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組部副部長拒平反冤假錯案被中央免職回廠當工人

1977年的秋天，北京二七機車廠迎來了一位特殊的"返廠工人"。

這個人三年前還在中南海辦公，手握著全國組織系統的大權，是貨真價實的副部級干部。

短短幾年時間，她從裝配車間的普通女工一路升到中組部副部長，又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從云端跌落，重新回到機器轟鳴的車間。

這一切究竟是怎么發生的？

高淑蘭1942年出生在天津郊區一個窮得叮當響的農民家庭。

16歲那年，也就是1958年，她進了鐵道部北京二七機車廠當學徒工。

裝配車間里全是重活累活，一個小姑娘家家的，干起來特別吃力。

那個年代講究的是聽話、肯吃苦、政治覺悟高，高淑蘭這三樣都占全了。

1969年，27歲的高淑蘭當上了車間調度，同年入黨。

這在當時已經算是不小的進步了。

1972年，還沒到而立之年的她就坐上了車間黨支部書記的位子。

要知道，那個時代的車間黨支部書記可不是個虛職，管著幾百號工人的思想工作和生產安排，說話很有分量。

真正讓高淑蘭一飛沖天的是1973年。

那一年黨的十大召開，需要選拔工人代表進入中央委員會。

高淑蘭被推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一個30出頭的車間黨支部書記，就這樣跟那些久經考驗的老革命坐在了一起。

這個跨度大得讓人咋舌。

1975年，高淑蘭調到共青團北京市委當書記。

屁股還沒坐熱，三個月后就被調到中組部任核心小組副組長。

1976年10月特殊事件后，她正式被任命為中組部副部長。

從車間工人到副部級干部，高淑蘭只用了不到二十年時間，而真正的火箭式躥升只用了三年。

1976年10月之后，中組部的大門幾乎被擠破了。

那些年受了委屈的干部和群眾，終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每天天還沒亮，中組部門口就排起了長隊。

有白發蒼蒼的老干部，有淚流滿面的家屬，有拿著厚厚一摞材料的申訴人。

中組部的辦公室里，申訴材料堆得跟小山似的。

有些案卷厚得一個人都抱不動。

這些材料背后，是一個個被耽誤的人生，是一個個支離破碎的家庭。

有的人蹲了十年監獄，出來時已經不認識自己的孩子了；有的人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的人含冤去世，留下老母親和年幼的孩子相依為命。

那時候的中組部應該是最忙碌的機關之一。

按理說，新任的副部長應該夜以繼日地處理這些積壓案件，盡快讓冤屈的人得到昭雪。

老百姓都盼著呢，那些受了冤枉的干部更是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組織上。

中南海的高層也在催，葉劍英、鄧小平、陳云這些老一輩革命家，都明確表態要盡快平反冤假錯案，讓黨的干部重新站起來工作。

高淑蘭上任后的表現讓很多人大失所望。

面對堆積如山的申訴材料，她的態度出奇地冷淡。

每次有人來找她要求復查案件，她總是說："這個案子當初是經過上級批準的，不能說翻就翻。"

或者說："證據不足，還需要繼續調查。"再不就是："要按程序辦理，不能亂來。"

這些話聽起來好像挺有道理，講程序講證據嘛。

可問題是，那些冤假錯案本身就是不講程序不講證據搞出來的，現在要平反了，還要什么證據？

很多案子明明白白就是整人，連當初辦案的人自己都承認搞錯了，可到了高淑蘭這兒，就是過不了關。

有老干部等不及了，直接找到她辦公室。

人家都六七十歲了，在外頭風吹雨淋了十來年，就想要個公道。

高淑蘭倒好，端著茶杯慢條斯理地說："組織會考慮的，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這一等又是幾個月過去，啥消息都沒有。

更讓人上火的是，有些案子明明已經查清楚了，材料都準備好了，就等著最后簽字蓋章。

可是送到高淑蘭那兒，她翻來覆去地看，就是不肯下筆。

有人問她到底哪里不滿意，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就是拖著不辦。

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在北京召開。

高淑蘭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理所當然要參加大會。

會議期間，有代表專門找到她，問中組部的平反工作進展如何。

這些代表里有不少人自己就是受害者，或者親人朋友受了冤枉，對這個問題特別關心。

高淑蘭的回答還是那一套："工作正在進行，需要時間。""不能操之過急，要穩妥處理。""有些案子情況復雜，需要進一步核實。"

聽起來好像說了很多，仔細一想全是空話套話，一點實質性的內容都沒有。

會場上有人當場就不樂意了。

一位老同志站起來，聲音都在發抖："我們等了多少年了？現在形勢都變了，為什么還要我們等？我的老伴就是因為等不到平反，含恨去世的。你們中組部到底還要拖到什么時候？"

面對這樣的質問，高淑蘭顯得很不自在。

她支支吾吾說了幾句，還是那些老掉牙的說辭。

臺下一片嘆息聲。

很多人心里都明白了，指望這位副部長來主持平反工作，怕是靠不住。

會后有人把這個情況反映到了更高層。

中央領導聽了以后非常重視。

那個時代的中國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撥亂反正刻不容緩。

中組部的工作關系到成千上萬干部的前途命運，關系到黨的威信和人心向背，怎么能讓一個思想僵化的人把持著？

1977年秋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了一次專門會議，討論中組部的工作問題。

會上有人直接點名批評高淑蘭："這個同志提拔太快了，缺乏基層工作經驗，思想上還停留在過去?，F在形勢變了，她跟不上啊。"

有領導說得更直白："中組部是干什么的？是為黨選拔干部、管理干部的。現在這么多老同志等著恢復工作，這么多冤案等著平反，她倒好，天天講程序講證據，就是不辦事。這不是添堵嗎？"

葉劍英發了話："中組部的工作必須調整。我們要找那種敢于擔當、敢'下油鍋'的人來主持工作。

那些該平反的案子，要抓緊平反；該恢復工作的同志，要盡快安排。不能再這樣拖下去了。"

會議的結論很明確：高淑蘭不適合繼續擔任中組部副部長。

她的問題不是品德問題，也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思想認識跟不上形勢，在關鍵時刻沒有站對立場。

對于這樣的干部，組織上要做出調整。

決定傳達下來后，高淑蘭自己也很震驚。

她可能沒想到，自己按部就班地工作，怎么就犯了這么大的錯誤？

可是中央的決定沒有商量的余地。

1977年秋天，她被免去中組部副部長職務，調回北京二七機車廠。

重新回到二七機車廠，高淑蘭的身份徹底變了。

以前她是從這里走出去的明星，是工人階級的代表，是大家羨慕的對象。

這回回來，雖然沒有人明說什么，但空氣里彌漫著一種微妙的尷尬。

廠里給她安排的工作也很普通。

先是在住宅環衛處，負責一些后勤雜務；后來在醫院黨支部，做些基層黨務工作；再后來干脆到了家屬管理委員會，處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這跟她之前在中南海辦公，跟全國的干部問題打交道，完全是天壤之別。

高淑蘭倒也沒有鬧情緒，老老實實地干著分配的工作。

也許她心里明白，這次調動不是組織對她的懲罰，而是對她的糾正。

她在關鍵時刻沒有做出正確的選擇，就要承擔相應的后果。

從云端跌落到塵埃，這個代價不可謂不大。

外界對這件事議論紛紛。

有人說高淑蘭太可惜了，年紀輕輕就當上副部長，前途本來一片光明。

也有人說她活該，那么多老干部等著平反，她卻在那兒當"絆腳石"，不調她調誰？

更多的人從這件事里看到了中央的決心：不管你以前多風光，不管你官多大，只要在撥亂反正的問題上拖后腿，一樣會被拿下。

這個案例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震動。

很多干部從中看到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歷史已經翻篇了，誰還抱著舊思想不放，誰就會被歷史拋棄。

平反冤假錯案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必須做、馬上做、堅決做的大事。

那些還在猶豫觀望的人，趕緊調整自己的思想認識，跟上時代的步伐。

高淑蘭的命運轉折說明了一個道理：在歷史的重大關頭，個人的選擇往往決定了個人的命運。

她本來有機會在撥亂反正的偉大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為那些受了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讓自己的名字和這段歷史連在一起。

可她錯失了這個機會，選擇了保守和僵化，結果被時代的洪流甩在了后面。

高淑蘭從副部長到普通工人的經歷，不是一個簡單的官員升降故事，而是那個特殊年代中國社會大轉折的一個縮影。

她的遭遇告訴我們，思想的僵化比能力的不足更可怕，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站錯隊比犯一般性錯誤更致命。

那個年代需要的不是循規蹈矩的官僚，而是敢于擔當、實事求是的改革者。

歷史不會等待任何人，跟不上就會被拋棄，這是亙古不變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