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總囑咐要把這戰打成示范戰，徐向前心領神會：放心讓他們來看

1955年9月27日，北京懷仁堂里金星閃耀。授銜儀式剛一結束，有記者湊到徐向前身旁追問：“元帥，對哪一仗最難忘？”徐向前頓了幾秒，只回了四個字：“響堂鋪戰。”隨后，他舉手敬禮離開會場。短短一句，倒把許多人拉回到十七年前那個并不起眼的小山村。

1938年初，第二戰區的防線在日軍機械化浪潮下搖搖欲墜。閻錫山連夜拔營，中央軍相繼退守，八路軍卻被推到最前沿。正是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氛圍里，朱德被任命為東路軍總指揮，并被賦予“統一調度”之權，名義上可指揮晉綏軍和中央軍。然而，會場上的和氣并沒有改變事實：國民黨軍對于“紅軍那一套”依舊排斥。對朱德來說，要想讓這些頑固將領開竅，僅靠說教根本無用，必須拿一場硬碰硬的戰例做文章。

3月中旬，朱德、劉伯承抵達沁陽小東嶺村，召集東路軍高級軍官會商。開會過程頗顯尷尬：彭德懷介紹游擊戰思想，臺下卻頻頻傳出哈欠聲。曾萬鐘忍不住嘀咕：“游而不擊，那還算打仗？”朱德沒有爭辯，而是收到129師快馬遞來的“響堂鋪伏擊計劃”。那份電文像一把鑰匙，正好打開了朱德需要的那扇門。

彼時，日軍已占領臨汾、長治等重鎮，后方補給線拉得極長，同蒲鐵路與邯長公路成為生命線。為了掐斷這條動脈，劉伯承決定再打一記悶棍，不過本人必須去沁陽開會，只能讓副師長徐向前全權負責。徐向前精心勘察地形，選定河北涉縣西南的響堂鋪：一條峽谷，兩側千米高地，谷底便是邯長公路，天然的口袋陣。部署一旦完成，東面援敵將被772團牽制，西面援敵被769團堵死，主力則埋伏在谷北后寬漳一線。

計劃送到沁陽，朱德看過后只提出一個附加條件：請國民黨軍軍官到現場觀摩。“我要他們親眼看看八路軍怎么打。”徐向前平靜回應：“放心，讓他們來看。”

3月30日晚，各參戰部隊依次進入預定陣地。為了不打草驚蛇，村口全部封鎖，任何人畜不得通行。徐向前在前沿指揮所向通信員交代最后命令：“敵人不鉆口袋，絕不鳴槍；一旦鉆進來，封死兩端，務必干凈利落。”

3月31日清晨，霧色尚濃，前方派出所誤報“東陽關日軍兩百人向蘇家峧運動”。消息一傳到指揮所，空氣頓時凝固。若真被敵軍搶占制高點，伏擊便前功盡棄。徐向前思索片刻否決撤退提議，只讓一個營加強警戒，并派參謀偵看。十點不到，偵察結果反饋：所謂“日軍”只是老鄉趕馱隊。虛驚一掃而空，全體依舊潛伏。

11時許，山道另一端終于出現馬達轟鳴。根據觀察哨記錄：車輛一百六十余，官兵四百上下，火力配備明顯強于普通輜重隊。這支隊伍正是森本浩少佐指揮的第四兵站汽車隊。前車穩穩駛進響堂鋪，后車隊尾剛拐進峽谷，徐向前斬釘截鐵發出電令：“封口——打！”

一瞬，山谷兩側爆豆般槍聲連成一線，正面、側翼手榴彈同時開花。日軍猝不及防，被迫下車搶占公路兩側。可山體陡峭，機槍根本擺不開，而八路軍早已循溝壑貼山而下，三五成群逼近對手。僅十余分鐘，日軍汽車被打得起火爆炸，濃煙直沖山腰。正在谷外觀摩的曾萬鐘望著濃煙，不由失聲：“真像天安門禮花。”朱德卻淡淡回應：“禮花放完，還有主菜。”

半小時后，東陽關與黎城方向的增援部隊果然出現，卻被772團與769團死死卡在山口。既不能前進，也無法回撤，只能遠遠看著主力被切割。13時整，槍聲逐漸稀落，峽谷底部只剩零散抵抗。八路軍戰士沖上汽車，熟練地把汽油桶、彈藥箱、面粉袋一一轉移，還牽走了日軍配屬的騾馬。伏擊持續不足兩小時，日軍全線崩潰，森本浩本人負傷被俘，隊伍431人，生還者不足40。

當繳獲的午餐罐頭被搬到山梁觀摩席時，劉伯承看了看懷表：“說好兩個時辰，差三分鐘。”曾萬鐘苦笑著拱手：“五臟六腑服了。”連一向冷眼旁觀的朱懷冰，也被數據震住——169輛汽車成了戰利品，折算相當于國民黨一個師整年編制裝備。

示范效應立竿見影。同年4月，晉南戰線的會商里，再沒有人質疑游擊戰術；而晉綏軍部分團長甚至主動提出向八路軍學辦干部訓練班。蔣介石電令閻錫山“加強與朱德部協作”，語氣罕見地緩和。更重要的是，八路軍在敵后作戰的威信大幅提高，為隨后千里挺進冀魯豫奠定人心與資源基礎。

歷史往往在細節中轉折。倘若朱德當初僅滿足于“打贏一仗”而不刻意邀觀摩，國民黨將領或許仍舊固守成見；倘若徐向前因虛假情報撤兵，示范戰便胎死腹中。一次戰斗，改變的不僅是戰場局勢，還有不同陣營對彼此實力的重新評估。從這個角度說，“放心讓他們來看”不只是自信，更是一種戰爭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