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部下90年代赴美，問他夫人劉景容：他知不知道我們是地下黨

1992年8月，廣東省委常委楊應彬結束在紐約的學術訪問，剛踏上返程的航班就收到友人遞來的舊報——香港《文匯報》報道張發奎骨灰遷回韶關的消息。這一眼，把他拉回戰火紛飛的1938年，也讓他決定在香港轉機時登門拜訪張發奎夫人劉景容。飛機落地后，他沒有多停留，直接趕往跑馬地藍塘道69號。

門一開，已近古稀的劉景容仍神采奕奕。寒暄幾句后，兩人坐到客廳最里側的藤椅上。楊應彬半是玩笑地拋出一句：“當年我們在司令部里忙進忙出，大王可曾看穿我們的底細？”夫人輕輕晃動手里的茶杯，笑而不語。片刻，她才慢慢吐出一句：“他知道你們立場不一樣，但那份名冊，他不想看，也從來沒問。”

一句話，讓楊應彬心里暗暗發緊。五十多年前，他奉命進入國民革命軍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外人看來只是一名少年文化工作者，實際上卻是隱蔽的特支成員。隊里十名骨干，個個肩負統一戰線任務，周恩來曾當面對他們說——“這支隊伍是穿進國民黨外衣的輸電線，不能斷。”

時間撥回1937年8月。淞滬前線炮火震天，張發奎率第八集團軍進入東戰場，司令部急需政治宣傳骨干。郭沫若從上海匯總了一張四十余人的名單，遞到張發奎案頭時，順手補了一句：“里頭多是左翼，你要不要換人？”張發奎抬頭，神情冷靜：“打日本，先挑最能干的；至于牌子，等勝了再說。”結果，這四十余人順利抵達前線，其中四分之一后來被證實為中共黨員。

張發奎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并非一時沖動。第一次、第二次東征時期他就與葉挺、葉劍英打過交道，深知這些年輕人能寫能講還能鼓動士氣。服務隊成立不足三個月，已在部隊刊物、戰地夜校、醫護慰勞上做出聲勢。唯一的麻煩來自南京：蔣介石拒絕在集團軍中設置政治部。張發奎干脆以“戰地服務隊”替代，人員編制、通訊經費甚至比正規政治部還優厚——外界譏笑他“養虎為患”，他只回一句：“士氣高，才打得贏。”

1940年秋，服務隊形式上解散，成員被分散到司令部、兵站、警衛團。一張隱形網絡由此鋪開：左洪濤管文書室，楊應彬戴少尉銜在作戰科跑圖紙，杜國庠則混到財務處核糧餉。蔣介石隨后下令“限制異黨”，要求各級軍政人員一律入黨。張發奎翻閱司令部聯系冊，遲遲不肯把這幾個人遞上去，最后還是自己寫了封勸導信：“參加也行，不參加也行，總得有人留在這里做事。”勸說未果，他就把信壓進抽屜，再未追問。

楊應彬危險最大。中央軍校第四分校審干時，從他口袋里翻出幾封談論“民族解放”的信，軍統要人審訊。張發奎先發電報，夸楊“學業甲等、操行端正”，隨后又派副官送去親筆信：“此人我保。”軍統只能作罷。日后楊應彬回憶：“那封信等于一張保命符。”

抗戰勝利后，統一戰線任務日漸艱險。1945年9月，楊應彬與鄭黎亞訂婚。婚禮請柬上第一致謝人寫的正是張發奎。席間，張發奎端著酒杯，話里有針：“到底是不是共產黨？要是一個是一個不是，可就麻煩咯。”賓客哄笑，他也不深追。禮成當晚，楊應彬透過張發奎聯絡，護送東江縱隊北撤的船只悄然離開深圳灣。

局勢很快滑向內戰。1947年夏，特支奉命撤離。楊應彬以“去南洋做生意”為由向張發奎請假，被一口回絕。第三次申請時，他把家眷也帶到司令部大門外，張發奎沉默良久，批下“準假三月”。轉身，他吩咐警衛：“護送到碼頭，不許跟船。”同年冬天，廣州行營懸掛通緝令——罪名只是“擅離職守”。楊應彬暗嘆：若真貼上“共黨嫌疑”，港英當局會立刻抓人；此番通緝不過是一層保護膜。

1950年代，張發奎退居香港，公開場合仍以“反共將領”自居，但私下卻頻頻為舊部牽線，籌措內地探親手續。1980年3月10日，他病逝香港。一周后，葉劍英托新華社發布訃告，字數不多，卻提到“抗日功績”。這份官方肯定，讓外界第一次意識到：國共之間并非只有對抗，也有曖昧而微妙的合作。

張發奎去世十二年后，骨灰歸葬韶關。廣東省有關部門不僅出面安排儀式，還邀請左洪濤、楊應彬等“老部下”在現場致辭。現場沒有彩帶、沒有禮炮，只有黃昏薄霧和幾聲暮鼓。一位記者事后感慨：“敵我早已翻篇，唯有一件事沒變——懂得用人者，總被人記得。”

再回到1992年的客廳，劉景容徐徐合上茶蓋。楊應彬站起身，向老夫人鞠躬致謝。話沒再多說，他心里卻像添了塊石頭：多年來的猜測得到答案——張發奎并非不知，而是選擇不說。或許正因如此，第四戰區特支才能在槍火與清剿之間存活九年，直到完成歷史使命。這場跨越半個世紀的默契，就此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