
此時此刻，他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旁邊拼命打眼色，甚至顧不得禮儀出聲阻攔，要知道，對于膀胱癌患者來說，酒精就是催化劑，喝下去就是在加速病變，就是在加速死亡。
周恩來當然知道。
但他把醫生推開了，他環視了一圈在座的延安干部，那眼神里既有嚴厲的鞭策，也有深沉的期許。
他問延安能不能三年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
他問得很大聲，聲音里帶著顫抖。
地委的干部們一個個站得筆直，大聲回答能。
周恩來大喝一聲好，以此為憑，他干了。
說完，他一仰脖子，把那杯烈酒悶了下去。
這一杯酒，喝的是豪氣嗎？不，這喝的是命，他是想用自己的命，去換延安干部們的一股子勁兒，去逼出延安的一個未來。
喝完這杯酒，他又倒了一杯，挨個去敬那些縣委書記、縣長，每敬一個人，他都要叮囑一句，一定要讓老百姓吃飽飯。
那天晚上，周恩來喝了不少，回到房間后，尿血更嚴重了。
但他沒跟任何人說，只是一個人默默地忍著疼，在深夜里處理著北京發來的加急電報。

07

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周恩來又做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舉動。
他要去爬寶塔山。
這在原本的行程安排里是沒有的，大家伙兒都勸他，說他身體不好，山路難走，就別去了。
但周恩來很執拗，他說當年黨中央在延安的時候，他一次都沒上過寶塔山，這次來了，他得了一樁心愿。
其實，他上山不僅僅是為了看風景，他是為了找一個人。
那個人叫陳友才。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少聽到這個名字了，但在周恩來心里，這個名字重如千鈞。
那一九三七年的事兒了，當時周恩來從延安去西安辦事，路過勞山的時候，遭到了土匪的埋伏，那幫土匪火力猛得很，甚至還有機槍。
當時的情況萬分危急，周恩來的警衛參謀陳友才，那是個機靈的小伙子，長得跟周恩來有幾分神似。
在生死關頭，陳友才穿著周恩來的大衣，戴著禮帽，故意在顯眼的地方指揮戰斗，把土匪的火力全都引到了自己身上。
結果，陳友才被打成了篩子，犧牲的時候才20多歲。
土匪從他口袋里翻出了周恩來的名片，以為殺了大官，這才撤退，周恩來因此撿回了一條命。
這么多年了，周恩來一直把這事兒記在心里，他常說友才是替他去死的。
這次回延安，他特意問起陳友才的墓在哪。
可是，因為年代久遠，再加上戰亂，陳友才的墓已經找不到了，只知道大概埋在清涼山那一帶。
站在寶塔山上，周恩來隔著延河，望著對面的清涼山，久久沒有說話。
那天的風很大，吹亂了他的白發，他像是在跟一位老朋友告別，又像是在跟那段血與火的歲月告別。
下山的時候，由于被群眾認出來了，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涌到了河邊。
為了安全，警衛員不讓周恩來下車，要司機直接把車開過河去。
結果，車陷在了河里的泥潭里，動彈不得。
這時候，讓所有人震驚的一幕發生了。
岸上那激動的老鄉們，看著總理的車動不了，二話不說，直接跳進齊腰深的河水里，一大群人喊著號子，硬生生地把汽車給抬上了岸。
這就是民心啊。
看著窗外那一張張樸實的面孔，看著那些在冷水里瑟瑟發抖卻滿臉笑容的老鄉，周恩來在車里不停地抹眼淚。
他想下車去謝謝大家，可警衛員死死地拉住車門，怕失控，怕出事。
兩岸的歡呼聲震耳欲聾，車里的總理淚流滿面。

08

離別的時間到了。
一九七三年6月10日下午，周恩來要飛回北京了，他在延安只待了不到24小時。
在延安機場，地委的同志們給他送來了一袋子小米、綠豆和紅棗，那是延安人民的一點心意。
周恩來這次沒有推辭，他收下了，但是堅持讓秘書按市場價付了錢和糧票，一分錢都沒少給。
臨上飛機前，他握著延安地委書記的手，說了最后一句話。
他說延安人民對他們有恩，一定要把延安建設好，等延安變了樣，他再來。
這句話，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信了。
大家都在盼著那一天，盼著延安糧食翻番了，盼著大家都有新衣服穿了，再把總理接回來好好看看。
可誰也沒想到，這一去，就是永訣。
回到北京后，周恩來的病情急劇惡化，但他還是像個陀螺一樣轉個不停，直到最后住進305醫院，再也沒能出來。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
消息傳到延安，整個黃土高原都哭聲一片，那些曾經關著門不敢見總理的老鄉們，那些抬過總理汽車的漢子們，一個個哭得癱軟在地上。
他們還在等著總理回來驗收呢，可總理再也回不來了。
中南海連著延水河，這根線，斷了。

09

周恩來走了，但他對延安的掛念沒斷。
后來，《周恩來選集》出版了，出版社給了鄧穎超3萬塊錢稿費。
那時候3萬塊錢可是巨款，能在北京買好幾套四合院了。
鄧穎超一分錢沒留，她想起了恩來臨終前一直念叨的延安，想起了那個沒能實現的承諾。
她把這3萬塊錢，全都寄給了延安地委，還在信里特意囑咐，要用來改善老區人民的生活。

這筆錢，是周恩來最后的牽掛。
這事兒過去這么多年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真是讓人心里堵得慌。
你說那個年代的人，咋就那么傻呢？
老百姓窮得沒褲子穿，卻怕給國家丟臉而躲起來；總理病得都在尿血了，卻為了給干部鼓勁敢喝烈酒；一個警衛員，為了保護首長敢拿身體去堵槍眼。
這種感情，現在的人可能真的理解不了。
現在延安早就變了樣了，高樓大廈起了，老百姓日子也好了，再也不用擔心沒褲子穿了。
要是周總理還在，看到今天的延安，應該能把那頓沒吃好的飯，安安心心地吃完吧。
只可惜，這世上從來沒有什么如果，只有回不去的昨天。
那個說要再回來的老人，終究是食言了，但這個食言，卻成了延安人民心里頭，永遠也愈合不了的一道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