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走出家門的人》：現代性的逃逸者

“如今，面對歷史洪流的劇烈動蕩，人們越發傾向于退守到那些每寸土地都盡在掌控的小空間里。那些被世界嚇得魂飛魄散之人，常幻想自己是孤巖上的修行者，或是奢華安逸的現代隱士。”

原文作者｜帕斯卡爾·布呂克內

《不愿走出家門的人》

作者：[法]帕斯卡爾·布呂克內

譯者：邱丹丹

版本：浦睿文化｜岳麓書社 2025年11月

面對困擾我們的種種弊病，我們怎能不追思19世紀一個鮮為人知的文學思潮？它既針砭浪漫主義的矯揉造作，又質疑精英的保守主義。法國大革命之后的歐洲似乎被撕裂成兩個陣營：一方是商人和企業家，他們埋頭工作、積斂財富，服膺于理性計算的冷酷邏輯；另一方是反抗者，他們分裂為波希米亞式的放蕩不羈者與反對資本主義新秩序的革命者。他們唾棄庸俗的資產階級及其壓迫性的社會規范。在政治領域，無政府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抗議聲此起彼伏，而在美學領域，藝術家與年輕畫家的叛逆之言不絕于耳。

然而，在這場對峙中，一個屈指可數的第三陣營悄然浮現——生活的逃逸者。他們既不反抗，也不工作。他們拒絕自己的時代，選擇對存在發起罷工，并以各自獨特的方式詮釋這一立場。即便浪漫主義自1830年起逐漸左傾，試圖洗刷其被指責為資本主義遮羞布的惡名，這些逃逸者依舊無意加入任何陣營。他們既拒絕資產階級，也拒絕反資產階級。在他們看來，躺平的人生與夭折的人生共享同一條軌跡。這群革命風暴中的逆子不愿為未來播撒種子，而是希望未來成為一片貧瘠的荒原。他們既不創立學說，也不追隨學派，而是將這條思想暗線潛藏在過去兩百年的諸多作品之中——從德·梅斯特到佩雷克，以及其間閃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薩特、貝克特和卡夫卡（盡管這些作家并不完全符合這一思潮）。他們唯一的激情是扼殺激情，唯一的欲望是壓抑欲望。即便是普遍存在的中產階級平庸，在他們眼中仍顯得過于喧囂躁動。這些平民渴望的是一種絕對的寧靜。無須宣言、不用綱領，僅憑一股冷卻一切的意志，便足以成為治愈現代世界癲狂的最佳解毒劑。這些平庸的追隨者信奉無為的真理，推崇靜止的偉大，執著于米歇爾·維勒貝克口中“低空飛行的存在”（l’existence a basse altitude）。

在法國文學中，最先贊頌室內生活的作家，非澤維爾·德·梅斯特莫屬。1795年，他寫下了《在自己房間里的旅行》（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這是一部與以往那些描寫冒險遠行與英雄征服的敘事背道而馳的作品。德·梅斯特因與一名皮埃蒙特軍官決斗而被軟禁于都靈，正是在這段幽禁時光中，他創作了本書。德·梅斯特堪稱“反盧梭”式的人物：盧梭是永不停歇、不知疲倦的云游者，曾徒步穿越過歐洲大陸的部分地區。而德·梅斯特則被法庭判罰，被迫在一間僅有一名仆從的豪華房間中度過漫長的禁足期。作者用42章細致地描述了這間房間的種種魅力所在：從睡榻到衣柜，從愛犬羅西娜到仆人喬內蒂，從書籍林立的書架到墻上精致的銅版畫。這間房間，最終成了書中的真正主角，它不僅是作者沉思的空間，更是激發靈感與遐想的精神舞臺。維克多·雨果在《一個死囚的末日》（Dernier jour d’un condamne a mort）中便借鑒了這一敘述手法。這場“靜止之旅”是對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歷史創傷的一種回應。正如薄伽丘的《十日談》（Décaméron）中的那群青年男女，為逃離1348年肆虐佛羅倫薩的黑死病選擇隱居鄉間。德·梅斯特同樣謳歌了這種能夠保護人們免受世間丑惡的避世狀態。深陷幽禁之中的他意識到，即便生活再困苦，只要有一個小小的避難所，人們仍能憑借閱讀、遐想與夢境，擺脫痛苦，超越苦難，而不會因此感到屈辱或低人一等。

原地旅行有其獨特的優勢，無須花費分毫，不必承擔風險，窮人可享，膽怯者適宜，懶惰者尤愛。“起來吧，怠惰之民！”來場無須遠游的旅行吧！這種“室內想象力”引導人們從床榻到單人沙發，再從單人沙發到玄關，強調的不是直線前行的高效，而是曲徑通幽的自在。這種體驗看似單調卻不乏妙趣。“溫暖的爐火、幾本書、幾支筆，便足以抵御無聊。而當我們放下書和筆，專注于撥弄爐火，任思緒翩躚，沉浸于溫柔的冥想，或隨性編撰幾句詩行來取悅友人時，那更是無盡的愉悅！時光便在這樣的靜謐中悄然滑落，無聲地墜入永恒，而我們卻絲毫不曾察覺其悲傷的流逝。”在溫暖舒適的床榻上，作者展開翩然想象，踏上一場通往最奇幻世界的精神之旅。閱讀德·梅斯特的作品時，仿佛在翻閱2020年那一年中層出不窮的“隔離日記”。房間成了無數潛在旅行的起點—盡管這些旅行從未真正發生過。德·梅斯特為仆人與愛犬的忠誠潸然淚下；當他凝視那位優雅的公爵夫人肖像時，靈魂便能“瞬間跨越千萬里的距離”。他與著名學者及古希臘哲人（如柏拉圖）展開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這部作品看似自嘲幽默，敘述中亦不時自我解構，然而，這場旅行卻在無聲中催生了人造的狂喜和虛妄的驚嘆，在對封閉生活頌揚的背后，潛藏著對逃離的深切懷念。德·梅斯特以輕盈筆觸掩飾內心的苦澀，并從斯特恩的《感傷的旅行》（Voyage sentimental）中汲取靈感，由此開啟了長達兩個世紀的自我探索的文學潮流。這部充滿諷刺與智慧的作品，后來被無數次模仿，甚至在1798年還出現了一部名為《我口袋中的旅行》（Un voyage dans ma poche）的作品。

如今，面對歷史洪流的劇烈動蕩，人們越發傾向于退守到那些每寸土地都盡在掌控的小空間里。那些被世界嚇得魂飛魄散之人，常幻想自己是孤巖上的修行者，或是奢華安逸的現代隱士。正如澤維爾·德·梅斯特所言，房間“這片令人陶醉的國度，蘊藏著世間所有的美好與財富”。這種室內想象與對牢獄的想象何其相似，盡管兩者的處境天差地別。眾所周知，許多前囚犯終生都攜帶著牢獄的烙印。即便獲釋后，他們仍會本能地重構那片狹小的空間，因為監獄早已滲透他們的日常生活，如影隨形，緊附于肌膚之上。有些人甚至會美化這段經歷，視其為某種意義上的“伊甸園”。讓·熱內便具備這樣的天賦。那些他在監獄中結識的惡棍和罪犯，在他的筆下，搖身一變，化身為王子、貴族與才華橫溢的詩人。男娼女盜在他的文字中，皆被賦予了尊貴與優雅，他們的言談舉止仿佛弗朗索瓦·維庸或克萊芙王妃再世。

此外，文學中還存在一個獨特的“療養院文學”傳統，而其最高成就，莫過于托馬斯·曼的《魔山》（La Montagne magique）。這部小說講述了飽受挫折的愛情、躺椅上的激烈交鋒，以及對山下那個即將滑向戰爭深淵的世界的冷峻譴責（故事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療養院仿佛是一座蜂巢，社交在這里極為微妙而復雜，交往的尺度取決于肺部的健康狀況與咳嗽的劇烈程度。在這個特殊的社交空間里，病人們被分為兩類：一類是終將被悄然送走的高貴病人；另一類則是頑強抵抗病魔并幸存下來的見證者。

不可否認的是，人們常常沉溺于日常瑣事所帶來的詭異而扭曲的快感，那種感覺，仿佛陷入沙漠流沙——緩慢下沉，難以抗拒。面對“如何不去生活”這一奧秘，不同時代、不同敏感度的人都曾給出過各自獨特而微妙的答案。在眾多回應中，瑞士作家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耶爾（Henri Frédéric Amiel）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我們這一“敘事性貧乏”命運的本質。這位日內瓦大學的美學與文學教授，耗盡畢生心力，寫下了長達17000多頁的歲月長篇。在這部日記中，阿米耶爾以一種近乎強迫癥般的細致執著，記錄了那些微不足道、稍縱即逝的日常片段。每天的特征不在于發生了什么，而在于幾乎什么都未曾發生，唯一的區別通常只在于天氣的變化。日復一日的魅力，恰恰隱藏在昨日與今日、今日與明日之間那微乎其微的差異之中——一種純粹名義上的區別。萬物在無盡輪回中不斷重復，但每一次，都會帶著細微卻無法忽視的不同，使得每一天都顯得獨一無二。除了三餐這類生物性的規律活動能暫時打破時光的單調外，阿米耶爾寫作的真正目的正是捕捉那些曇花一現的細節。

阿米耶爾是個復雜而多面的人：作為知名學者與日內瓦大學文學教授，他享有極高的社會聲譽；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卻過著一段隱秘而孤獨的平行人生——一段由幻想織就的夢境人生。在這條“夢中之路”上，他沉浸于對未曾寫就的書籍的構想、對未能娶到的伴侶的想象（他的情感生活極為貧乏），以及對從未啟程的旅行的憧憬。作為一個執拗的優柔寡斷者，他被“可能性的無限變幻”所吞噬，最終選擇退居人生的幕后。那部細致入微的日記，成為賦予其人生意義的唯一舞臺。世上并不缺少日記作者，但唯有阿米耶爾以驚人的執著持續書寫著這份平淡之美，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平庸之王”。

比起那位曾是偉大的戰士與旅行者的德·梅斯特，阿米耶爾將對平凡的推崇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看來，“微不足道”并非指乏味或瑣碎，而是指尚未被賦予意義的事物。這是一種對細節的探索，一種以“微小之物”構建敘事的自覺選擇。他的日記猶如一座紙上圣殿，供奉著一位將在自傳體虛構文學中大放異彩的新神明——“微小之物”。他悉心描摹這些微不足道的片段，將它們精心演繹：心情的細微波動、瑣碎的日常逸事、突如其來的頭痛和消化不良、呼吸時的輕微不暢、萊芒湖上光影變幻時的恍惚眩暈，以及那些生活中稍縱即逝的微小傷痛——這一切看似平凡無奇，卻共同構成了生命中那被忽視的日常散文。最終，這些點滴日常交織匯聚，凝結為一場靜默而深邃的生活冒險。

阿米耶爾癡迷于制訂時間表，試圖將未來囚禁在日歷的牢籠中。他發現，要想填滿時間，絕非易事。若無法真正做到，至少可以嘗試精確地規劃它，細化到每一分鐘。他曾寫道：“我整整連續花了八個小時，才制訂出這個冬天的時間表。”這并不僅僅是一場為了逃避生活而精心策劃未來的詭計，更是一種試圖借助對未來的掌控感來逃避當下的策略。只要將時間以剛性的規劃錮入僵化的日程表中，人便不再是茫然無依的過客，而是一個在未來某個時刻被期待、被認可的存在，一個能夠逃避突如其來的變數之人。放眼當今文壇，阿米耶爾最杰出的精神繼承者，當數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他那長達4000頁的自傳體巨著《我的奮斗》（Min Kamp）以極致現實主義的手法，細致入微地記錄了生活的點滴，并因此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這種現象恰恰反映了當代文化的深層偏好：人們越發傾向于追求真實，而非沉溺于虛構。

梅爾維爾筆下的經典形象，巴托比。

再看梅爾維爾筆下的巴托比（Bartleby），那位曾經勤奮盡職的抄寫員，最終卻化作一只憂郁的濱螺。這位抄寫員是19世紀文學中，最偉大的“消極英雄”之一，承襲了中世紀修士的衣缽。當他試圖反抗命運時，就如同布瓦爾與佩庫歇曾狂熱地想要匯編那個時代的全部知識，最終只是疲憊不堪地回歸了抄寫員的本職工作。巴托比曾在華爾街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用那句后來廣為人知的拒絕宣言：“我寧愿不做”（I would prefer not to），拒絕了上司的要求。這句奇特的否定式肯定曾令數代哲學家與文學家為之困惑：這位終日面對白墻的抄寫員，最終以身死囹圄收場。他以自己的方式成為一個“小巨人”。

這是一個蒼白無血色的角色，他不同于布瓦爾與佩庫歇——兩人曾被貪欲般的求知沖動驅使——巴托比只是一個被分派到一張簡陋的書桌前，從事簡單事務的職員。巴托比的故事便是對“消極抵抗”的最真實寫照：他以那種消極而固執的姿態、陰郁冷漠的傲慢將上司和同事徹底拖入了深深的疲憊與困惑之中，直至故事落幕，他依舊固守著那份平庸的古怪。這位抄寫員之前曾在華盛頓的廢信局工作，負責復制那些無處投遞的信件，他復制生活，卻從未真正體驗生活。正如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所言：“他咀嚼的，是已經寫就的文字。”然而，這份機械的抄寫終究令他陷入厭倦與麻木，他停下了手中的筆，賴在老板的辦公室內拒絕離去，直至被驅逐。核對、謄寫、傳遞——這份單調乏味的工作，曾是修道院中修士們的職責，在幽暗的書室中，他們將成千上萬的希臘與拉丁文本，從遺忘的深淵中拯救出來。而巴托比正是柏拉圖洞穴與修士牢房的交匯點：在那棟19世紀灰暗的寫字樓里，沒有光影變幻，只有沉悶的塵埃；若生于今日，他或許會是某棟不知名的寫字樓中，在開放空間或靈活工位上工作的程序員。

巴托比以“蒼白、呆滯、機械”的神情進行抄錄工作。而每當上司或同事提出請求時，他便會以那句令所有人崩潰的話來回答：“我寧愿不做。”這份沉默，在辦公室中引發了無數猜測與憤怒。漸漸地，這個讓-路易·博里（Jean-LouisBory）口中的“靈魂罷工者”放棄了一切工作，被逐出辦公室，最終死于監獄的冰冷牢房。寧愿不做：這既是拒絕接受，也是否定拒絕；是一種選擇“否定”，卻未徹底切斷與肯定的關聯。這句話，是對所有其他話語的否定。最終，巴托比迎來了生命的永恒沉默。梅爾維爾并不僅僅是這部被雅克·德里達稱為“龐大的小書”的作者，他更是那部描繪“流動的巨獸”白鯨莫比·迪克的《白鯨記》（Moby Dick）的創作者。如所有偉大的小說家一般，梅爾維爾在無限宏大與無限微小中發現了新大陸。而借助巴托比，他探尋了“微觀的極致”，那種哪怕在蒼白無力中也能展現出的強烈張力。

PS：本文為《不愿走出家門的人》第12章《現代性的逃逸者》。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帕斯卡爾·布呂克內；摘編：張進；編輯：張進。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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