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母親章含之的婚姻，女兒洪晃直言：她就是太把男人當回事兒了

2008年1月的北京，下了一場并不大的雪。守靈的廊檐下，51號四合院的朱紅大門半掩，朋友們前來吊唁章含之。屋里人聲低低，卻壓不住院子里那種突兀的空蕩——主人走了。對洪晃而言，母親的離世只是意料之外的節點，更深的沖擊，是隨后遞來的法院傳票：外交部要求她把這處宅子交回公家。她盯著公章怔了幾分鐘，心里升起一個念頭——這事怕是要動她的根。

章含之這一生，總繞不開“男人”二字。血脈之謎奠定了開局：生母出身寒微，生父是富家公子，彼此之間沒有婚約。孩子生下便成棘手累贅，雙方你推我擋。最終，擔任代理律師的章士釗看不過眼，把小嬰兒收至膝下。此后“小章含之”搖身成“章士釗之女”，命運被重新寫了封面。

1949年，北京剛改名“北平”又復稱“北京”。章士釗舉家北遷，沒有房產，只得投宿朋友宅院。對少女章含之來說，擁擠的后罩房也浪漫——因為洪君彥會來讀書、聊天。兩人都十四五歲，字典里沒有“門當戶對”，只有“看得順眼”。這段青澀愛情拉了足足八年，等到1957年成婚，那些年寫的情書能摞滿一抽屜。

1959年初夏，周總理探望章士釗，見老友攜子孫蝸居，眉頭緊鎖。當晚回中南海，他向主席作了匯報。沒多久，史家胡同51號的鑰匙送到章家。周總理的話洪晃后來聽母親學過：“房子永遠歸行老和家眷居住，由你們管理。”一句話，保下了三代人的棲身之所。

洪晃在這里長到學齡前。某天她把母親縫紉機里的梭芯扔得不知去向，章含之氣得舉著拖鞋滿屋追，“打不打？打！”小姑娘撒腿躲到外公背后吐舌頭。外公拍拍她的頭，向女兒搖手：“孩子嘛，又不是故意。”那一幕，被洪晃記了一輩子。

然而甜蜜日子并不長。1970年，洪君彥把精力埋進教學和學術，章含之則調入外交口，奔波在各種外事接待上。作息、圈子乃至思維方式開始錯位。1972年冬末的某天，洪晃放學，父親牽她坐341路公共汽車。車到東四，他松開小手：“以后爸爸不回去了，記住別跟同學說哭。”十二歲的孩子沒哭出聲，卻把冷風吸進肺里，嗆得眼淚直掉。

協議離婚后，章含之沒做“單身母親”太久。喬冠華——當時的外交部發言人——成了她的伴侶。兩人辦完手續，一同搬回51號。周總理當年的那番周全，被再一次兌現。

洪晃成年后，對這段再婚始終抱保留態度。她說：“她就是太把男人當回事兒了。”并非針鋒相對，而是立場不同。在母親眼中，夫妻是圍墻，女人要留在墻里；在女兒這里，圍墻是可有可無，步子邁出去天地更大。

1973年，洪晃被送往美國讀書。21歲，為了留在紐約，她和律師安德魯閃婚。手續辦得快，感情退得更快。幾年后各奔東西，離婚文件直接用EMS寄到住所。第二次婚姻發生在回國之后——她被《黃土地》驚艷，迷上當時名氣不大的導演陳凱歌。26歲嫁32歲，熱情大過理性。陳凱歌苦日子里需要傾聽者，熬到《霸王別姬》橫空出世，他需要的是另一種配合。兩人很快走到分手的岔路。外界只記得“陳凱歌前妻”這個標簽，洪晃對此笑言：“標簽挺輕，我背得起。”

后來她又嫁法國外交官，再后來和室內設計師組成家庭。婚姻像航次，靠岸、換船、再出發，她并不避諱。對于母親，她卻常掛一句：“她把男人擺得太高，最后難免失望。”

再把目光拉回那座四合院。喬冠華去世后，章含之獨守老宅。院子里的紫藤依舊每年爬滿花架，她卻愈來愈少往外走。2008年告別儀式那天，洪晃摸著青磚，心想母親是安心的——可三個月后，騰房訴訟把她拖進現實。

“騰房是刨了我的根。”面對記者提問，洪晃只說了這一句。章士釗當年接受的，是“行老和家眷永遠居住”的口頭承諾；共和國法律體系完善后，沒有產權證就等于沒有憑據。程序層層推進，她明白勝算極小，卻還是委托律師應訴。她不是為了留下一處宅子，而是想給老一輩留下的那句話一個正式說法。

案件拖了幾年，結局眾所周知——房子回歸國家機關。院門重新刷漆，門口掛上新單位牌子。街坊有時看見洪晃經過，也就點點頭。有人問她可惜不？她擺擺手：“樹挪死，人挪活。院子在人心里，比在腳下牢靠。”她的聲音平穩，沒有感慨也沒有怨。說完，轉身走進胡同深處，背影沒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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