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義德的長子杜軍，向許世友介紹海軍裝備，許：是營職干部了吧

　一九八二年初春的旅順軍港還帶著寒氣，碼頭上灰黃的海霧讓桅桿若隱若現。就在這天清晨，北海艦隊某驅逐艦支隊接到通知：海軍政委杜義德和中央顧委委員許世友即將登艦考察。艙面立刻忙碌起來，年輕的航海長杜軍被點名負責裝備講解。誰也沒想到，幾小時后，他與許世友的一問一答，被艦上老兵津津樂道了多年。

　時間稍微往前撥一點，杜軍這一屆水面艦艇學校畢業生本該留在北京。然而，杜義德看完分配表，只留下一句話：“先去基層，海浪能教會孩子很多東西。”于是，杜軍背著行囊來到黃海前線，起初只是普通大頭兵，值夜、洗艙、修鍋爐樣樣搶著干，后來憑著扎實的專業知識晉升為航海長。

　基層的摔打并不好受。有一年冬天，艦上值更時突然掉下一根凍得像鐵棍的木梁，砸在他的鋼盔上，三顆門牙當場折斷。送到海軍總院后，護士在病例上空著的“家庭聯系人”一欄寫上了“父親：杜義德”。院方這才發現，這位受傷的大頭兵竟是海軍最高首長的長子。議論聲很快傳到司令部，有人提出要追究艦領導責任，杜義德聽完冷著臉說：“處理事故就按條例，他是我兒子不代表要開特殊通道。”

　也正因為這份“沒后門”的教育方式，杜軍在支隊里混出了名聲——技術過硬、話不多、吃苦不喊累。艦首的老班長說：“這小子做事跟碼表一樣精準。”等到一九八二年春天的那次首長登艦，他已能獨立完成全艦航線測算和火控數據校驗。

　上午十點，許世友拄著拐杖踏進艦橋。他當時已帶病行動，呼吸聽得出沉重，卻堅持每層甲板都看看。杜軍遞過防滑手套，簡明介紹火控雷達升級方案，用到的專業數據一口氣報出——射頻、波束、載頻……許世友聽得眼睛放亮，在艦橋望窗前拍了下扶手，側頭問一句：“小伙子現在營職了吧？”聲音不高，卻壓過了引擎低鳴。氣氛忽然微妙。杜軍剛想回答，身后的杜義德搶先：“他還是個隊級骨干，資歷不到。”許世友哈哈一樂，沒有再追問，而船艙里不少干部暗暗點頭：老杜依舊那股子較真勁。

　視察結束的合影里，許世友坐在中間，杜義德站右側，杜軍蹲在第一排。照片洗出后貼在支隊走廊，底下夾著一行字——“講裝者杜軍”。多年后新兵問：這人什么來頭？班長總會笑說：“裝具是他講的，規矩是他爹教的。”

　說到規矩，不得不提杜家院子里的“早操號”。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杜義德剛調回北京，每天六點吹口哨，全家集合跑步。鄰居以為他在搞軍事演習。吃飯更講究，一勺米粒落桌，立即被點名：“撿回去。”這種生活方式延續到孩子們成年。結果是，杜軍進部隊的第一天就能把被子疊成方塊，連炊事班都跟他學。

　有意思的是，杜義德嚴格歸嚴格，一旦孩子們真上戰場，他又緊張得像鋼絲繃滿。次子杜偉調空軍后主動申請到云南前線，在貓耳洞里蹲了百余天。野戰軍副司令去視察，發現這位小伙子發燒還堅持站崗，立刻下令送后方救治。消息傳到北京，杜義德難得露出笑：“這下曉得什么叫老山苦。”可轉身他就追著部隊要第一手傷情報告，生怕耽誤。

　一九八三年夏，海軍系統組織外語骨干考試，成績前十名可赴美考察。杜軍卷子交得漂亮，卻在公示前夜被通知名額另作安排。年輕血氣上頭，直接找到父親“理論”。傳聞里那晚父子一句沖突——“要么給說法，要么讓人轉業”。杜義德只回兩字：“隨你。”第二個月，批文下來，杜軍脫下了海軍藍。

　轉業后他被安置到地方財稅局，從螺旋槳換算盤，看似跨度大，但干起活仍然精準到秒。幾年間考下經濟師資格，后臺依舊沒動用父親的電話。熟人打趣：“你這不傻么？”他回答很直接：“規矩沒商量。”

　老人的九十大壽那天，北京郊外的小院坐得滿滿當當。子女們輪流敬酒，杜義德端著杯子只說一句：“都挺好。”桌上沒有豪奢佳肴，最多的是家常小菜。一位戰友半開玩笑：“首長，您家還是那個‘小軍營’味。”杜義德點頭：“味道別丟，兵味在，心就正。”

　二〇〇九年九月五日，杜義德走完他九十七年的人生。治喪名單里，杜軍的名字只是“長子”，后面沒有任何頭銜。海軍老首長看完名單沉默很久，說了句：“這家教，夠硬。”

　如今旅順軍港早換了新艦，新一代官兵也大多不識照片上的年輕航海長。但那句對話仍偶爾被提起——“是營職干部了吧？”一個問，一個淡淡接住，答里沒有顯擺，沒有推諉，只有一把尺子：軍人同列，規矩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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