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對四屆人大關于政府組成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討論到文化部部長的人選時,周恩來本來準備讓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擔任此職,但是吳德已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他以工作太忙為由而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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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
周恩來又提議由原文化部長茅盾再次擔任此職,但張春橋和江青都不贊成。最終江青提名于會泳當文化部部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贊成,于會泳的提名就這樣通過了。文化部部長名義上是歸總理和一位副總理領導,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這個部只能歸江青領導。
于會泳上任后,跟著“四人幫”干了很多壞事。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 “四人幫”害怕人民悼念周恩來,便壓制悼念周恩來的活動。1月9日,于會泳派人通知文化部各單位在悼念期間不準戴黑紗,不準設靈堂,不準送花圈,還要求文藝團體照常進行文藝演出活動。于會泳此舉受到了文化界廣大干部的質疑。
后來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于會泳緊跟“四人幫”,全力以赴。“四人幫”在擬定他們上臺后“組閣”的中央領導班子時,于會泳被列為副總理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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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會泳和江青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文化部,于會泳也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
于會泳在被隔離審查期間,對于自己緊跟“四人幫”十分悔恨,寫了近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但于會泳對自己今后的出路還比較樂觀,他覺得自己在“運動”中沒有干過什么壞事,還做過不少如保護浩然、汪曾祺等作家的有益的事; 自己跟隨江青等人辦的一些事情,只是奉命行事,不辦也不行;自己有錯誤,沒大罪,自己參與搞的樣板戲,毛主席、周總理也是喜歡和肯定的;周總理還稱贊過自己……
于會泳認為,隔離審查結束后,中央會給自己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文化部部長是不能再當了,但總可以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即使自己回不了上海音樂學院,還可以回膠東老家的縣文化館或縣劇團當一名普通干部,搞搞文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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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會泳
但于會泳沒想到的是,1977年8月,華國鋒在黨的“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直接點了他的名,把他定為“四人幫”骨干分子,稱馬天水、于會泳、遲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搶者”。這給于會泳以沉重打擊,讓他的精神接近崩潰,當天晚上,他一夜未眠。
第二天,于會泳找專案組談話,他在表示認罪服罪的同時,請求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期望這位組長能聽聽自己的意見,但他得到的答復是:組長工作忙,沒有時間和他談話。于會泳徹底絕望了。當看守人員向上級報告于會泳神志恍惚、有異常表現時,上級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沒有對他采取其他措施。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在院子里散步時,發現廁所窗外有一只瓶子中盛放著足以使人穿腸爛肚的“來蘇水”,他便趁看守人員不注意,將這只瓶子挪到自己經常洗臉的位置。這天下午,于會泳午睡起來去廁所洗臉刷牙后,將“來蘇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濕毛巾捂著帶回了自己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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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晚上,于會泳提筆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遺書是這么寫的:
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只有一死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希望你們永遠緊跟英明領袖華主席和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革命到底。
晚上8點左右,于會泳毅然決然地將自己刷牙杯中的“來蘇水”喝了下去,當他被人發現時,已經處于昏迷狀態。隨后于會泳被送到醫院緊急搶救,但終因搶救無效,于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于會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干、死黨,屬于敵我矛盾性質,本應依法提起訴訟,追究刑事責任,但因本人已自殺身亡,故對他不予起訴,撤銷于會泳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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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會泳(左)
1997年,《音樂人文敘事》創刊號(年度學刊)上發表了于會泳的作品《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系研究》,作為音樂家,他仍然被人們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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