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由徐向前擔任二野統帥，戰績是否會有不同？

解放戰爭中，劉伯承和鄧小平搭檔是二野“劉鄧大軍”的靈魂，這一著名搭檔在政治、軍事和部隊建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眾所周知，二野是主要是由八路軍129師發展而來，而129師的主體是紅四方面軍，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與這支部隊有著很深的淵源，那么，如果解放戰爭中由徐向前擔任二野統帥，會否取得不一樣的戰績呢？

徐向前是我軍歷史上最杰出的戰術大師之一，尤其擅長在兵力、裝備劣勢的情況下，通過精妙的戰術組合（如“圍點打援”、運動殲敵）取得輝煌勝利。

他在紅軍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的表現（如指揮臨汾戰役、晉中戰役、太原戰役）證明了其指揮大兵團作戰和攻堅的卓越才能。

在徐向前的率領下，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發展到川陜的壯大，解放戰爭初期將山西地方部隊整合成能打硬仗的華北野戰軍主力，都體現了這一點。

徐向前的作戰風格以果斷、堅決、敢于打硬仗、惡仗著稱，有時為達成戰役目的會下險棋。

與很多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的統帥相比，徐向前的性格更偏向于純粹的軍事家，對政治工作雖然重視，但并非其首要長項。

由此可以分析，假設徐向前統帥二野（及其前身部隊）可能會帶來哪些變化呢？

第一、可能更早、更大地取得一些戰術性勝利

挺進大別山時期（1947年）：如果是由徐向前指揮千里躍進大別山，以其精于在機動中尋找戰機、善于在劣勢中周旋的特點，可能會通過更多的小規模戰術勝利，更有效地打擊和調動國民黨軍，減輕部隊的損失和非戰斗減員。

但挺進大別山的根本戰略目的是“犧牲局部，改變全局”，其困難主要是無后方作戰的客觀條件造成的，任何指揮員都難以完全避免嚴重消耗。

淮海戰役時期（1948-49年）：這是最能體現差異的領域。淮海戰役中，中原野戰軍（二野）在包圍黃維兵團后，面臨的是火力強大的國民黨軍精銳。

歷史上，中野為挺進大別山付出了重裝備損失的代價，攻堅能力不足。如果這支部隊一直由徐向前這樣擅長以弱勝強、善于組織攻堅和打硬仗的統帥來建設和指揮，那么在中原戰場出現時，其火力、攻堅能力和技戰術水平可能會更強。在圍殲黃維兵團時，過程可能會更迅速、代價更小。徐帥可能會更早、更主動地尋求與華東野戰軍（三野）進行更大規模的戰役配合。

第二、在部隊建設和風格方面，或許會將二野打造成一支更具“硬核”戰術素養的部隊。

二野可能會更早地形成一套非常系統、高效的戰術訓練體系，尤其擅長步兵攻堅、野戰和運動戰。部隊的戰術執行力和韌性可能更加突出。

部隊的“氣質”可能會更偏向于“專業硬朗的鐵軍”，與歷史上二野那種“胸懷全局、堅韌不拔、善打巧仗”的風格有所不同。

第三、戰略和政治方面，可能面臨新的挑戰。

解放戰爭不僅是軍事戰，更是政治戰、全局戰。劉鄧組合中，鄧小平作為卓越的政治委員，確保了部隊絕對服從中央的全局戰略（哪怕需要做出巨大犧牲，如挺進大別山）。

徐向前作為軍事天才，在戰略大局的絕對服從和執行上可能不會有問題，但在將軍事行動與復雜的地方政權建設、群眾動員、統一戰線等政治工作無縫結合方面，可能不如劉鄧組合那樣渾然一體、得心應手。這在大別山和后來的大西南工作中尤為重要。

在需要高度協同的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中，他與粟裕（三野實際指揮者）等將領的配合能否像劉陳鄧那樣形成“黃金組合”，不能確定，劉伯承在幾大戰役中體現出的寬厚和大局觀，在協調方面是巨大優勢。

因此，可以說，如果徐向前統帥二野，軍事上，可能會更“銳利”，在具體的戰役指揮和部隊戰術能力上，徐向前統帥的二野很可能表現得更具攻擊性和戰術創造性，在某些硬仗中可能打得更加精彩，代價更小。

戰略和政治上，可能面臨更大考驗，解放戰爭的勝利是軍事、政治、經濟全方位的勝利。二野承擔的戰略任務（如挺進大別山、解放大西南）都遠遠超出了純軍事范疇。劉鄧組合的“軍政雙優”、“無條件服務全局”的特質，很可能是當時中央的最佳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

徐向前元帥作為頂尖的軍事家，在全面統籌一個戰略區的黨政軍工作時，可能不如劉鄧那樣全面和平衡。

綜合而言，這個假設可能會讓第二野戰軍的“戰史”更增添一些傳奇的戰術勝利，但很可能無法復制或超越歷史上劉鄧大軍為整個解放戰爭全局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戰略貢獻。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劉伯承的“軍神”之智、鄧小平的“政治之魂”與徐向前的“戰術之劍”各有千秋，他們都在最適合自己的位置上為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

解放戰爭中，徐向前帶病指揮，在他的崗位上，已經充分發揮了他的軍事才能；而將劉鄧放在統籌中原/二野的崗位上，或許是歷史選擇的最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