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香港發出一封掛號信,封皮上的落款遒勁有力——關麟征。收信人則是北京西郊八寶山附近的住址,門牌上寫著“徐向前”。郵差并不清楚信中內容,他只是驚訝:三十多年烽火早已熄滅,兩個曾在戰場上拼命的人,居然還有書信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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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長。開頭照例問候健康,接著便是一句看似隨意的提問:“臥佛寺伏擊戰中那位智勇兼備的蔡申熙,如今可安好?”語氣平和,卻掩不住好奇。徐向前讀罷,沉默片刻,把信合上,回憶被一并拉回到1932年的皖西山間。
那一年,對紅四方面軍而言并不好過。蔣介石調集三十萬兵力,飛機大炮齊上陣,第四次“圍剿”聲勢浩大。前敵總指揮部設在信陽,大本營天天電令督戰。張國燾受“左”傾情緒影響,連連要求主動硬拼,結果紅軍折騰在麻城周圍,兵疲糧缺。外界還以為紅軍依舊神勇,其實內部早已捉襟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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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主攻皖西北的是王均,實際手中的尖刀卻是徐庭瑤第四師。該師新銳充足,步機槍配比高,旁人都說它是蔣介石的掌上明珠。關麟征當時在師中帶獨立旅,為了博取“戰績牌”,主動請纓做前衛。六月底,霍邱外圍一響,炮火整整燒了十天。城里只有紅二十五軍教導團、縣獨立團三千余人,守到七月十二日下午,終究扛不住。國民黨軍沖進城門時,旌旗閃得人眼花,蔣介石的嘉獎電很快飛來。
表面大捷,暗里卻埋伏了禍根。蔡申熙接替曠繼勛,成了紅二十五軍新軍長。黃埔一期出身,他對關、杜、徐這批同學的脾氣、打法門兒清。兵少,硬拼不行,怎么辦?他選中了磚佛寺:三面環山,一條岔道通往夏店,地形像個大口袋。命令下達,各路地方武裝慢慢“撩邊”,誘敵深入。關麟征正想搶頭功,八月十日下午帶旅進入谷底,還以為是尋常宿營地。待看清山坡上黑洞洞炮口,才知不妙。槍聲一齊爆響,紅軍留出的射程卡得死死的,中近距離火力交錯,第四師陣型瞬間亂了。關麟征后來回憶:“只覺得天都塌下來,找不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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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擊并未草草收場。蔡申熙趁敵人重整隊形之際,迅速撒開主力,轉頭撲向曾萬鐘第十二師。錢家集一仗,紅軍四小時就撂倒國民黨兩個營,逼得徐庭瑤下懦退令:“日行不超六十里,三點宿營,黃昏前修工事。”一句話,道盡心驚。短短數周,紅二十五軍殲敵六千,蔣介石的“東大門作戰計劃”被硬生生卡住。
遺憾的是,勝利沒能換來英雄長壽。九月初,蔡申熙在河口鎮遭遇流彈,腹部中創,年僅二十六便離開戰友。消息傳到西山小樓,徐向前嘆聲低沉,對身旁警衛說了一句:“天妒英才。”隨后他寫回信,寥寥數語:“蔡軍長已于一九三二年九月戰死,壯志未酬。”并無煽情,卻也壓得人心口發悶。
關麟征收到復信,久久無語。仗打到那份上,生死原本尋常,可黃埔同期,一別竟是永訣,他還是難免惆悵。據康同璧轉述,關麟征喃喃一句:“太可惜了。”簡短五個字,算是對昔日戰場對手最樸素也最真誠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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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后,1980年8月1日,香港各大報紙同時刊載噩耗——關麟征病逝。北京《人民日報》以不尋常的篇幅發唁文,稱其“關心國家,關注統一”。徐向前再次動筆,寫下慰問:“黃埔同窗,懷念不已。”電文亦無雕飾,卻透出厚重情誼。這場橫跨半個世紀的“信件往復”,至此畫上句號。
不少史家后來分析,磚佛寺一伏擊既是戰術成功,也是戰略提醒。若非紅二十五軍那幾棍子,第四師極可能沖進麻埠、金家寨,鄂豫皖蘇區或提前崩潰,撤出西征的時間線也許被大幅提前。換言之,一個妙手的伏擊,撬動了后面一長串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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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申熙的個人履歷并不長,卻令對手刻骨銘心。關麟征臨終前依舊惦念,這種“惺惺相惜”并非常見的勝負情結,更像對職業能力的認可。戰場上真正能影響對方決策的人,往往不在于旗號,而在于戰術思維。蔡申熙顯然做到了。
1980年代初,大批黃埔老兵凋零。杜聿明、黃維、鄭洞國等人談及當年,常提起磚佛寺這一幕;許多年輕研究者則通過零散檔案把戰斗細節一點點拼合。資料顯示,紅二十五軍當時實際火炮不足十門,機槍二十余挺。人們很難想象,兵力武器如此懸殊,卻能把號稱“中央嫡系鐵拳”的第四師打得停滯數月。正因如此,戰史里才屢屢出現“轉折”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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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關麟征與徐向前的通信帶有個人色彩,那么磚佛寺的槍聲則烙進了軍史本身。兩段記憶相互映襯,一封短短書信也就多了幾分重量。歷史的齒輪從未停歇,昔日硝煙可以散盡,但戰術與決策留下的痕跡,卻依舊在檔案紙張和將領書信之間閃閃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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