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流亡，與骷髏同眠，一代醫學人共赴國難的贊歌與悲歌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國家公祭日。在八、九十年前的那個烽火連天的抗戰年代，不分階層職業的大多數中國人都紛紛用自己的力量加入斗爭。在上海乃至海外，一批醫學師生，雖很多人出身名門，本是富家的少爺小姐，但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歷盡劫難，用生命追尋真理和尋求民族振興。當歷史幾經輾轉后，命運饋贈給他們的，卻是悲歡與榮辱交纏的復雜情感。希望有更多歷史研究者能不斷續寫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值得被銘記的往事。

撰文 | 方益昉（醫學史研究者）

今年清明時節，我再次踏入徐匯楓林校區正門，回到曾為國立上海醫學院的母校（今“上海醫學院”，以下有時簡稱“上醫”），此番回校是應新生代系主任的邀請來講學。掐指算算，距離當年我手握新生錄取通知來此報到，正好相隔45年。舉目四顧，校門口顯眼處搭建了一個學校在抗戰期間流亡重慶歌樂山時建的簡易校舍大門的復制品，讓歷史細節頓覺可以觸摸。

左圖：真實的歌樂山時期的上醫校舍大門（圖源 |復旦大學）；右圖：今天的復制品（圖源 |作者拍攝）

與骷髏相伴而眠的年輕人

此番訪學雖為我安排了一場醫學史講座，其實另有重托。同仁們正在籌劃已故王簃蘭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當年我在此讀研究生初入教研室時二十歲出頭，既不懂事也不夠用功，對與自己隔著好多級學術臺階的王教授敬而遠之，就怕被她逮著或刨根問底露了怯，師生間缺乏密切交往。所幸訪學后不久，我意外獲贈王簃蘭自傳《生如雅菊自芬芳》，書中不少素材與我積累的醫學史料密切關聯，反倒為重構抗戰期間上醫人赴渝求學的艱難細節，提供了契機。

1944年，湖北宜昌籍女生王簃蘭，因在國立十二中成績優異，年年獲得獎學金，有機會免試保送交通大學和浙江大學，但她卻一門心思選擇報考國立上海醫學院。王教授回憶，上醫顛沛流離到重慶，臨時寄居歌樂山頂，那里沒有校園與操場，校舍極其簡陋，亦無固定教室。所謂圖書館，僅由比她年級高的同學，保管一把鑰匙而已，實因藏書極少更無閱覽室。晚上大家只能用桐油點燃燈芯草，在食堂飯桌上挑燈夜讀。至于做實驗就更困難了，連蒸餾水都限量。學生也沒有準備好的人體解剖標本，大家唯有就地取材，歌樂山枯骨遍野，取回洗凈消毒后，便成貼身寶物。比如頭顱骨構成繁復，為了熟記遍布頭顱各處孔洞的神經和血管，同學們索性將骷髏置于枕旁，反復摸索記憶，經常相互陪伴進入夢鄉。

歌樂山上醫教授宿舍 | 圖源：復旦大學

類似場景也反復被其他校友的回憶佐證。1989年，著名內科一級教授錢惪這樣描述歌樂山：校園全部由“捆毛竹為柱，編竹片涂灰泥為墻，竹席為天花板，木框紙糊窗的茅草屋”構成，醫院、學校和宿舍的各項條件，與1937年落成的滬上楓林橋優渥校區迥異。學生一日三餐，僅靠發霉的糙米裹腹。為此，時任院長朱恒璧（1890-1987）教授，不顧已經年過半百，來回奔波于歌樂山上下，設法爭取洛氏基金會的外援，改善大家伙食營養，目標是每周吃到一小塊肉。出乎意料的是，歌樂山時期的師資配備，倒屬建校以來實力最雄厚的階段，朱院長把在中央醫院任職的沈克非、黃家駟、陳翠貞和吳紹青等著名教授都請來兼職，為抗戰勝利后全數引進這批頂尖學者，助推上醫登上國內醫學院最強地位，打下扎實基礎。

朱恒璧在辦公室 | 圖源：復旦大學

上百學生千里流亡

與王簃蘭同級的1950屆學生共計102位，入學時恰逢抗戰最后一年，因而自帶特殊標記，即上醫最后的流亡學生。當年他們從全國各地甚至澳門集聚歌樂山，經過6年的嚴格醫學訓練，畢業時恰逢新中國成立，上醫至少挽留下20位佼佼者從事臨床與教學工作。他們是丁訓杰、張延齡、顧天爵、王懿玲、石一飛、劉德華、張照寰、李華德、孟承偉、金為翹、俞魯誼、施守義、徐正邦、浦壽月、高驥千、薛光華、李婉先和陸培廉等，后來均成為不同專業領域帶頭人。

多年來，曾經直接為我們班授課的二位女教授李婉先和陸培廉，讓我充滿好奇。來自上海的嗲妹妹，是如何從大都市抵達大后方的？上醫人在侵略軍鐵蹄下，跨越日偽設置的種種障礙，赴渝過程堪稱傳奇。

1937年，日寇占領上海華界，上醫的楓林校區落入魔掌。二年后，首批內遷師生開拔出發，當時尚可通過租界控制的黃浦江碼頭，登船經海路抵達越南，然后再從云南入境。文弱的醫學博士們一路哼唱《大刀進行曲》、《保衛黃河》給自己打氣，在大后方撐起醫學人才培養基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開始進入租界。雖說滯留上海市中心的紅十字總院（今華山醫院）的45屆、46屆和47屆學生，總數不足百人，但朱院長為了不丟下這批人，還是特意喬裝潛回紅會總院，介紹歌樂山上初具規模的校園和生機勃勃的后方師生的斗志，旨在消除孤島中流傳的重慶是否具有辦學能力的疑慮。他要求學生自行組織，設法通過日寇封鎖線赴渝。朱院長最有力的叮囑是，保證沿途有校友接濟。

于是，向往歌樂山的同學們，開始三三兩兩各施妙計盡顯神通，冒險走上用生命去追尋科學真理的流亡者之路。他們有的取道浙江省內偏遠小道，有的途經安徽與河南交界處，繞過封鎖進入內地。鑒于其他大學發生過流亡學生中途犧牲事件，朱恒璧院長根據戰局變化，采取了在各主要中轉地設立辦事處，派駐專人等候發放旅費等措施，幫助大家繼續下一程旅途。

據48屆畢業生楊思源回憶：“我們一行幾人跟從一紹興籍同學，雇小船帶出封鎖線至嵊縣，走出淪陷區后雇板車拉行李，自己步行經長樂、東陽至義烏，到義烏有火車到金華。其他所有各路同學除少數曾遭到敵偽拷打外，全部能逃離魔爪。”在一所停課的中學，上醫專程從重慶派員過來，接待逃出孤島的流亡學生。

流亡的路途有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從上海抵達重慶歌樂山校園的行程歷時數月，朱恒璧院長親自坐鎮指揮大局，不時為陷入窮困的學生提供經濟支持，各級校友也在沿途各處積極給予接待照顧，還不時關照外校流亡學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抗日救亡運動多保留一個人才，就多一份力量！

史實表明，朱恒璧的肩膀極有擔當且措施得當，像極了操作高難度外科手術那樣精準。國立上海醫學院在這一過程中精心調動社會資源，整個上醫社群協助安排，確保了每個環節有序對接，不出紕漏，結果達到預期，規避了遠赴重慶流亡途中的萬險千難和百般意外。這場學生流亡運動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抗日戰場，是必須在80年后重述表彰的抗戰成果。

歌樂山門頭不難重建，流亡者腳印難以忘卻！

挽救中研院，傅斯年回贈“大禮包”

可見，上醫大批師生能從日軍鐵蹄下順利轉移并恢復教研工作，其首功當歸朱恒璧。一介書生何以在亂世中指揮八方統籌全局，其實他早已幾經錘煉。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位于滬北戰區中心的國立上海醫學院，在日軍轟炸中全部被毀。當時成立才五年的醫學院雖小，師生加起來不過百人規模，但醫護群體全數投入救護行動，成立戰地臨時救護隊，依托位于租界內的紅十字會總醫院，臨時搭建救護與復課設施。未曾料到的是，這次行動為5年后爆發淞滬大戰時，上醫再次參與戰地救護積累了實戰經驗。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表現出西方人所熟知的愛國主義。人民大眾開始崇拜這些敢于笑對生死的南方青年士兵。當我看到一個熟識的、本來很嬌氣的、喜歡唱歌的中國女孩來到前線抬擔架的時候，我發現中國終于被某種東西震醒了”！外國記者對中國新青年的正面評價，應該也包括了對上醫學子的看法。

1937年8月淞滬大會戰打響，國立上海醫學院的規模已經擴大，擁有中山醫院、紅十字總院和澄衷肺科療養院三家教學醫院，師生和醫護總數比5年前擴了幾倍。尤其值得強調的是，位于滬北前線的澄衷肺科療養院，便是國民革命軍前線總指揮張治中將軍的指揮部，設在醫院中心號稱臥龍崗假山之頂的四角亭里。是年剛剛開業的中山醫院，則轉身為滬上第六救護醫院，設置222張病床，堅持一線救護共計38天，收治傷兵404名。門急診包扎傷員數以千計，協助轉運后方不計其數，一直堅持到華界被攻破，中山醫院落入日寇魔爪。上醫創始人之一朱恒璧教授，趁日軍尚不敢貿然挑釁國際聯盟，帶領師生退入租界后繼續抗戰，另設第23救護醫院，布置540張病床，傷患救護足足歷時159天。

1939年，朱恒璧指揮一支七零八落的流亡上醫隊伍向西南進軍，一路顛簸仍盡力協助內地軍民抗疫治病。當年夏天，昆明北郊水源上游霍亂疫情突起，流亡至此的中央研究院，通過云南衛生廳向同樣淪落天涯的朱院長求救。上醫立即行動，組織以39屆畢業生張治道為隊長的防疫小分隊，帶上珍貴的藥品器材，入駐中研院附近的破廟。一周內指導11個村落，包括地質所、中國營造學社和資源委員會等重要機構的駐地，落實防疫宣教和消毒病菌，三周內接種疫苗數千人，沒有再出現新的患者，晚期病人也逐漸治愈。

中研院負責人傅斯年先生當即揮毫“弘濟生民”予以感謝。他宴請朱、張二位貴人，拍著胸脯說，重慶教育部方面他有渠道，并立即聯系上剛出任衛生署長的金寶善，直接協助上醫最終落腳歌樂山。重慶期間的上醫，特意在成渝公路沿線設立衛生防疫和教學基地，指派多位不同年級的學生各司一站，直至抗戰勝利。其中38屆的畢業生顧學箕是我80年代讀研期間的系主任兼研究生班總導師，他曾親自主編過詳盡的上醫抗戰史料，但該專著低調到連許多上醫教授都不知曉。此書在其身后被我發現，命中注定我必須書寫上醫，此乃后話。

早在1936年淞滬抗戰之前，國民政府意識到日軍侵華情勢惡化。中華醫學總會4月17日在滬召集16個醫藥團體，討論聯合救護事宜。5月6日正式成立紅十字總會救護委員會，王正廷、杜月笙和劉鴻生為正副主席，朱恒璧等7人為常務委員。41人的執委會中，包括了上醫院長顏福慶長女顏雅清，他本人被聘為總干事。也就是說，上醫社區從一開始就沒有缺席過抗日這件關系民族存亡的大事件。后來朱恒璧正式出任上醫院長的10年里，大部分時間處于抗日最兇險的關頭，他身先士卒擔當表帥。1950年起，朱恒璧在杭州一隅悄度晚年，不再提及往事。直到科學的春天降臨，老人家耄耋之年再出馬指點學問。好人壽長必有后福！

變成將軍的醫學博士

國立上海醫學院在從重慶歌樂山回到滬上楓林校區的最初幾年，由當時大權尚在的朱恒璧院長做主，引進重用了曾任國民革命軍軍醫署長的沈克非中將，以及擁有軍銜的榮獨山少將和郭秉寬少將，三人均成為上醫的一級教授。后二位在我入讀上醫時，仍為學生主講專業課程。80年代中后期，榮獨山和林飛卿夫婦還設立榮林氏獎學金，資助不少上醫學子在改革開放之年，出洋深造。

林飛卿與任紅十字救護隊代理總隊長的榮獨山在全面抗戰之初在北平完婚，但新婚夫妻無緣一起生活。榮林氏的愛情相當感人，婚禮上榮獨山表態：“今天我們舉行這場婚禮，有兩層意思。第一，按張先林教授的話，就是顯示我們中國人的志氣，我們不怕！刺刀加身，該干什么，就干什么！第二，我們的林可勝（1897-1969）主任去南京已經2個月了，至今沒有消息，我要代表大家到南京去。找到林院長，看看他有什么困難，及早給大家一個消息”。

榮獨山去南京找老師林可勝，參加抗戰救護工作，林飛卿提出一起去，但最后林飛卿卻獨自前往湖北工作。林飛卿給榮獨山信中寫道：“親愛的獨山，我在湖北黃梅,和陳文貴隊長一起為抗戰的將士們做救護。兇狠的日本鬼子使用了毒氣彈，我軍沒有防化設備，黃梅被敵人占領了。我們自制了石灰水，讓士兵潑到陣地上，讓士兵們把衣服弄濕，用濕毛巾系上ロ鼻，繼續戰斗！他們真是好樣的！勇敢的士兵又將黃梅縣城奪了回來。親愛的獨山，雖然不能在你身邊，但是我每天都在為我的病人——士兵們英勇負傷、殺敵報國的精神所感動，能被他們所需要，能為民族的抗戰而奉獻自己的愛，這就是我最大的滿足。”

林飛卿將其所學專業知識應用到抗戰救護現場。“我的飛卿已經適應了戰爭時期的艱苦生活”，榮獨山評價愛妻說，她由一個北平“嬌小姐”成長為抗日救護隊隊員。

《湖南抗戰日志》也曾記載，“衡陽2個月內有2000多人死于細菌戰”。榮獨山、陳文貴、林飛卿全身穿著隔離衣，每日檢查病情，救治鼠疫患者。新婚的榮林倆，二十四小時戰斗在隔離病房，當地醫院一對不知道這是夫妻。他們也沒時間在院外租房，休息時就在醫院輪休宿舍打個盹。上班見面用擺手或眼神來交流問候，穿著厚厚的隔離衣不能有身體接觸，但林飛卿體會到榮獨山在為自己加油，感到很溫馨、很幸福。

我至今無法完美詮釋，到底出于何種人文素養，才會促使許許多多像榮獨山這樣，出身于無錫大富大貴榮氏家族的子弟，青少年時期積極參與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運動，而立之年忘我投身抵御外敵的民族戰爭，義無反顧，沖鋒陷陣，從未落伍。

將軍中的醫學巨擘

位有所不知，危及生命卜的醫療救護隊總隊長。歷決心，忍受喪妻

而前文提及的被榮獨山等人甚為惦念的林可勝是何許人也呢？林氏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求學于愛丁堡大學，27歲赴中國任職于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時還不怎么會說中文，1925年成為協和首位華人系主任，也是中國生理學的奠基人。1949年他拒絕了蔣介石給予要職的邀請，出走美國，后成為首位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華人科學家。就是這么一位學術巨擘，在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辭任協和教授，專職紅十字總會救護隊總隊長，投身抗日，為建設中國軍醫隊伍立下大功。

在中國入緬甸對日作戰的遠征軍軍醫建制中，醫務室是最接近前線的醫療單位。它的上級指導單位，包括野戰醫療分隊和紅十字救護總隊，其最高指揮官正是海歸醫學博士林可勝上將，可以說，他是海內外華人在民族危機時刻，同仇敵愾共同抗日的符號性人物。

時任遠征軍38師師長的常勝將軍孫立人，憶及首次與林博士不期而遇，竟是在奔赴前線的滇緬公路上。早在孫立人做基層稅警團團長時，就聞曉林博士風靡全軍的救死扶傷功德。抗日數年間，兩者各自服役在戰場前線，未料直至遠征軍集結，方才成為同一戰壕里的戰友。

抗戰時期的林可勝

1937年前，中國正規軍中的軍醫建制，規模尚小且不健全，根本不足以應付現代化戰爭的慘烈救護。抗戰全面爆發后，海外留學期間對一戰現場救護稍具經驗的林博士，首先拉起一支以協和醫院師生為主的紅十字救護隊，臨時上陣應對。我曾在就讀大學期間，學生腔十足地向生理學主講請教中國生理學奠基人林博士學術事跡。這位還身兼黨務主管的老師，面對學生隨意涉及教科書外的國軍將領的往事，面露鐵青之色，令我恐懼，恐怕他也內心糾結。

1941年遠征軍組建后，暫時待命云南邊境，準備遠赴緬甸參戰。但關鍵時刻，林可勝還未起步就遭遇坎坷。原本醫者學人只是秉持救死扶傷的紅十字基本理念，但歷史關頭平添了意識形態差異下的不斷的政治干擾。他一邊忍受國民黨當局的“左傾”指控——過去數年間林博士盡其所能在醫藥設施與人才技術上援助延安八路軍，一邊依靠其聲望繼續與國際醫療救護團體緊密合作，掌握著從民間渠道接收的大量醫藥資源。

這位來自南洋的華僑子弟，毅然放棄了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的輝煌前程，出任生死未卜的醫療救護隊總隊長，為此他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價。1942年日寇占領新加坡后，為勸降林可勝，以其在新加坡的老父與妻女相要協，使林可勝眼看著妻女被抓作人質，直至被殘害致死。家仇國恨加強了林大夫全力抗日的決心，忍受喪親之痛后，他再次說服深愛自己的新戀人，倆人一道出國參加遠征軍。

全球華人抗戰史療愈身份政治之痛

我熟悉的醫學史中，還有一位取得軍銜的海歸醫學博士何宰羹少將。他曾在滬上國防醫學院做系主任，是我媽媽好友何阿姨的父親。何阿姨家住江灣的醫學院校園，從小對身著將軍服的父親印象深刻。制服上的中正劍是他的標配，但配劍時的他大概從未想到自己醫學博士的職業前途終究被時局斷送了。1949年后，這位軍醫教授把蔣介石送他的飛往臺灣地區的機票，塞進抽屜深處，想象著在大陸一心行醫，與家人們共度未來的生活，但結局是革職發配杭州，落寞余生。

我自幼年懂事起，一直對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自卑。文革后期，童年剛剛過完的我，被中學里的頭頭找去面談，這是壓垮我少年時代自信的稻草。當時讀書好但出身不好的學子，必須宣誓與黑色家庭劃清界限，方有被革命隊伍接納的可能。恰如長篇非虛構文學作品《老兵不死》里作者描寫的，過去數十年間，抗日老兵們大都不愿多談往事，直到老之將至，還深處身份認同與自我否定的困局。此般抗日老兵及其后裔的茍活狀思維，也是我家長輩們的人生。

這種源自生存環境的外來陰影一直跟隨我至三十歲，長達三十年的人生都茍且在社會邊緣，因此從未自覺意識到宏大的抗日衛國的正面敘事，會與我的身份歸屬有什么關聯。直到我有幸在改革開放時出國留學，同散落世界各地的方氏族親續上舊緣，才從長輩們的口述與文字材料中得知，原來我家先人中也不乏在國民政府中任職并積極投身抗戰的祖輩，此中種種先按下不表。我終于恍然大悟，全球華人同心同德的抗日偉業，從未在記憶中消失，無論后世身份如何都可歌可泣。

于是，我以抗日后裔的全新體驗，在上海文匯報“筆會”副刊上講述了華裔二代張純如如何舍命記敘南京大屠殺的事跡，還講述了當年紐約唐人街的華工如何幾乎人人捐出一年收入來支援祖國抗戰。

美國《時代周刊》刊發過一張照片（如下圖），照片折射著那個年代一批來自富庶家庭的高學歷子弟毅然從各大專院校轉學進入杭州筧橋的中央航校，繼而出國培訓駕駛最新戰斗機的歷史。這批高、富、帥的國軍飛行員，大部分不到三十歲就戰死在祖國上空。抗戰8年，以身殉國在藍天的國軍官兵，累計達4321人。

1942年5月美國《生活周刊》封面

這張照片曾被遠征軍醫務室貼在墻上，是支撐駐扎此處的中外醫療隊員抗日的精神源泉之一。它也與我的文章一起在“文匯筆會”上刊出。我將從故紙堆中挖掘出來的千般抗戰故事，或大人物的，或小人物的，盡可能記述下來，期待與更多華夏后裔世代傳唱這段共赴國難的贊歌和悲歌。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閱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復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說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眾號內聯系后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