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碧輝煌的地獄：被算法吞噬的“勤勞致富”神話

當莫言在《酒國》中寫下“地獄并不像傳說中那樣黑暗無光，而是金碧輝煌”時，他揭示了一種比赤裸裸的殘暴更為精致的幻象——以輝煌表象包裹的苦難本質。這一洞見，在當下某些周期性涌現、如月經般規律的“消費苦難”新聞中，找到了恰如其分的注腳。它們將普通勞動者的艱辛生存包裝為金光閃閃的勵志傳奇，試圖在苦難的基座上，樹立一座名為“勤勞致富”的虛假豐碑。

近年來，一種高度同質化的敘事模板在輿論場反復沖刷：一位年輕人因“創業”失敗負債，隨后投身外賣行業，在短短數年內，通過“沒日沒夜”的奔跑，不僅還清債務，更攢下百萬巨款。從2024年初那位“三年攢下108萬”的上海外賣員（后被揭露身份存疑，動機不純），到2025年末這位“五年總收入140萬”的00后福建小伙張學強，故事的要素如流水線產品般整齊劃一——欠債、跑單、巨款、攢錢。情節之雷同，細節之模糊，仿佛出自同一套宣傳話術的模具。

暫且懸置對其真實性的苛刻拷問，一個更根本的質疑是：即便這些故事確有原型，它們又何以成為值得大書特書、廣泛傳頌的“正能量”？這類敘事究竟傳遞了何種價值？它顯然無法代表數百萬外賣騎手真實的、參差的生存境遇。國家統計局及相關市場調研數據顯示，全國外賣騎手月均收入多在數千元區間浮動，且收入與勞動時長、所在城市、平臺政策等變量緊密綁定，呈現高度不確定性。將極端個案塑造為普遍“榜樣”，非但不能勾勒行業的真實圖景，反而構成一種殘酷的諷刺，它無形中抹去了絕大多數從業者風雨兼程卻收入有限的汗水與焦慮。

那么，如此執著地推廣這類“神話”，其深層意圖何在？其內在邏輯似乎試圖完成一次精巧的“論證”：只要肯放下身段（“脫下孔乙己的長衫”），只要極致地吃苦耐勞，財富的大門便會轟然洞開。它旨在回應彌漫于社會的某種無力感與挫敗感，試圖用個別“奇跡”來對沖普遍的生存壓力敘事，完成對“悲觀論調”的“有力回擊”。然而，這種“拉踩式”的勵志，其潛臺詞近乎于指責那些未能“成功”的個體努力不足、韌性不夠，從而將結構性、系統性的問題悄然轉化為個人責任與道德命題。這無異于在說：看，地獄也可以是金碧輝煌的，只要你肯足夠努力地粉飾它。

這種敘事最大的悖謬在于，它公然挑釁了公眾的基本常識與日益成熟的現實感。在算法統治的零工經濟時代，平臺通過精密計算，將配送時間壓縮至極限，將配送單價維持在動態平衡的低位，其核心邏輯是成本控制與效率最大化，而非騎手財富的普遍增長。

有學者與媒體調查揭示了“算法暴政”的存在：路徑規劃無視現實路況，限時送達催生交通安全風險，評級系統制造無形壓力，而所謂的“收入天花板”在平臺規則設計之初便已若隱若現。在這種模式下，騎手的勞動被徹底數據化、碎片化，其收入與堪稱殘酷的勞動強度綁定，且隨時面臨扣罰與競爭加劇的風險。幻想在如此體系中輕松積累巨額財富，猶如期待在流沙上筑起高塔。

更值得玩味的是故事主角的行為邏輯。中國民間素有“悶聲發大財”的智慧，真正在激烈競爭中獲取超額收益的個體，往往傾向于低調以規避關注與效仿帶來的競爭壓力。那么，為何這些“外賣富翁”們卻一反常態，樂于站到聚光燈下，慷慨分享其“致富密碼”？

這不禁讓人想起牛群、馮鞏在相聲《小偷公司》中的辛辣諷刺：“好人越來越少，我們偷誰去啊？”若將“外賣神話”置于資本與流量的語境下審視，其動機或許并不純粹：可能是相關利益方（如電動車銷售、招聘中介、乃至特定平臺）精心策劃的軟性廣告，旨在制造行業繁榮假象，吸引更多勞動力涌入，從而加劇內卷，進一步壓低整體成本；也可能是流量經濟下，極端敘事更能抓取眼球、制造話題的產物。無論何種情況，勞動者真實的汗水與生存，都成了被消費、被工具化的符號。

我們并非否定勤奮與堅韌的價值，也絕非抵觸來自普通勞動者的真實奮斗故事。相反，社會亟需的是對勞動價值真誠的尊重與真實的呈現：是關注平臺用工關系的規范與騎手權益的保障，是探討算法如何注入人性化設計而非一味追逐效率，是揭示行業真實的收入結構與職業風險，是為改善這一龐大群體的工作條件與社會保障發出切實的呼吁。將個別可能被夸大或精心修飾的“成功學”案例，包裝成普世福音，不僅是對數百萬辛勤騎手的侮辱，也是對公眾智識的輕視，更是對真問題的逃避與掩蓋。

停止制造和傳播這些“金碧輝煌的地獄”童話吧。真正的正能量，源于直面真實的勇氣，源于對苦難的深切體察而非浪漫化的消費，源于致力于改善現狀的扎實努力，而非編織讓人暫時忘卻痛楚的幻夢。

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的是照亮角落的光，而不是粉飾墻壁的漆。當媒體不再熱衷于塑造逆襲神話，轉而關注如何讓普通勞動者的每一份耕耘都能獲得合理回報、每一段奔波都能享有基本尊嚴時，那才是勵志故事真正動人的開端。否則，再輝煌的敘事，也只不過是鍍在苦難之上的薄金，終將在現實的灼烤下褪色剝落，露出其下冰冷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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