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讓有選擇的人，演繹沒選擇的人生

今天想聊一下“女設計師辭職去云南送三個月外賣的廣告”的事。

至今還記得，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 “這段子編得有點離譜”，結果一查，好家伙，這事還真有。

不過，這廣告上線不到一天就被罵到下架。

有幸扒到原片看了一眼，有點哭笑不得。廣告里的女騎手妝容精致，工作清閑，送外賣被描繪成“隨時欣賞沿途風景”的浪漫體驗，三個月后還買了臺價值1.4萬元的相機，最后辦起了個人攝影展。

網友們的反應出奇一致：“送外賣是為了看風景，搬磚是為了健身，種地是為了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上吊是為了蕩秋千。”

廣告最讓人不適的地方在于，它把一份高強度、高風險、強約束的勞動，包裝成了“看風景式自由”。

真實的外賣員是什么狀態？

《2024中國藍領就業調研報告》顯示，外賣員月均收入約7496元，買那臺1.4萬元的相機需要不吃不喝工作近兩個月。

而現實是，多數城市騎手單均提成只有3-8元，一線城市頭部騎手需要日均跑單50以上、月工作超30天才能月入過萬。

這則廣告的本質其實是“富家小姐假裝窮人，到基層體驗生活的故事”。

能說出“送外賣可以順便欣賞沿途風景”的人，大概率是沒有送過外賣的；能將三個月所有收入都拿來買巨貴相機的人，大概率是不靠這個吃飯的。

兩個線索拼湊起來只有一個結果：這位小姐姐原本就是個富姐，人家這是來體驗生活的。

這廣告翻車，恰恰體現了，外賣行業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女性的“唯一選擇”。

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女性外賣員數量是51.7萬，到2025年，這個數字已經飆升至340萬。全國1400萬外賣騎手中女性占比已達24.3%，相當于每四個騎手中就有一位女性。

這些女性是誰？

社科院繪制的“騎手畫像”顯示：女性騎手平均年齡37歲，85%已婚，96.6%已育，72.8%要養未成年孩子，平均年齡比男騎手大5歲。

她們的丈夫平均年齡接近40歲，正在經歷或已經過了35歲“那道坎”。

當家里的支柱面臨降薪、裁員的困境時，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母親，不得不用電動車撐起了家里的半邊天。

這背后是經濟頹勢導致原有的“男養家，女育兒”模式難以為繼。根據鄭州某站點的統計，2024年新增女騎手中，42%是因為原單位倒閉，38%是因為崗位被智能設備替代。

大頭是服務業，貢獻了50.8%的女騎手。餐廳掃碼點餐干掉了23%的服務員崗位，超市自助收銀讓收銀員需求下降31%，45.5%的清潔工、家政阿姨被掃地機器人淘汰。

其次是制造業的流水線。19.8%的女騎手曾在工廠流水線上班，長三角某電子廠女工轉騎手的比例在2024年達到17%。因為工廠搬到東南亞后，她們既沒學歷又沒技術，只能“用電動車代替流水線”。

而教培、地產行業是重災區。2023年裁員中女性占比58%，35歲以上的中年女性再就業成功率不足20%。

外賣行業“3天培訓上崗”的低門檻幾乎成了她們唯一的選擇。

這讓我想到徐崢2024年拍的電影《逆行人生》，講的也是外賣員的故事。電影拍得挺好，可風評卻依然不討喜。

為什么？

因為這兩件事情本質上是一樣的。

女設計師去送外賣不是因為她只能送外賣，而是她選擇了送外賣，并“在工作的路上欣賞風景”。

徐崢拍了外賣員的故事，他的本心大概是好的，但在真正的底層百姓看來，這更像是資本選擇了如螻蟻一般的大眾敘事。

真正的外賣員們沒時間去影院看他們自己的故事，他們只會拼命擰動電動車的電門，不在乎又被誰消費了一次。

為什么我們如此“無法共情”呢？

我借用網友的一句問話，“為什么你們總試圖讓一群手握繽紛選擇的人，去演繹那些毫無選擇的、始終是被生活選擇的人們呢”？

那些拍廣告、拍電影的人，大概從來沒見過凌晨三點還在暴雨里送餐的騎手，沒聽過因為超時被顧客罵哭的女騎手，沒體會過爬七層樓梯送一單只賺三塊錢的辛酸。

他們坐在空調房里，編著“送外賣買相機”的童話，卻忘了真實的生活從來不是詩和遠方，而是電動車電門擰到底的奔波，是為了幾毛錢單量和系統算法的博弈，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責任擔當。

屈原曾寫，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拜托了，別再消費底層的苦難了，也別再用有選擇的人，去演繹沒選擇的人生。

當 340 萬女騎手騎著電動車穿梭在大街小巷時，她們需要的不是虛假的勵志故事，而是一份體面的收入、一點應有的尊重，和一個真正有希望的未來。

我們生活在一個最好的時代，因為每個人都能輕易找到諸如外賣員、網約車這樣的工作崗位。

我們也生活在一個最差的時代，因為這些人獲得的這些崗位，大概率會是他們此生能得到的，最后一個工作崗位。

但無論如何，都值得說一句，加油，會好起來的！