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子,柏林政治圈與德國商界,像是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平行時空。
政府口中滿是“去風險”“降依賴”“技術安全”,一副要和中國在關鍵領域拉開距離的強硬姿態;而企業那邊,則在財報會上、媒體采訪中,不厭其煩地重復一句大實話和中國做生意,是德國制造業的現實命根子,不是哪個部長的一紙文件就能切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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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馬克龍年內訪華、強調中歐合作不能被綁架,后有德國外長瓦德富爾短暫宣布訪華,又在節骨眼上“臨時耍賴”,外交節奏忽冷忽熱,像是在兩條路線之間搖擺。
一條是政客對著攝像機講的“價值觀外交”,另一條則是德企用真金白銀投出的“市場選票”。
而越來越明顯的是,前者愈發高調,后者愈發不耐煩。
因為德企已經算清了賬:政府要的是政治姿態,企業要的是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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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誰來為“脫鉤”買單,答案根本不用多想。
柏林忙著拆網,企業掰著算損失
德國政府搞對華“去風險”,選擇下手最猛的,是電信網絡。
跟在美國后邊,柏林開始把華為當成技術政治化的突破口,先要排除在6G之外,再一步步從5G核心網清退中國設備,時間表甚至精確到2026、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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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上去非常“安全優先”,但一旦牽扯到錢,故事立刻變了味道。
為了補償運營商被迫更換設備帶來的損失,德國政府準備掏20億歐元當補貼,看似出手大方。
但換個角度看,這筆錢不過是把本來可以用在基礎設施升級的預算,硬生生擠出一塊來填上政治窟窿,而真正巨大的成本,還得各家公司自己扛。
德國電信粗略估算,要替換自家網絡中的華為設備,至少得花11億歐元,相當于去年在本土資本開支的近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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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達豐與西班牙電信在德國的子公司也算了一筆賬,換設備要砸掉七億左右歐元,幾乎吞掉年度核心投入的五分之一。
問題是,這幾家運營商的利潤本來就在下滑,正愁怎么省錢,如今又被要求拆掉一整套本來運轉良好的網絡,再花巨資重建一遍。
更扎心的現實,還在后面。
德國全國大概八萬多個移動基站,其中有一半以上,都用的是華為的無線接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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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電信三分之二的5G無線網靠華為,沃達豐超過一半的站點也是。
技術測試告訴他們,華為的設備不僅性能領先愛立信和諾基亞一到兩個代差,能效更高,價格還便宜一截。
這在企業眼里,不是什么“政治風險”,而是實打實的競爭優勢。
現在讓他們把這套體系挖掉,重新鋪一遍歐洲設備,光工程工期就要拖上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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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網絡故障率上升、下載速度下降、鐵路調度延遲、貨運效率下降,全都是實實在在的連鎖反應。
德國鐵路只要替換幾百個華為基站,就要拿出幾億歐元,還要承受多年施工帶來的運營風險。
此時此刻,再去聽政客說“安全是值得的代價”,任何一個算得清賬的企業家,恐怕只會在心里翻白眼。
于是,反對聲開始從幕后走到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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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電信公開放話,說政府的時間表根本不現實;西班牙電信在德國的公司則直截了當表示,如果真被強制拆換設備,不排除把政府告上法庭。
政客們想用“安全”兩個字遮住一切,但企業知道,這個鍋,一旦真背上,先壓垮的一定是自己的資產負債表。
嘴上說“去風險”,腳步卻邁向中國
如果說在電信設備上,德國政府還能硬生生壓著企業往前推,在更廣闊的對華經貿領域,德企的“用腳投票”已經清清楚楚寫在項目和投資計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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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柏林的對華表述里,“降低依賴”“重塑供應鏈”“控制風險”像是必念的政治咒語。
稀土、半導體、新能源、電池、高端機床,一項項被列成“敏感清單”,一份份“對華策略文件”被鄭重其事地擺上媒體封面。
聽起來像是鐵了心,要和中國拉開距離。
鏡頭一轉,在中國的沈陽、重慶、成都、湛江、太倉,一個個德國品牌卻悄悄加大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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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擴建沈陽工廠、提高本地整車生產比例;西門子在中國西部布局新的研發中心;機床企業選擇把中國作為區域總部;蒂森克虜伯甚至把關鍵項目從德國本土挪到中國南方這些動作,比任何文件都說明問題。
德企不是不懂政治風向,而是比誰都清楚,德國經濟如今有多依賴對華市場。
連續多年,中德貿易額維持在兩千多億美元的規模,幾乎相當于德國經濟總盤子的一個不小切片。
至少百萬計的就業,直接系在對華貿易與投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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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習慣了“出口拉動”的德國制造來說,失去中國,不僅是不賺錢的問題,而是會斷一大截血管。
太倉這座江南小城,被稱為“德企之鄉”,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幾百家德國企業在那里扎根,動輒幾十年的運營歷史,讓企業家們形成了一個共識:只要中國市場還在增長,只要中國工業體系還在升級,就沒有理由離開。
相對于遙遠又起伏不定的新興市場,中德合作早已從“試驗”變成“慣性”,變成很多德企戰略版圖的中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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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么,當經濟部開視頻會討論“去風險”時,德國中小企業聯合會主席會直接拍桌子;為什么三十多家上市公司會聯名要求政府不要走上對抗路線;為什么西門子敢公開說,斷了中國市場等于斷了自己工廠的飯碗。
政客可以頻繁更替,執政聯盟可以四年一輪回,但廠房、設備、工人、訂單、供應鏈,卻不是隨便一句“戰略調整”就可以重新排列組合的。
一邊迎合美國,一邊指望中國
歸根結底,柏林如今面對的是一個結構性矛盾:對內要交代“價值觀立場”,對外要遷就美國的安全焦慮,同時又離不開中國的巨大市場與產業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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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德國政府試圖構建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在政治和安全議題上越靠越近華盛頓,在經貿上卻繼續享受與中國的互利合作。
問題在于,這種“兩邊都要”的幻想,正在被現實一條條撕碎。
在通信設備上,一邊是跟隨美國清理華為,另一邊又要確保德國網絡不停擺、企業不跳腳;在半導體領域,一邊推動荷蘭、日本加入對華限制陣營,另一邊又希望中國市場繼續購買德國高端設備;在稀土與新能源產業上,一邊談著“減少依賴”,一邊又不得不承認,從產能到技術,中國已經成了無法繞開的中心。
瓦德富爾訪華前臨時“放鴿子”,看似是外交節奏上的小插曲,背后卻是柏林在路線選擇上的猶豫與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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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帶著一堆敏感議題來中國要說法,卻又希望在經貿層面繼續留出緩沖空間;中方不愿配合他的節奏,于是行程被拖、規格被壓,氣氛自然不會好。
但無論柏林如何糾結,有一件事越來越清晰:德企已經不準備再為這種搖擺付出額外代價。
在企業眼里,真正決定未來的,不是某個部長在演講中用了多少次“風險”這個詞,而是訂單從哪來,產品往哪賣,供應鏈在什么地方能夠保持穩定。
中國不僅給德國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還提供了完整配套的工業環境、成熟的合作網絡以及不斷升級的需求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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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么,當德國政界忙著討論“脫鉤”概念時,調查顯示超過九成在華德企根本沒有撤出的打算,還有不少企業打算加碼投資。
對他們來說,所謂“脫鉤”,更多是政治口號,而不是現實選項。
畢竟,全球產業鏈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靠筑墻來“求安全”,最后往往只能換來成本飆升、效率下降、競爭力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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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國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也許并不是“如何遠離中國導致的風險”,而是:在一個中國深度嵌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時代,如果選擇與中國疏遠,那帶來的究竟是風險減少,還是機會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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