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怕死，可我們射向日艦的炮彈卻全是沙子！北洋水師殉國史

1961年，日本艦船模型學會理事學者秋山紅葉發表了一篇叫《定遠館始末記》的文章，該文說：日本福岡縣太宰市的一棟別墅時常出現靈異事件，夜宿的人聲稱見到了穿著中國水兵制服的人影在走動。

有盜賊進到這里面的時候，聽到有聲音威嚴地責問“稅”，與中國膠東話里“誰”的聲音頗為相近。而這棟別墅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是用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艦的殘骸建造而成。

無獨有偶，在日本大阪真田山一處日軍墓園中，十分突兀地樹立著6座刻寫著中國士兵名字的墓碑，分別是楊永寬、呂文鳳、劉起得、劉漢中、西方診和李金福，在他們姓名前都有一處類似疤痕的斑白，原本刻寫著“捕虜”二字，二戰日本戰敗后才被日方鑿去。

這些埋葬在異國他鄉的中國士兵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北洋水師官兵，而這些能夠留下名字的士兵，也只是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稱清日戰爭）期間被日軍俘虜的1789人中的極少數。

更多的人還沒來得及通過交換俘虜的方式回到中國，就因傷病而亡，姓名、身份都沒有留下，唯有朝向中國方向的墓穴在默默地告知后人，他們來自中國。

根據《清日戰爭實記》的統計：甲午戰爭前后，清軍死傷推計3.5萬人（其中戰死約2.5萬人），日軍死亡13488人（其中戰斗死1132，疾病死12356人）。被俘的清軍士兵共計1789人，被俘的日軍士兵共計11人。

時間回溯到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

5月，日本借口琉球船民事件出兵臺灣。彼時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國力大幅提升，還從西方新購了2艘鐵甲艦，清王朝雖“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備虛”，不敢采取實質性的回應。

這種屈辱深深刺痛了部分有識之士的神經。同年6月3日，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李鶴年、船政大臣沈葆楨等聯名上奏《籌辦臺灣防務大概情形折》，言明：日本窺見中國器械之未精，故而才敢如此囂張，請求朝廷盡快采購鐵甲船。

時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也認為日本其志不小，主張“鐵甲船、水炮臺等項，誠不可不趕緊籌備”。1875年（清光緒元年）5月30日，清廷正式頒發諭旨：“著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

鐵甲船，又叫鐵甲艦，是19世紀后半葉西方興起的一種蒸汽式軍艦，外覆有堅硬的鐵或鋼制裝甲，并配備大口徑火炮，對木造軍艦而言是降維打擊。因屬于國之重器，故而造價也十分高昂。

李鴻章受制于清廷經費不足的客觀現實，又基于以日本鐵甲艦為假想敵的考量，最初提議向英國購買“價廉物省”的“蚊子船”。這是一種近岸防御炮艦，排水量300—400噸，特點是船小炮大，可擊穿鐵甲。

1876年（清光緒二年）11月20日，兩艘“蚊子船”抵達天津，李鴻章驗收后高興地說“堪為海口戰守利器”，次年8月4日，另外兩艘“蚊子船”也從英國駛抵福州，這就是后來的“龍驤”“虎威”“飛艇”“策電”四艦，清廷為購置這四艘軍艦總計花費白銀45萬兩。

1878年（清光緒四年）6月，清廷再次花費61萬兩白銀從英國購入“鎮北”“鎮南”“鎮東”“鎮西”四艘蚊船，并編入北洋艦隊序列。此后，山東省自行購買的“鎮中”“鎮邊”兩艘蚊船也被劃入北洋，合稱北洋“六鎮”。而最初購置的“龍驤”“虎威”“飛艇”“策電”四艦則被劃歸南洋。

但隨著世界近代海軍建設理念的快速發展，“蚊子船”僅能在近海依托岸防工事進行防御的弱點很快凸顯。

1879年（清光緒五年）4月，日本悍然吞并琉球，更是讓李鴻章意識到“夫軍事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況南北洋濱海數千里，口岸叢雜，勢不能處處設防，非購置鐵甲等艦，練成數軍決勝海上，不足臻以戰為守之妙。”

同年12月18日，清廷花費65萬兩白銀向英國訂購“超勇”“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北洋水師的艦船實力躍升至1300噸級。

為了節省經費，也為了“游歷涉練”，李鴻章派出了224人的接艦部隊前往英國，這其中就包括后來在甲午戰爭中殉國的丁汝昌、林泰曾、鄧世昌等人。但因路途遙遠，有3名水兵抵達英國后不幸離世，魂安英倫。

“超勇”“揚威”抵華后，李鴻章卻發現這兩艘巡洋艦并未按照原定設計那樣搭載魚雷艇。缺少了沖鋒陷陣的高效武器，“超勇”“揚威”的攻防屬性大打折扣。于是，李鴻章最終下定決心，購買攻堅利器—鐵甲艦。

1881年（光緒七年）1月8日、5月23日，清廷分兩次向德國伏爾鏗船廠訂購了“定遠”“鎮遠”兩艘7000噸級鐵甲艦，船廠按李鴻章要求，為兩艘鐵甲艦分別加裝了2艘魚雷艇，并在艦首配設撞角，以作為最后的攻擊手段。“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共花費白銀282萬兩，入列后即成為北洋水師的主力戰艦。

到1887年（光緒十三年）時，北洋水師已擁有“定遠”“鎮遠”2艘鐵甲艦，“超勇”“揚威”“濟遠”3艘撞擊巡洋艦，“致遠”“靖遠”“經遠”“來遠”4艘穹甲巡洋快船，“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6艘蚊船炮艇，7艘魚雷艇，以及自行建造的“操江”“湄云”“鎮海”“泰安”等炮艦，“威遠”“康濟”練習艦，“利運”“海鏡”等運輔船。

此時的北洋水師艦船總噸位3.67萬噸，已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上力量。而同時期的日本，2000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5艘，總噸位約1.7萬噸。

為了趕超北洋水師，日本舉國上下爆發出驚人的戰爭狂熱。

日本政府將全國60%的財政收入用于發展海陸軍，明治天皇帶頭從宮廷經費中每年擠出30萬日元補充造船費用，皇后變賣首飾，文武百官捐出薪酬的十分之一，就連窘迫得糊口都困難的日本底層人居然也減少飲食進行捐款。

到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已擁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總排水量4.08萬噸，超過了北洋水師。不僅如此，日本海軍針對北洋水師的弱點，大量裝備了英國阿摩斯壯式速射。

而此時的清朝在做什么呢？自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北洋水師正式成軍后，朝廷便以“海軍經費已籌足”“海疆無事”為由，停止了外購新艦的撥款。戶部尚書翁同龢更是以“修園要緊”為由，奏請暫停北洋水師器械彈藥經費。

據統計，清朝每年歲入庫銀8000余萬兩，支出7700余萬兩，其中修建頤和園的耗銀高達800余萬兩，為了彌補修園款項的不足，清廷甚至直接挪用了海防專款。

一邊是日本海軍的突飛猛進，艦船更新換代，炮械精益求精；另一邊卻是北洋水師的停滯不前，艦船老化，彈藥匱乏。兩相對比，甲午戰爭的勝負早已在戰前的經費博弈與國運抉擇中埋下了伏筆。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2月，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請求清朝介入，日本也以保護僑民為由派兵干預。在日本國內，鼓吹對外戰爭的聲音日益高漲。日本的《朝日新聞》甚至公開批評明治政府在朝鮮擴張“國權”不力，要求“日本陸軍不僅要有平定內亂的能力，還要有隨時遠征的準備。”

而普通日本民眾不僅普遍篤信對外發動戰爭是為了“指導”中、朝兩國擺脫西方列強侵略，甚至紛紛報名參軍，就連柔弱的日本婦女也志愿做護士奔赴朝鮮。

北洋水師內部也察覺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3月，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上奏請求撥銀60萬兩為軍艦添置18門新式快炮，但未獲應允。

此時的清廷正忙于籌備慈禧太后六十壽辰，并未作任何戰爭準備。

同年6月，東學黨起義暫時平復，朝鮮要求日本撤回軍隊，但日本反而以幫助朝鮮“內政改革”為由繼續增兵。6月21日開始，日本的《朝日新聞》以發布虛假消息的方式不斷煽動戰爭情緒。

該報先是編造了有1萬清軍已從義州進入朝鮮的假消息，隨后又稱“清政府正不分晝夜地進行開戰準備”，最后居然恬不知恥地說“多年以好意待之，和平與之交往……而他們不理解此點，肆意妄自尊大，……對此日本唯有做最后決斷，好好教訓懲罰清國。”

在這種戰爭情緒的煽動下，日本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甚至就連兒童都認為應該討伐清國。

后知后覺的清王朝終于發現戰爭已不可避免。7月14日，清廷令李鴻章“速籌戰備，以杜狡謀”。7月16日，光緒皇帝召開御前會議，急于掌控實權的光緒帝最終做出“速籌戰事、增兵入朝”的決定。

就在御前會議結束的當日，李鴻章緊急致電駐英公使龔照瑗，令其在英國詢購速率二十三四邁的新式大快船。但為時已晚，7月25日，北洋海軍濟遠、廣乙兩艦在豐島附近遭日艦偷襲，“高升”號運兵船被擊沉，871名清兵殉難，甲午戰爭以日艦的偷襲拉開序幕。

同日，光緒皇帝再次要求海軍衙門、戶部抽撥200萬兩，交李鴻章用于緊急購買軍艦。8月2日，李鴻章獲悉智利擬將本國在阿姆斯特朗船廠訂購的“白朗古”號快船以240萬兩白銀轉讓，但因戶部款項遲遲無法撥付，導致訂購無法進行。

李鴻章提議動用40萬兩川鹽銀，不足部分向洋商有息借款，但清廷不許。最終，只有兩廣總督李瀚章（李鴻章兄長）籌集了60萬兩白銀交由李鴻章購買軍艦。

清廷籌款效率的低下讓駐英公使龔照瑗心急如焚，他致電李鴻章說：“倭添船械無已，各國驚羨，強已可見……如因省費，勛名損于倭，恐天下后世罪有所歸。”李鴻章無奈回電：“翁司農不愿借洋債，又難籌巨款，故多棘手。門論痛切可愧”。

最終，清廷沒有買到一艘軍艦。

9月17日，北洋水師在鴨綠江口大東溝再次遭遇日本聯合艦隊，黃海海戰爆發。

此戰，北洋水師共有10艘主力軍艦，日本聯合艦隊共有12艘，雙方在軍艦數量上旗鼓相當。但北洋海軍艦隊均速只有14.3節，沒有一門速射炮；而日本艦隊均速16.3節，旗艦吉野號航速甚至高達23節，且全部配備了速射炮和光學瞄準鏡。

換言之，北洋水師旗艦定遠、鎮遠艦每發射1枚炮彈，日本聯合艦隊的軍艦就能發射6到8枚炮彈。

更大的差距在于，日艦配備了裝填苦味酸炸藥的新式爆破彈，爆炸的炮彈會像酒精一樣引起難以撲滅的大火，同時產生對人體有害的化學物質。

而北洋水師依然在使用爆炸有限的黑火藥炮彈，但即便是這樣的炮彈，受經費所限，也僅能配備天津機器制造局仿制的“山寨版”。

黃海海戰爆發后，北洋水師鐵甲艦所用的大口徑炮彈很快消耗殆盡，被迫改用實心彈。

所謂實心彈，是德國克虜伯公司生產的一種用于日常訓練的打靶用炮彈，彈體內裝有沙子等填充物，沒有引信、無法爆炸。在黃海海戰前，由于彈藥短缺情況嚴重，被迫攜帶這類訓練彈上戰場。

根據中科院日本研究學者宗澤亞的研究顯示，黃海海戰中，北洋水師發炮命中率為20%，遠高于日艦12%的命中率，可見北洋水師的訓練水平是高于日軍的。但因為北洋水師使用的是落后的架退炮，北洋水師擊中日艦134發，自身中彈卻高達754發。

不僅如此，由于使用了實心彈，即使北洋水師命中敵艦，炮彈也只會穿舷而過卻無法給日艦造成損傷。顯然，這是一場注定悲壯的戰爭。

黃海海戰以日艦率先撤出戰場而告終，北洋水師4艦沉沒，日艦僅6艘重傷。

此戰過后，日軍從陸路快速向北洋水師的基地威海衛挺近，11月22日，攻占旅順；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1月23日，日軍登陸榮成；2月3日，威海衛被占領，北洋水師困守劉公島，沿途清軍或潰散而逃或駐足不前。2月17日，劉公島陷落，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根據戰后檔案解密顯示，早在甲午戰前，日本就已經詳細測繪了豐島、大東溝、威海灣等海域航道，對北洋水師慣用的“雁行陣”作了詳細研究，甚至破譯了清廷與駐日使館的往來電報。

內政外交乃至后勤保障的全方位落后，讓北洋水師在內外交困中走向覆滅。但平心而論，從北洋水師成軍再到最后覆亡，這些官兵表現出了應有的民族氣節。

提督丁汝昌拒絕日軍誘降，悲憤自盡；定遠艦自爆，管帶劉步蟾自殺殉國；鎮遠艦管帶林泰曾服毒自盡；經遠艦管帶林永升與艦同沉；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在全艦燃起大火，船身傾斜情況下，下令開足馬力撞向日軍旗艦“吉野”，可惜被日艦魚雷擊中，鍋爐爆炸，艦船沉沒。

鄧世昌墜海后，其隨從劉忠將救生圈拋給他，他卻堅決不接，平日里養的愛犬“太陽”也游到他身邊，銜住他的胳膊試圖救主，鄧世昌毅然按住愛犬的頭，一同沉入波濤洶涌的黃海之中，踐行了他“誓與日艦同沉”的誓言。全艦252名官兵，除7人遇救外，其余全部壯烈殉國。

這些為保家衛國而殉難的戰士在戰場上舍生忘死，卻未曾想，那些本該化為御敵炮火的經費，最終變成了皇家園林中供人賞玩的點綴。他們不怕死，可他們射向日艦的炮彈，卻只有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