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于會泳服毒自殺，他說：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

1975年初，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對四屆人大關于政府組成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討論到文化部部長的人選時，周恩來本來準備讓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擔任此職，但是吳德已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他以工作太忙為由而婉拒。

吳德

周恩來又提議由原文化部長茅盾再次擔任此職，但張春橋和江青都不贊成。最終江青提名于會泳當文化部部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贊成，于會泳的提名就這樣通過了。文化部部長名義上是歸總理和一位副總理領導，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這個部只能歸江青領導。

于會泳上任后，跟著“四人幫”干了很多壞事。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 “四人幫”害怕人民悼念周恩來，便壓制悼念周恩來的活動。1月9日，于會泳派人通知文化部各單位在悼念期間不準戴黑紗，不準設靈堂，不準送花圈，還要求文藝團體照常進行文藝演出活動。于會泳此舉受到了文化界廣大干部的質疑。

后來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于會泳緊跟“四人幫”，全力以赴。“四人幫”在擬定他們上臺后“組閣”的中央領導班子時，于會泳被列為副總理人選。

于會泳和江青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文化部，于會泳也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

于會泳在被隔離審查期間，對于自己緊跟“四人幫”十分悔恨，寫了近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但于會泳對自己今后的出路還比較樂觀，他覺得自己在“運動”中沒有干過什么壞事，還做過不少如保護浩然、汪曾祺等作家的有益的事； 自己跟隨江青等人辦的一些事情，只是奉命行事，不辦也不行；自己有錯誤，沒大罪，自己參與搞的樣板戲，毛主席、周總理也是喜歡和肯定的；周總理還稱贊過自己……

于會泳認為，隔離審查結束后，中央會給自己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文化部部長是不能再當了，但總可以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即使自己回不了上海音樂學院，還可以回膠東老家的縣文化館或縣劇團當一名普通干部，搞搞文藝工作。

于會泳

但于會泳沒想到的是，1977年8月，華國鋒在黨的“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直接點了他的名，把他定為“四人幫”骨干分子，稱馬天水、于會泳、遲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搶者”。這給于會泳以沉重打擊，讓他的精神接近崩潰，當天晚上，他一夜未眠。

第二天，于會泳找專案組談話，他在表示認罪服罪的同時，請求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期望這位組長能聽聽自己的意見，但他得到的答復是：組長工作忙，沒有時間和他談話。于會泳徹底絕望了。當看守人員向上級報告于會泳神志恍惚、有異常表現時，上級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沒有對他采取其他措施。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在院子里散步時，發現廁所窗外有一只瓶子中盛放著足以使人穿腸爛肚的“來蘇水”，他便趁看守人員不注意，將這只瓶子挪到自己經常洗臉的位置。這天下午，于會泳午睡起來去廁所洗臉刷牙后，將“來蘇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濕毛巾捂著帶回了自己的房間。

當天晚上，于會泳提筆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遺書是這么寫的：

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只有一死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希望你們永遠緊跟英明領袖華主席和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革命到底。

晚上8點左右，于會泳毅然決然地將自己刷牙杯中的“來蘇水”喝了下去，當他被人發現時，已經處于昏迷狀態。隨后于會泳被送到醫院緊急搶救，但終因搶救無效，于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于會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干、死黨，屬于敵我矛盾性質，本應依法提起訴訟，追究刑事責任，但因本人已自殺身亡，故對他不予起訴，撤銷于會泳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于會泳（左）

1997年，《音樂人文敘事》創刊號（年度學刊）上發表了于會泳的作品《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系研究》，作為音樂家，他仍然被人們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